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兰菊不同时
二、父辈期许
隔着茶几，吴敏慎也在仔细打量李轼。儿子这个朋友自己见过几次，相貌平平，一个很一般的人。按儿子的说法是一个有主意的人，对上山下乡运动特别反感。吴敏慎在想，这个年青人咋会有这样固执的想法。他还是按自己的想法侃侃而谈：
“苏洵给大儿子取名‘轼’，轼是车扶手的意思，给小儿子取名‘辙’，辙是车轮印的意思。后来苏洵写了一篇文章，叫《名二子说》，讲他给两个儿子取名的缘由。文章简明扼要，原文早记不全了，但意思我还记得清楚。苏洵说，一辆车子上的轮子、车条、车盖、横木都是有用的，而车扶手好像没啥用，仅起点装饰作用。但要是没有车扶手，这车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苏父原希望大儿子像车扶手那样韬晦些。他担心苏轼不善掩饰，过于张扬，而招来麻烦。所以他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父说到苏辙时，说所有的车都沿着车轮印行驶，但讲到车的功用时，没有人算到车轮印的身上。但要是遇到车翻了马死了，也怪不到车轮印的头上。说明这车轮印是善于处在祸与福之间的。苏父认为苏辙是可以免于灾祸的，所以他说：辙乎，吾知免矣。”
李轼对苏氏兄弟的生平有所了解，如果打个比方，两兄弟有点像那座钟里的时针和分针，都在向着一个方向走，走的方式却不一样。苏轼像那分针走得很快，咔嚓、咔嚓地往前走，苏辙像那时针，咔－嚓、咔－嚓，走得很缓慢很稳重。当弟弟的才走了一圈时，当哥哥的已经走了12圈，这就像苏轼比苏辙的经历更丰富，涉足和擅长的领域更广一样。当李轼听到吴敏慎讲解的典故后，就说：
“伯父，我不晓得这篇文章。苏轼的东西我看过一点。我喜欢他那种豪迈性格和直抒胸臆的文风。看来真是知子莫若父，苏轼虽然文章名扬天下，做官却不顺，颠沛流离，还差点被砍脑壳。他的兄弟在官场就顺当多了。”
“正是这个意思。苏洵是用车扶手和车轮印打比方，来教诲两个儿子要学会立身处世，学会生存之道。这篇小文章不到一百字，讲的道理可是深刻得很啊。”吴敏慎在心里感叹，古往今来的父母对子女的期许，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而子女能明白多少就难说。一直来在心里他就为儿子吴能感到自豪，如今却感到有些说不清。
“伯父，你看的书真不少啊，像这种生冷的书也看。我是一点都不晓得的。”吴能父亲提到的典故，李轼是不晓得的，所以很佩服对方的知识面广。
李轼对苏轼的作品很喜欢，对苏轼的身世也晓得一些，江北有一处古迹“吊黄楼”，从小就听摆龙门阵说，那是苏东坡吊唁黄庭坚而建的。以后读的书多了，晓得那不过是一种附会，因为苏轼先于黄庭坚去世，哪有死人吊唁活人的事。苏东坡曾写过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看似打油诗般，却是苏轼对一生际遇和世事的至深感悟。苏辙在官场虽然顺畅些，官也做得大些，后来也被贬官。说明不管你像“轼”也好，还是像“辙”也好，在专制社会中，就算你一言不发，也未必就能独善其身。李轼想吴敏慎肯定不是为了说名字的，可能是有事要说，就听下去。
“我虽然是学工程技术的，但年轻时也爱读点闲书，凑巧晓得这个典故。你父亲肯定也是晓得这些的，所以才给你取了这个名字。”
“这我就不得而知。我还是那种观点，名字于我，一个代号而已。这个社会是不提倡个性的。”李轼看着四壁空空的墙，他听吴能说过，“文革”前厅里还挂了一些字画，“文革”开始后就收了起来。
“我给吴能取名也是希望他能做点事，但不要张扬。现在，我也是很替你们担心啊。”吴敏慎语气中有一点沉重。他把话头转到想说的内容上。
“伯父担心啥呢？”李轼一愣，望着吴敏慎问。
“文化大革命一来，像大洪水一般，把过去那套教育体制都冲垮了。你们的学业就谈不上了，这就不说它。说眼前的，你看你们既不下乡，又没有一个正当的职业，长期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一个了局？一年过去，吴能已是奔23岁的人啦。”吴敏慎脸上是很忧郁的神色。
“那伯父是啥意思？觉得应该咋个了呢？”
“哟，李轼你不晓得，我父亲的意思就是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下乡去。”
“这我就不明白了，伯父不是没有逼你下乡吗？”李轼把头转向吴能问。他感到一点诧异，因为他听吴能说过，吴敏慎是一个没有家长架子的人。
“我爸确实是没有逼过我，他说过我的事由我做主。但他喜欢跟我谈这些事，劝我下乡去。他还让我三舅出面来劝我下乡去。我三舅是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你见过的。解放前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经济的，如今在小煤窑当会计，他的想法跟我爸根本就不是一路的。三舅说，你下乡不就是自谋生路吗，你现在已经自谋生路了，何须下乡？别听你爸说得天花乱坠的。我爸晓得后，气得干瞪眼。”后面这句话，吴能是悄悄对着李轼耳朵说的，他不想让他爸难为情。
“小李，我虽然没有逼吴能下乡，但我认为你们还是应该下乡去。”吴敏慎的话很平和。
“为啥呢？伯父。”
“小李，我们不谈大道理。我听吴能说过，你还跟工宣队的师傅辩论过。我们就具体事说具体事。你看，这上山下乡政策是长期的，不可能改变的。并不是政府安置知青的权宜之计。不是三五年就能结束的。”
吴敏慎说着，就站起来，一边说，一边在厅里踱步。李轼看着在眼前转来转去的吴敏慎，心想这有点像吴能，吴能在江边说话时，就喜欢在沙滩上走来走去。
“伯父说不是权宜之计，那是啥呢？”
在李轼看来，国家无法安置年轻人就业，只好让大家下乡，就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就应该取消这一政策的。
“是一种长期的方针。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就特别强调青年要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这样才能有出息，这样才能成才。甚至提到这是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思想又体现在教育制度中，体现在对人的选拔中，成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种标准。‘文革’这几年你们也经历过，对这个也应该是有体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过好几次鼓励、动员城市的知识青年下乡务农，这都是有文件的。50年代，那时你们年轻可能不晓得，我是晓得的。到60年代中期时，你们应该晓得了，当然规模没有现在这样大，力度也没有现在这样硬。这种方针是******从国家政治高度来考虑的。国家的大政方针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走到天井口的吴敏慎又返身回来。他觉得李轼这些小青年，经历的事太少，只看到眼前的问题，不明白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没有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也会来的，而文化大革命让上山下乡运动更具政治色彩。年青人不晓得******对国家建设的考虑，不仅仅是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考虑的，更多是从政治上来考虑，是直接从政权稳固与否方面来考虑的，所以他老人家要强调阶级斗争。如果看不清这点，处事是会吃大亏的。因此吴敏慎觉得有必要从这方面提醒李轼他们。
听吴敏慎这番话，李轼想起杨建国一次说的话：农民根本就不欢迎他们去。生产队长当面对他说，你们这些知青来，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看着走到跟前的吴敏慎，李轼说：
“伯父，我跟吴能摆过，******用这种方法来教育年青人也好，培养革命接班人也好，我看都是他的一厢情愿。从中央到地方这样多的走资派，原来不都是他老人家培养的接班人吗？现在让知青下乡，我认为这些就是因为经济没搞上去造成的，城市容纳不了新劳动力。经济发展了，就不会让城市青年下乡，相反会让农村青年进城充当劳动力。”
李轼有自己的想法。虽然他很尊敬吴能的父亲，晓得他是一个有知识和水平的人，又从事工业建设多年，却并不同意那种政治上的说教。李轼从来就认为培养接班人来接班是一种很可笑的做法。都是人为的，按照一定的框框来干的事，不会有好结果。这很像吴家天井中的盆花，只能成为一定环境中的摆设，要放到自然中就反不如野花野草，别看野花野草杂乱无章，生命力却旺盛得多。
“爸，李轼说得对，为啥就一定要下乡去受再教育，为啥不能到工厂接受再教育？”吴能接过李轼的话说。
吴敏慎没有回答儿子的问话，又坐回到椅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