立世大智慧
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
兼容并蓄、气象冲融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
——曾国藩
曾国藩虽然属于儒家人物，甚至是一个理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其实很杂，儒道佛等百家思想他都有，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他综合各家学说，把这个“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他在记忆中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忠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己得后，就是不容易了。他说：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去大难折磨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心中，极赞孟子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养气说是孟子人生修养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学说，即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孟子的“养气”与中国古代的气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揭示：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凝聚，将使周围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化导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这大概是孟子“养气”的真正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强力壮和位高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作精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安妇之道”而已，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服，而达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刚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实之渭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础。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吗？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
曾国藩又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醉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恰，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庄子的人生态度是最达观的。庄子虽然家境贫寒，“处穷阎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但他却不为富贵所动，而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笑辞千金之重利、卿相之尊位，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一般人都求生畏死，祈求长生不死，庄子却比较超脱，“不知说生，不知说死”，甚至以死为乐。不仅妻死鼓盆而歌，就是自己死后，也主张天葬，让自己的尸体成为乌龟、蝼蚁的食粮。
曾国藩通过古代先贤，及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汲取他们人生的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也即从中年起，他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不苦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信虽是写给九弟的，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之写照!他还说：
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课也。
放翁胸次广大，益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今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如何呢？是一种无边的恬淡，和一无挂碍之乐，是即使遇上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也不受影响之乐。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此气须养。
养气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紧张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养气。养气方法不在坐与不坐，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专求信悦”，寻找快乐，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怡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地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诙谐的气氛。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为人威重，然性情幽默，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读，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戏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
曾国藩不仅批阅公文喜诙谐，于僚佐亲朋间亦是如此。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都与曾国藩友善，交往甚深。曾国藩对他们的评价：嵩焘是著述之才，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故曾国藩常戏称：
“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
立世大智慧
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下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修身砺志、每日三省
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
——曾国藩
曾国藩是一个笃实的人，平生不浮夸大言，更反对光说不练，知而不行。他在修身砺志方面也同样如此，其中的要诀有五：
其一：律己先于律人。
凡是律己以严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曾国藩一生都约束于修身自律的规范，但凡说得到的，他都努力做到：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其律己之严，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比如他立志坚持写日记，并用楷书，”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也未曾间断，可见他做事是如何地律己了。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径是律己以严，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挥将士，激励兵心。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是待自己严厉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总督，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
“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力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从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尤愧局已。”“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余未料理。悠悠忽忽，泰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可见曾国藩一生，没有一天不在严厉地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步。
其二：每日三省：
荀子《劝学篇》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如果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已”，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旦姑待，后日补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曾国藩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认为检点是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至于如何检点，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种人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其三：检束于独居。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利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他把大学三大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份内事。他说：“若看作份外事，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虽能文能诗，亦只算得识字的牧猪奴，不得谓为明理有用之人，不能整躬率物，任官莅民：朝廷若用此等人作官，无异于牧猪奴。”说得何等透彻!曾国藩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正是往古儒者诚正修齐以迄开物成务的一贯作风，把学问事功，凑成了合拍的节奏。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这十六字，是他自订的严格课程，也就是诚意慎独的极端表现。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痛自劾责力求改过的自讼之言，如：“闻誉则心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见己过而内自讼，便是曾国藩大过人处，故能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不挫屈，更于受之以虚之外，将之以动，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归之以诚，其勇猛精进，卓绝艰苦的伟大精神，实足为后人所师法。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说：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谦，“中庸”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炸。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嫌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关于“慎独”的宏论可谓透彻而精彩。
临死前两年，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如是说。
其四：静坐。
大凡人都有切身的毛病，或者是刚的恶习，或者是柔的恶习，各有偏重，沉溺既深，动不动就会发作，必须自己体察它，并终身加以治疗。
曾国藩曾告知李镜海，说他自己偏重于刚的恶习，发起恨来什么也不顾，自己深究一下病根，就是好动不好静。
后来，曾国藩在体悟到“静”的意韵后说：“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曾国藩参悟到“静”的境界的体会。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曾国藩日记中写道：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
在他的《玉箴》里的《主静箴》里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余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主静能达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而能够“神定不慑”，可谓主静之安祥。他致九弟季弟书有云：“凡行军太远，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为‘静’字可以胜之。”由此可知静乃制敌取胜的要诀。
其五：居敬。
曾国藩的《居敬箴》里说：“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日三才，俨格斋明，以凝汝命，女之不庄，代生战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治，天罚昭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