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黄沙镇像往常的数个日子一样宁静。一位身材中等穿戴普通、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中年男人，带领着十位青年学生模样的人走进了镇政府大院。
经介绍，才知道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和他的十位硕士研究生，他们找到黄沙镇是要搞社会调研，了解黄沙在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三会制度”经验。
于建嵘是从网上看到中原县黄沙镇在推行家庭联户代表制度的事迹。他详细的看完报导，以他职业性的眼光，敏锐地感觉到黄沙经验不同凡响。于是，他毅然放下正在研究的其它课题，带着他的研究生风尘朴朴地来了。到了黄沙，听完镇领导扼要的介绍，便带领他的弟子们直接下到村组去实地考查，并提出不让镇委镇政府任何人员陪同。黄沙镇的23个行政村，他们要一个不漏的了解和落实，他要与农民交朋友、谈心，并要坐下来一起讨论问题。
于建嵘在我国农村问题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又敢于仗义执言，深受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普通农民群众的敬佩和信赖。他说话时，总会习惯性的以“我们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他这个生活节俭、不拘小节的人，对“三农”问题总是执著而又特别认真。他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这些年来，对每一个农村创出的新制度，都会深入了解并加以探讨。为了搞清河北青县的农村改革模式，他在哪里一住就是几个月；为了写好上访群众的案例，了解群众疾苦而住到上访村里数月。并且跟随农民一起上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样的穿戴装扮，几乎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样子。这充分显示出他对农民、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对事业有着执著的追求。
在他心里，永远是百姓第一，民情大于天。他顽强地追求真实，为最低层的群众大声呼吁。他的评论文章屡屡在《南方周末》见报，总是尖锐而一针见血的针砭时弊，明确指出社会中那些不为人知的农民疾苦和官场丑闻。听说，有一次某单位召开“如何缓解农民上访”的工作会议，邀请于专家参加，多数学者大谈特谈农民的刁钻和不知足，更有人提出对上访者应采取硬手腕。他一听就站起来执问，你们去过上访村吗，深入到上访群众中了解情况了吗，参加过上访吗？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人能答出来，他说，不了解情况就乱发言，这样的会我不参加。说完他真的离开了会场。
目前，他认为最典型的是“青县模式”和“中原模式”。
他们不听干部说什么，要听农民说什么。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和最真实的农民心声，他要走进黄沙镇的每个村中去，亲耳听取农民对这项制度的说法。
于建嵘一行，在一个明媚的清晨，刚踏进一个不知名的村组，就看到黑鸦鸦一群人聚在一起，他们好奇地走近想听个明白。
原来，村里有个男人叫李新力，外出打工两、三年未归。在后两年中，他结识了比自己大几岁的一个离婚女人，而他就偏偏爱上了这个处处以大姐自居，照顾他无微不至于的女人。在一番犹豫之后，他还是公然把“大姐”带回了家乡来，并提出要和原配妻子花荣离婚的要求。花荣也是个性情中人，个子高高的，一付天不怕地不怕的正义作风，她说自己没有丝毫错误可言，离就离，有要男人一样过日子。一气之下她同意了离婚，只是有一条，按农村规矩，她离婚不离家，现在所住的房屋和女儿都归她所有。李新力急着离婚，不用考虑就答应了。
接下来，他们这边办完离婚手续，马上，那边就和带回来的“大姐”办理了结婚手续。
两个女人都是村里的合法村民，可村里有村规民约，一个男人只许有一个老婆享受村民待遇，眼下的李新力却有了两个老婆，在李新力一再申请村里为新妻子办理补发村民待遇时，就出现了一片斥责和谩骂声。村组也召开了几次家庭代表会议，不同意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大众不同意，组长就召开小众会议，也就是联户代表会议。联户代表们经过多次培训，又都是村里文化高的人，他们知理又懂法，一致认为李新力新妻子属于合法人员，理应享受村民待遇。但是，再把这个思想拿到村民大会上说，村民们还是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如果给了新人村民待遇，一，会支涨村里的歪风邪气，扰乱大家的良好民风；二，多一个人大家就少得一点利益的基础上，如果再有此类事例发生在多个男人身上怎么办？村里还能不能安宁？
此事看来是李新力一个家庭发生了变化，却影响了全村全组，一再开会也无法得到解决。这时，李家亲戚和李父，就提出把花荣赶回娘家，自古以来，离婚的女人都要回原籍，她还赖在黄沙不走，不就是想享受这个福利吗，如果把她赶走了，一切都好解决了。
可是花荣的离婚证上，明明写得清楚，离婚不离家，从国家政策到地方风俗，这个理由都是合法合理的存在着。当她听说李新力带着新妻子和父亲一起先去县里上访，她也气愤至极，送女儿上学后，她也踏上了上访之路。
朱为民接到通知，让傅满屯去县里领回他们四个人，他们俩分别安抚他们一番，再讲事实说道理。
朱为民问李新力：“愿意把前妻那份取消让新妻子享受吗？”又执问李父：“是不是想把孙女的那份也取消了，把她们娘俩赶出村子，让她们露宿街头？”
朱为民在同情花荣的同时，也很理解李新力的请求，他无法强迫村组分给新妻子福利，更不能忽略村民的感受，只能做了他们工作的同时，请来他们的村干部，要求他们妥善解决此事。
于建嵘他们看到的场景，就是四个人告状回来后，组里又一次召开的全体家庭代表会的现场。
他们十分奇怪的是，怎么大家手里还分别端着饭碗呢。原来，在农村，大家会利用吃饭的时间，也是大家都在家的空隙，联户代表跟家庭代表互相说一声，大家端着饭碗就聚到一起来了。一般的情况下，就利用这么一顿饭的功夫，事也说了饭也吃了两不务，省时又省力。
特殊的联户代表制度，引出了特殊会场和特殊事例，这才真正是特殊的乡村文化，构成了一个农村真实又深刻的特殊画面。
于建嵘走完了黄沙镇的23个行政村，感叹之余也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村村留下他们一行十几人的足迹后，心情都是无比兴奋的，这才又回到镇政府坐下来，和朱为民、傅满屯一起正式谈话。
首先，他肯定了黄沙镇“联户代表”制度的务实性和可行性，也道出还存在的一些不足。最后，他说：“此行收获颇多，到中原黄沙走一走，心里踏实又舒服。这里给人的感觉是一派政通人和的景象，村务公共栏里实实在在的公开了村务、财务，不像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揪着心，走的时候提着心；检查的时候公开，不检查时就公开。中原模式即黄沙经验，一开始就从探索和实践出发，注重民主形式创新和民主制度建设，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典型。”
他又提出联户代表还可以再集中起来一下，具体怎么做，还得你们从实际出发。他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和单位地址，要求黄沙的发展动向随时告诉他们，他不单要跟踪调研，还要帮助黄沙镇更深刻、更有力的完善和推广这项好制度。
他希望黄沙镇继续培训农民这项志向远大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不要只为一时的政绩而只做形象工程，要切实地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提高农民素质才是长久而伟大之举。
朱为民和傅满屯被这位不请自来的专家一席话所感动。不料想，被专家如此一圈一点，他们如醍醐灌顶，进一步明白了黄沙作法的为民意义。他们欣慰和激动的同时，倍感重担在肩。就拿对农民进行民主与法制、文化与技能等知识的培训来说吧，朱为民最初的想法，是改善一下农民的觉悟和认识，联产责任制分田到户以家庭为单位耕种的农民们，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到自家责任田里，连年的粮食丰收，个体手工业和乡镇企业蓬勃兴起，农村却没有了集体意识，对于任何一项公共设施和社会美德，大家没有了支持的热情反而产生了抵触情绪，致使农村工作很难推动。有的村整年不开一次村民大会，基层党组织也是有名无实。这些社会必将影响到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因而，在镇财政具备一定的支付能力后，他提出要全镇分期分批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认识，重新唤起他们热爱集体、热心公共事物的激情，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后来，他依托村民自治法，从中摸索和探索出了家庭代表、联户代表和监委会代表“三会制度”。镇里培训重点是“三会成员”，培训内容更侧重于启迪他们的民主意识、提高代表的民意表达能力和参与民主管理、实行民主监督的能力。并没有去着意的要搞农村改革，创安徽“小岗村”那种农村大改革的惊世之举。
“农村改革家”。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名称啊！他们从来没敢想这么多，更不敢把自己跟“家”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农村这个大社会，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有多少专家学者在研究和探索“三农”问题，多少雄才、大腕儿想撑起自己的一片天？
于教授临走时，特意将他于2001年撰写的力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送给黄沙镇。
这是于建嵘里程碑式的一部著作。为解剖岳村这个典型的农村事例，他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足迹对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县等县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并以衡山县及其白果镇和岳村为重点，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才撰写了《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一书，用自己所观察到的事实来回应有关农村、农民和当前很难解决的许多农村工作问题。书里，他有力而尖锐地指出了许多农村现实存在的问题，并质疑和争论其中的一些作法。书里书外，都反映出于教授对转型期“三农工作”的新思想。
朱为民看着这样的书，觉得特别过瘾，白天工作太忙，他连着几个晚上学习完了这本几十万字政论书。只有中学时代读小说才有的劲头体现出来，当他合上书本自我感叹着想，真是惭愧啊，以前总是感叹没有时间看书，现在看来，时间还是有的，关键是看你愿不愿挤，这一挤不就挤出来了吗。回味着书的论点和思想，他大有“听君一习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于建嵘一行走后不久，也就是2009年第三期《乡镇论坛》上，朱为民看到于教授的一篇：农村基层民主形式的创新。在这篇文章中，他写到：
基层的实践最贴近百姓生活，最具鲜活的生命力，最直接面对各种问题和矛盾，历来都是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和实验田。2004年以来，豫南中原县以选举农村家庭代表和联户代表为基础，建立组委会和村民监督委员会为载体，以培训家庭代表和联户代表为手段，创新了基层民主自治的形式，从制度的层面来看，它探索出了一种新形势下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监督的有效机制。
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原模式与其他经验不同之处在于其没有局限于民主选举，而抓住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三个环节，建立村民小组委员会、联户代表会议、村民监督委员会三会制度，使村民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由虚变实，村民的诉求有了表达的渠道，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村民权益的保障有了刚性平台，使基层民主运行中“选举时是主人、选举后是仆人”的民主运动的困局得以打破。
他还写到：中原村治模式是由一系列的创新模式组成的。第一，它以农户为单位，由家庭法人代表作为每户的代理人参与到乡村事务当中，既符合农村的实际，又节约了成本。第二，实施自愿联户，进行农村微观组织再造。第三，实行村民小组委员会、联户代表会、村民监督会三会制，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落到实处。第四，以联户代表会议制度为依托，解决了选举组织难、参选率低、无序竞争、闹选等不良现象。
中原村治模式抓住现实农村中主要矛盾，在现有法律柜架内，把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和村民依法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其对当下基层民主的运行和深化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他特别强调：一、是基层农村社会的再造，不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而是农村 社会的自主发育。联户代表为新型的“乡村绅士”，对他们的培训以及他们个人在乡村经济政治生活中参与和成长必然会成为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成为农村社会的稳定器。而在自愿基础上的“联户体”作为乡村社会的微观组织，是农村社会结构转型与发育的推进器。例如，联户合作经营、合作投资大大提高了农村组织化程度，而更可贵的是这种组织化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内在的。这些都将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
二、是乡土文化传统资源的整合利用。家族的存在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面对这种现实，不一概否认或试图把农户结构、家族本位完全打碎，而是把乡村传统、地方性文化纳入到了制度化的体系当中。中原村治模式通过联户制度把家族势力纳入到制度化的河道中，既整合又规范了已有的乡土势力。
三、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有效结合。当民主进入乡土社会，闹选、贿选、派选、家族势力都相伴而生，质疑民主的声音从学界到地方官员，不绝于耳。中原以联户代表会议为载体的模拟选举和民意测评，以间接选举的方式，既实现了主流民意的汇集，让候选人看到了自己在村庄的民意基础，又给候选人提供了良性竞争的平台，解决了选举造成的激化矛盾、派性竞争以及闹选、贿选等问题。它也为我们提供了选举中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有效结合的方式，并得以对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进行思考和再认识。
于教授的学生，中州大学副教授樊红敏在同期的《乡镇论坛》上也发表了文章，联户代表精准代表民意。
这篇几千言的评论，在肯定联户代表在乡村自治中的作用的同时，对这项制度的创新意义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樊红敏跟随于建嵘来过黄沙后，又多次来调研考查和走访个别农民，才给这项制度给予了极高的赞扬。之后，她还把黄沙镇的联户代表制为学术探讨对象，写出了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
论文中，她更细致、入骨的论析这项制度的价值和生命力，并声情并茂地描述了一些农民的态度。彰显出作者对事业的执着、对农村问题研究的较真劲儿。
黄沙经验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朱为民和傅满屯感觉底气更足了。虽然他们对过去的工作感觉欣慰，却并没有飘飘然的表现，在颂扬声中，朱为民显得异常冷静。
他坐在镇机关大楼的二楼自己的办公室里，把头轻轻地靠在椅背上搓来搓去，椅子跟着他的动作也轻微地摇动着，这是朱为民高兴时的习惯动作。
以前，每到面临大事，需要搅动脑汁的时候，他都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他明白，越是新创举越要更完善更具体化，联户代表制度的推行，虽然解决了农村、农民的许多矛盾，也起到了呈上起下的作用，他觉得还要把工作做得更完善、更扎实一些。
思来想去，朱为民又想起了于教授的话，联户代表还是大民主，再集中统一一下呢？如果再有一层代表，既监督上面干部又代表群众利益的人群才好。每个村都有那么多联户代表，每月也只能开一次例会，不可能人人都去参加村里的大事小事的会议，如果再选举一次呢？还是十选一，这样人选不就更少了吗？朱为民在与傅满屯一起谈论时，这样自言自语又征求他的意见和看法。
“也是啊，算下来，每个村也就是五到七个人选了，他们还可以参与村政、村务，再每月轮流着当主任，以这个主任为中心，监督村里政务和财务。”
“明天开党委会，再听听大家的意见，如果可行就再选一次。”
“嗯，集大家的智慧，不会出错。”
会议讨论决定，在联户代表中，再十位中选一位代表，就定为“监委会”。
对上，他们监督村里的一切工作；对下，为联户代表们代言，凝聚全村的民情民声，起到村级的“人大”代表作用。
“家庭法人”改为“家庭代表”。至此，三级代表正式产生。
家庭代表、联户代表和监委代表。
一家选一个家庭代表；十户选一为联户代表；十个联户代表中再举一为监委代表。每村少则五人多至七位，他们对村里工作有监督、协助和参与的权力。
鉴于此种情况和形式，各村监委会成员，每月轮流做主任，起到带头和领导作用，凡村里的事务和矛盾，通过一级一级往上报，首先由监委会主任拿出主导意见和村干部商量并解决；村干部要下达上级的精神，也先跟监委会主任通信，再往下一级一级传达到每一位村民。如此循环，不是重要的事，就不用大范围开会，他们可利用吃饭时间互相说一说，或通过串门的机会传达一下，群众不用参加会议就知道了上级精神，更不影响大家劳动和赚钱，上级和群众都减少了工作量和开会难的烦恼、怨恨。
监委代表的产生和实用，更显得联户代表制度的完善和具体。傅满屯请示朱为民，还是应该再搞一期学习、培训班，让干部和这些乡村“人大”代表融恰关系的同时，更要给监委代表提高觉悟增强责任心；对各村干部要起到安抚和调解情绪。这样，联户代表制度才能更扎实的深入到黄沙的土地里去。
经镇党委研究决定，于2009年8月，黄沙镇又一次在新乡市百泉宾馆举办了党委会、村委会和监委会“三委” 成员学习班。
会议的主题：
为了进一步增强全镇上下战危机、保发展、促和谐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解决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联户代表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把全镇上下思想认识统一到党委政府干事创业、共谋发展的思路上来，整体推进黄沙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目的和意义：
家庭联户代表制度在我镇经过了几年的运行，已经显现出充分的政治优越性和极强的生命力。如何在新形势下完善坚持家庭联户代表制度，规范监委会、组委会工作程序，干部支持配合监委会、组委会工作，进一步调动广大代表、村民监督员的参政议政积极性，推进农村民主化建设，使广大干部、村民监督员、联户代表、家庭代表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力，确保全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是我镇农村 干部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对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识不到位、应对困难，纠正队伍中存在的思想上动力不足，目标不明确，作风不扎实，方法不得当，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李白村，本月的轮值主任是白启发，按规定，在谁轮值的这两个月里，村里的大、小事务，轮值主任都要切实做好，并起到对每一笔财务支出的监督责任。所以这两个月的劳动也是有一定的补助，补助办法是根据各村人口数量，按人计酬，也就是按千分之二来提取。每个村算下来，监委会轮值主任每月补助在七百元左右。轮值主任的补助费，是由支书和村长分别签字后，村会计才把报表送交到镇财政所，然后这笔钱才能发给本月的轮值主任。白启发这个月的工作，自然是认真又严格的起到了监督作用。
轮值主任每月一换，恰在白启发轮值的这个月，等他理直气壮的去镇财政所领取补助费时，财政所工作人员却说这个月他们村没有上报这项开支。白启发一听就火了，立刻回村找支书，支书说自己早就签字了；他又找到村长，村长也说已经签过字，那么这个弯就应该是拐到会计哪儿。白启发不由分说，跟村会计大吵起来。
会计自知理亏，一直赔理道歉，并解释说，因为家里亲戚在外地打工出了事故，他作为家庭代表一直在外地帮忙，致使自己的工作出现了失误，后果和责任由他本人全面负责。并一再表示，除了道歉外，补助费他愿意自己先垫出来。
此事虽不大，却又一次反映出，村干部和监委会的关系。
村干部在农村就是领导，监委会成员，说白了就是一个普通村民，在过去、在平时的任何时候，哪个村民也不敢跟村干部如此嚣张的大吵大叫吧。
而如今监委会成员，是村里的“人大”代表，他们就敢这么吵村干部，村干部却又无权取缔这个代表，他们是来自群众路线，代表着群众，不受村委行政管理和直属领导。
于教授的文章很快引起全国“三农”专家和各地热爱农村工作的干部们的热情关注，各地慕名而来的有：广州大学教授赵教授，她也是不远千里带着她的几位博士生，直接找到了黄沙镇来实地考察；更有豫南霍丘县和山东济宁、安徽、河北、广州、湖南、山东和北京等地的专家领导来调研和学习。
还有人传言说，省委书记要来黄沙调研，这只能是传言，不可当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