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家族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罗斯福本人也有浓厚的中国情结。在执政时期，他曾多次提到这点。
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是一位商人，曾在1857年美国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后来，他携带家人到中国香港做鸦片和茶叶生意，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罗斯福的母亲萨拉·德拉诺因此在中国居住两年，直到回国读书离开中国。罗斯福的家中摆满了从中国带回的纪念品，德拉诺家族在中国的经商史在罗斯福的脑海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对外公的在华贸易经历和母亲在中国香港度过的一段少女生活颇感兴趣，也因而对中国产生良好的印象。担任总统后，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他总情不自禁地谈起他的外公、母亲与中国的关系，也谈及他对中国的情感。罗斯福的后人在回忆录中也曾指出：罗斯福一向对中国人民怀有崇高的敬意，并且对他们的问题和开发他们潜在资源的可能性有浓厚的兴趣。
罗斯福的中国情结时常反映在他的对华政策上。
1933年1月9日，罗斯福还未上任，就约见了当时的国务卿史汀生，表示他支持不承认主义的对日政策。罗斯福的智囊团人员对此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接受史汀生的远东政策，罗斯福就给他们讲了外祖父在中国经商的故事，说总是深深地同情中国人，所以才会有此决定。但是由于当时美国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掣肘，罗斯福在援华政策上不可能走得很远。在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问起他的对华政策时，罗斯福再次回忆了外祖父的故事。史迪威对此颇有微词，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天爷，他真是糟糕透顶，我们走出门的时候快要呕吐了。
除了史迪威之外，许多人都认为罗斯福在中国事务上感情用事、肤浅、不现实。英国外相艾登也抱怨道：我们有强烈的印象，认为只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感情，罗斯福才主张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其实，罗斯福的中国情结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他之所以把那些早年的对中国所有事物的持久感情作为他对华政策的基础，除了由于他的家族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伟大民族。它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罗斯福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历史已发展到一个转折的关头。尽管中国当时还很贫穷和落后，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即将到来。许多人对他这种浪漫的中国幻想觉得不可思议，但他对此仍矢志不渝。
在对华政策上，罗斯福认为，时代的发展要求美国应该重新定位它的对华关系。就像他对副国务卿韦尔斯所说的：“殖民帝国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为了自身的安全，西方世界必须抛弃亚洲人是劣等民族的看法。平等地对待中国是防止未来东西方之间产生根本对立的最好办法。”1943年，罗斯福不仅签署了《中美新约》，而且敦促国会废除歧视中国的“排华法案”。此外，他还在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多次要求丘吉尔将中国香港归还给中国，因为“那里的居民90%以上是中国人，加之又十分靠近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