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应算在幸福的因素内，还是算在不幸福的因素内，或许仍是疑问。的确有许多工作是极其使人厌倦的，过度的工作又总是一件痛苦的事。然而依我看来，只要工作量不过分，那么即便最枯燥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比闲着无事要好受些。工作有各种等级，从单为解闷的直到最深刻的欢乐，视工作的性质和工作者的能力而定。绝大多数人非得做的绝大多数工作，本身乏味无聊，但即使这类工作也有一定的益处。首先，一个人无需决定做什么，工作便可以让他消磨一天的好多时间。
有许多人，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其闲暇时，他们竟然想不出什么够快活的事值得一做。不管他们决定做什么，他们总感到一定有别的更快活的事情，这使他们苦恼不堪。能明慧地充实空闲时间是文明的最后产物，而目前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一程度。
另外，进行选择的本身也是很费劲的。除了有特别创见的人之外，一般人总喜欢由别人告诉他一天中的每个小时该做些什么，只要这些命令不是太让人感到不快而受不了。像是免于苦役而付出的代价，大多有闲的富人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烦闷。有时他们可以在非洲猎射猛兽，或环游世界，以减轻这一感觉，但这类惊人之举是有限的，特别是在青春年华流逝之后。于是比较聪明的富翁便埋头工作，就像他是穷人一样，而有钱的女人，大多忙于难以计数的琐碎小事，她们对其惊天动地的重要性信以为真。
工作之所以为人们所需，首先是作为解除烦闷的手段，因为一个人在乏味但是必要的工作中所感到的烦闷，与他无所事事，不知如何打发昼夜时所感到的烦闷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与工作的这一种益处相关的另一种益处是：它使假期变得分外香甜。只要一个人没有因过度的工作而大伤元气，那么在其自由的时间内，他准会比一个整天闲游的人有着旺盛得多的兴致。
大多数有报酬的工作和部分无报酬的工作所具有的第二个益处是：它给于人们获取成功和展露雄心的机会。在大多数工作中，成功是靠收入来衡量的，而且只要我们这个社会继续存在下去，那么这是无法避免的。惟遇到最优秀的工作，这种衡量方法才会失去用处。人们想增加自己收入的愿望，其实就是想获得成功的愿望，想以较多的收入来获得额外安适的愿望。
不管工作是多么索然寡味，只要它是建立名声的手段，那么它就变得可以忍受了。目的的持续是长久幸福的最根本的成分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主要是在工作中得以实现的。在这方面，那些终生忙于家务的女人，比男子或在外工作的女子要不幸得多。家庭妇女没有工资收入，缺乏改善自身的手段，其丈夫认为她命该如此，他并不看重她的家庭工作，而是赏识她的别的优点。
当然，如果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把房间和花园搞得漂漂亮亮的，让左邻右舍羡慕不已，这样的女人不属此例。但这种女人相当少，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家庭工作所给予的欣慰，远不如其他工作给予男人和职业女子的欢乐。
多数工作能给予人们消磨时间和施展抱负的快乐，这一快乐能使工作乏味的人比没有工作的人一般要幸福得多。然而，如果是一件有趣的工作，那么它便能给予人们一种更为高级的快乐，而不仅仅是一种解闷。
多少有些趣味的工作可作一个从上到下的排列。我将从趣味平平的工作开始讲起，到那些值得一个伟人倾注其全部心血的工作为止。
有两大因素使工作变得有趣：一是技巧的运用，二是建设性。
凡是具有某项特殊技能的人，总乐于显露身手，直到它失去新鲜感，或不再有任何进展。这种行为的动机始于孩子的幼年，一个能竖蜻蜓的男孩，是不愿意好端端地站着的。许多工作所给予的乐趣，与技巧游戏所产生的乐趣相同。律师或政治家的工作，如同打桥牌一样，准包含了愈加美妙的乐趣。当然，这不但包括技巧的运用，而且还有与高明对手的斗智。
不过，即便没有这种竞争的成分，单是这些绝技的施展也足以令人大快。一个能在飞机上表演特技的人感到莫大的快乐，以至于甘冒生命之险。
一个干练的外科医生能从精确的手术中得到满足。相同的乐趣能得自于许多较不显眼的工作，不过强度略低一些。我甚至听到水管工也喜欢他们的工作，虽然我不曾有幸结识一名水管工人。
一切技术性的工作都是令人愉快的，只要需求的技术或者变化不剧，或者能加以不断的完善。倘若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当一个人的技巧完善无缺时，它便不复有趣了。一个3英里的长跑运动员，一旦过了破其记录的年龄，就再也不会感到这赛跑有什么乐趣。幸好在相当多的工作内，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技术，于是一个人便能不断地、不同程度地对此加以完善，直至中年。在某些技术性的工作中，如像政治之类的，工作者的最佳年龄似乎在60～70之间，因为在这类职业中，至关重要的是具备广博的阅历。因此，成功的政治家们在70岁时常比同龄人更幸福些。他们在这方面的惟一竞争者是那些大企业家们。
然而最佳的工作还具有另一种成分，作为幸福的一处源头，它比起技巧的运用来远为重要，这便是建设性的成分。虽说不上大多数，但在某些工作中，当事情完成的时候，会留下某种类似纪念碑的东西。
我们能以下述标准来区分建设和破坏的差别。作为建设之前的破坏自然是必要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整个建设的一部分。但并不少见的是，一个人往往从事意在破坏的活动，根本没想到随之而来的建设。他常常对自己隐瞒了这一真相，而认为他之所以破旧是为了立新，然而如果这是一种借口，那么人们也不难拆穿它，你只消问问他接下来将建造什么。在这一话题上，他必定是含糊其词、有气无力的，而对于先前的破坏，他却说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
我不否认，在破坏工作中，如同在建设工作中，存在着快乐。这是一种更为狂暴的快乐，或许在刹那间更为强烈，然而它却不能给予人们深深的满足，因为在那种结局中，几乎没有什么令人快慰的。你杀死你的敌人，他死了之后，你就无事可干了，因胜利而感到的快意便很快地消退了。相反，建设工作完成时，人们会久久地凝望着它，欣喜不已，而且这工作并不完美无缺，以至无事可干。
最令人满意的计划，能使人取得一个接着一个的成功，而不会走到死胡同的尽头，就此而言，不是破坏，而是建设才是幸福的更茂盛的源泉。更确切地说，人们在建设中得到的满足，远大于爱好破坏的人在破坏中得到的满足，因为一旦你内心充满了仇恨，你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在建设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快乐。
同时，几乎没有别的事情能像做一件重要的建设工作那样，更易于治好仇恨的恶习。
一项伟大的建设性事业所给予的乐趣是人生所能奉献的最大的快慰之一，虽然不幸得很，这种卓绝超群的欢乐仅为不同凡俗的人所享受。因出色地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而获得的幸福，是不可能被剥夺的，除非这项工作最终被证明是低劣的。这类快乐具有不同的形式。一个人依靠灌溉规划而使荒地长出一片春绿，他的快乐便是最明确的一种。创建一个组织或许是项重要无比的工作。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工作也不例外，有少数政治家为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在当代，列宁便是超群绝伦的榜样。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艺术家和科学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8首中对诗作如此评价：“只要人们还活着，眼睛还能看，这诗便不会死去。”这种想法无疑使他在不幸中感到宽慰。在其14行诗里，他强调，对朋友的思念使他和生活重归于好，但我不得不怀疑，比起那位朋友本身，这些他写给朋友的14行诗在达到这一目的方面更富有成效，大艺术家和大科学家做的工作本身就令人愉快，当他们从事这一工作时便准能获得敬重，它给予他们最基本的权力，即控制人们思想和感情的权力。他们也有最充足的理由认为自己好。人们会以为，这种种幸运的因素结合起来一定足以使任何人都幸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以米开朗基罗为例，他是极为不幸福的人，而且声称如果不是非得还清那些穷亲戚们的债务，他可决不会愿意费什么精神去创作艺术品的。虽说并不总是如此，但创造伟大艺术品的力量往往与气质上的忧伤相连，若非为了其工作的欢乐，这种极大的忧伤足以驱使艺术家走上自杀的道路。因而我们不能断言最了不起的工作就一定会使人幸福，我们只可以说它能减少一个人的不快乐。科学家可不像艺术家，其气质上的忧伤远远少得多，因而总的说来，从事伟大的科学工作的人是幸福的，其幸福主要来自工作。
当今知识分子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在于，没有能自由地各显神通的机会，而只得受雇于由庸人、外行把持的富有公司，被迫制作那些荒诞无聊的毒物。如果你去问英国或美国的记者，他们是否信仰他们为之奔忙的报纸政策，我相信，你会发现只有少数人是这样的，其余的人都为生计所迫，而将其技能出卖给他们认为有害无益的种种工作。
这类工作决不会给予人以真正的快乐，而且当一个人出于无奈而勉强做这种工作的时候，他会让自己变得玩世不恭，以至于他不能从其他任何事情中获得满足。但我又不能贬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因为忍饥挨饿实在不好受，不过我还是以为，只要有可能从事一项能满足一个人建设性冲动的工作而无冻馁之虞，那么他最好还是从其自身幸福的角度去作选择，抛弃那种报酬高，但本身又不值得他去做的工作。
没有了自尊，便决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而将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耻的人简直没有了自尊。
在现实生活中，建设性工作的快乐是少数人所特有的享受，然而这少数人可能为数并不少。任何人，只要他是自己工作的主人，他便能感到这一点，其他一切认为自己工作有益且需要相当技巧的人均有同感。培养令人满意的孩子是一件能予人以极大欢乐的工作。凡是取得这一成就的女人能感到，由于她辛勤操劳的结果，世界才包含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要不是她的劳动，这世界就不会有那种东西的。
人类在将其各自的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倾向上差别甚大。对有些人来说，这一看法是很自然的，并且能相当快乐地这么做是幸福的关键。在另一些人眼里，生活便是一串并不相关的事件，缺乏统一性，其运动也没有方向。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易获得幸福，因为前者会渐渐地造成他们能从中得到满足和自尊的环境，而后者会让命运之风吹到东，刮到西，行驶不到任何一个港口。
视人生为一整体的习惯，不仅是智慧的，而且也是真正道德的重要部分，是教育应极力倡导的内容之一。始终如一的目标不足以使生活幸福，但它几乎是幸福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始终如一的目标，主要体现在工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