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高度的限定。紫禁城最高的单体建筑是午门，由于它是紫禁城的正门，是征伐凯旋献俘之际，皇帝亲御其门楼，有明确且强烈的镇压威慑作用，其自城下地平直到脊高也只有37．95米，九五之尊的太和殿，连同三层台基，全高也才35．05米，除此之外，紫禁城其余所有单体建筑的高度约在35米限下。
建筑进深的确定。太和殿为最大，通进深33．33米，其余各单体建筑进深均在此限之下。
建筑面阔的确定。紫禁城的建筑大部分通面阔均以“百尺为形”加以控制。只有在中轴线上的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以及神武门和横轴线上的东华门、西华门、体仁阁、弘义阁等为了体现“居中为尊”，其通面阔超过百尺之度，但由于处在主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且均为对称建筑，其通面阔则都是按轴线两侧各控制在百尺之内的。如午门正楼通面阔为2米x30米；太和殿为2米X30米；体仁阁、弘义阁即为2米X23米，等等。
近观视距的控制。如东、西六宫的绝大多数内庭院，通面阔，通进深都在35米限内。在紫禁城就连最为显赫的三大殿，自其三台迤南而至北端，自东而西，进深和面阔逐段划分，也均在此限之下。
远观视距的构成。除东华门、西华门距离过大为仅有特例外，其余所有广场、街巷、或相邻单体建筑间距，以及城台、城墙各段落之长，最大的也都在350米左右，以“千尺为势”作限定。
正是由于紫禁城各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度按“百尺为形”控制，近观视距亦以“百尺为形”而限定；远观视距则控制在“千尺为势”的限界之内，其间行程又遵循以“百尺为形”划分于“千尺之势”的空间构成原则。因此，构成了一系列最佳观赏视角及空间感，保证了近观、远观以及移行其间在“形”与“势”的时空转换中获得最佳的视觉效果。
紫禁城大规模建筑群的整体布局和由此形成的艺术氛围，具有震撼人心的气势魄力，极为壮丽恢宏，在远观时尤为显赫。这一创作意象充分展示了风水学在营造中国古代建筑鲜明特色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形势说对规划设计创作的影响
以明、清两代的北京城作为中国古代城市的典型实例来看，整个城市，除了少量佛塔、佛楼，用以象征着“神的空间”并具有点景作用的建筑超过百尺之形的高度外，其他的均遵循了“百尺为形”的尺度控制原则。如皇帝用于祭天典礼的天坛，其祈年殿，从台明到宝顶全高为31．78米，就正合清代营造尺（光绪间l营造尺=31．83厘米）九丈九尺九寸，而起着控制整个城市天际轮廓线作用最为高的城楼，钟楼和鼓楼的楼身高等皆控制在“百尺为形”之范围。
在中国古代的园林中，大量建筑的体量小巧，式样素雅，布局活泼，极富人情味，但也有很多庙宇的佛塔、佛楼，其体量尺度则超越了“百尺为形”而居于园景的重要控制点或成为全园的构图中心。如颐和园的佛香阁、须弥灵境作为构图中心控制了万寿山和昆明湖，也控制了颐和园全园；以永安寺白塔向心敛聚着琼岛以至整个北海的景物，成为点式构图中心。这些庙宇属于“神的空间”，具有礼佛的作用，但在全园的规划中，既借其超然的体量尺度，来装点“人的空间”使其成为全园的主体。这种当空间围合尺度及远观视距逾出千尺之外时，风水学形势说所强调的“积形成势”、“聚巧形而展势”的处理手法，即可避免产生空旷的疏远感。从总体上，丰富了全园景物和功能内容，这是对风水学形势说的灵活巧妙运用。
现代建筑对风水学的要求
风水理论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地理学、地质学、星象学、气象学、景观学、建筑学、生态学以及人体生命信息学等，多种学科综合一体的一门自然科学。其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与生存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正是基于这一追求，在风水理论及其实践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也通过理论思维，汲收融汇了古今中外各门科学、哲学、美学、伦理学、以及宗教、民俗等等方面的众多智慧，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综合性和系统性很强的，独特的理论体系——现代风水学。概括起来有十大原则。
1、整体系统原则
整体系统论，作为一门完整的科学，它是在本世纪产生的；作为一种朴素的方法，中国的先哲很早就开始运用了。风水理论思想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以人为中心，包括天地万物。环境中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要素。风水学的功能就是要宏观地把握协调各系统之间的关系，优化结构寻求最佳组合。
风水学充分注意到环境的整体性。《黄帝宅经》主张“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肤，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如斯，是事严雅，乃为上吉。”清代姚延銮在《阳宅集成》卷《丹经口诀》中强调整体功能性，主张“阳宅须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骨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在旺门庭。”
整体原则是风水学的总原则，其它原则都从属于整体原则，以整体原则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现代风水学的基本点。
2、因地制宜原则
因地制宜，即根据环境的客观性，采取适宜于自然的生活方式。《周易.大壮卦》提出：“适形而止”。先秦时的姜太公倡导因地制宜，《史记.贷殖列传》记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渔盐。”
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很大，土质也不一样，建筑形式亦不同。西北干旱少雨，人们就采取穴居式窑洞居住。窑洞位多朝南，施工简易，不占土地，节省材料，防火防寒，冬暖夏凉，人可长寿，鸡多下蛋。西南潮湿多雨，虫兽很多，人们就采取干阑式竹楼居住。《旧唐书.南蛮传》曰：“山有毒草，虱腹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阑。”楼下空着或养畜，楼上住人。竹楼空气流通，凉爽防潮，大多修建在依山傍水之处。此外，草原的牧民采用蒙古包为住宅，便于随水草而迁徒。贵州山区和大理人民用山石砌房，这些建筑形式都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而创立的。 中国现存许多建筑都是因地制宜的楷模。湖北武当山是道教名胜，明成祖朱棣当初派三十万人上山修庙，命令不许劈山改建，只许随地势高下砌造墙垣和宝殿。
中国是个务实的国家，因地制宜是务实思想的体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使人与建筑适宜于自然，回归自然，反朴归真，天人合一，这正是风水学的真谛所在。
3、依山傍水原则
依山傍水是风水学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山体是大地的骨架，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没有水，人就不能生存。考古发现的原始部落几乎都在河边台地，这与当时的狩猎和捕捞、采摘经济相适应。
依山的形势有两类，一类是“土包屋”，即三面群山环绕，奥中有旷，南面敞开，房屋隐于万树丛中。湖南岳阳县渭乡张谷英村就处于这样的地形。五百里幕阜山余脉绵延至此，在东北西三方突起三座大峰，如三大花瓣拥成一朵莲花。明代宣德年间，张谷英来这里定居，五百年来发展六百多户、三千多人的赫赫大族，全村八百多间房子串通一气，男女老幼尊卑有序，过着安宁祥和的生活。
依山另一种形式是“屋包山”，即成片的房屋履盖着山坡，从山脚一直到山腰。长江中上游沿岸的码头小镇都是这样，背梳山坡，拾级而上，气宇轩昂。有近百年历史的武汉大学建筑在青翠的珞珈山麓，设计师充分考虑到特定的风水，依山建房，学生宿舍贴着山坡，象环曲的城墙，有了个城门形的出入口。面平台上以中孔城门洞为轴线，图书馆居中，教学楼分立于两侧。主从有序，严谨对称。学校得天然之势，有城堡之壮，显示了高等学府的弘大气派。
六朝故都南京，滨临长江，四周是山，有虎踞龙盘之势。其四边有秦淮河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幕府山；东有钟山；西有富贵山；南有白鹭洲和长命洲形成夹江。明代高启有赞曰：“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风水学与寺庙建筑
佛教于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在这之前，中国本土文化已十分繁荣，儒教、道教等思想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积淀为社会心理和民族心理。佛教传入中国后，各地建造了千座寺庙、佛塔和石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佛教寺庙建筑起源于印度，其建筑传入中国后，受到风水学的影响，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转化”宇宙观的思想，刻意将内外空间模糊化，讲究室内室外空间的互相转化。殿堂、门窗、亭榭、游廊均面向庭院。形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动亦滞的灵活通透效果。中国寺庙建筑群并不把自然排斥在外，而是要纳入其中，“深山藏古寺”，讲究内敛含蓄。主动将自己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寺既藏于深山，自然也就成为深山的一部分。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而欧洲的教堂却与中国寺庙截然不同，都在闹市繁华之地。而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使人也有飘然欲升的意向，向上则暗示着上一层空间的存在，上一层空间也即“天堂”，人世是苦难的，只有天堂才是乐土，从而表达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比。
中国寺庙无论规模和地点，其建筑布局也遵循风水学的规划原则。以大雄宝殿为中心，由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本寺主供菩萨殿——法堂——藏经楼这条南北纵深的轴线组织寺庙的平面方形空间，对称稳重整饬严谨。沿着中轴线，前后建筑起伏变化、起承转合，宛如一曲前呼后应，气韵生动的乐章。中国寺庙建筑之美就体现在融于自然之中，与群山、松柏、流水、殿落和亭廊相互呼应，含蓄温蕴，展示出组合变幻所赋予的和谐、宁静及韵味，让人们获得和谐美的享受。
风水学在住宅中的运用
风水学，在哲学上是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与思想文化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风水学既依赖着技术生产活动，又是艺术创造活动。住宅是人们生存方式的物质表现，并显示出特殊的文化性质。因此，住宅除了居住和美观的功能之外，还应满足心理及社会文化功能的需要。
住宅的风水学包括室外家居环境风水和室内家居环境风水
室外家居环境风水又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室外家居环境风水的自然环境。应是地势高亢、地质结构坚固、台风暴雨时不会受水淹或山崩的影响；阳光充沛、空气清新，四周没有产生废气、噪音、光电热危害以及污染水源等公害的场所；交通方便。
依据我们老祖宗的宇宙观，中国古人对“人”的认定及评价，完全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观念。尤其是先秦以前的中国古人，从不以为自身只是神祗（天）在人间的侍奉者，更不是一群完全受神祗（天）所控制的无知羔羊。他们认为，“人”的位格是与天地相等的，可以平起平坐的。因此，除了顺应自然之外，在自然环境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时，人更应该积极地改造自然，而不仅止于逆来顺受。进而主张，人与天地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一种互为因果，相互投射的效应，认为天地是人的扩大，人是天地的缩影，所以才发展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相关学说。并且在了解到自然法则不可违抗之后，并不甘于雌伏，反而更积极地利用自然法则，尽量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自然环境对家居环境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
依附自然，营造人类的生存条件；
贴近自然，营造宜人的家居环境；
利用自然，营造育人的环境文化。
“人杰地灵”便是人们对风景秀丽，物产富饶，人才聚集的精湛总结。
室外家居环境风水的人文环境。应具有各种人际沟通、精神与物质供应的机能性强等特点，这包括邮局、银行、学校、菜市场、杂货店或超级市场、运动场、绿地、医疗机构等，都应在适当的范围以内。纯住宅区自然也应和商业区保持一段距离，距离文教区则越近越好，外在环境的人文环境还包括里仁为荚，邻居关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