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动员
一夹缝
自“文革”以来，领袖的话以“最高指示”称之，那是一切行动的指针，是必须执行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个关系到千百万学生命运的最高指示出台后，那两天，城里就有不少学生举着红旗，扛着横幅，敲着锣，打着鼓，在街上游行，喊着口号：“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闹革命”、“扎根农村，一辈子战天斗地”，游行队伍把几个十字街头塞得满满的。
随后一段时间，除少数的学生是自行联系插队外，城里所有的学校都动起来了，按学校，按班级开始下乡插队落户，不过几天功夫，学生们就走得差不多了。满大街晃动着红旗、彩旗、标语、横幅、锣鼓上的彩带，晃动着戴着草绿色军帽的头、热泪盈眶的眼、背着铺盖卷的肩、戴着大红花的胸、拎着网兜的手、穿着解放鞋的脚。下乡的学生们随着一辆一辆的大卡车，驶出亲人的视线，消失在远处，只留下锣鼓喧天的欢送人群和一地五颜六色的纸屑。
很快，对未上山下乡知青的动员工作开始了。
李轼、吴能、方二、钟益生他们在江边游泳时，主要就是摆动员的事。
今天，杨建国也来了。下棋需要心静，他这段时间的心头像金沙江一样喧啸，静不下来。有时捏着棋子的手悬在空中，半天落不下去，对手还以为他在长考，敲着桌子提醒他时，他才发现自己走神了。
在一旁观棋的李轼悄声对他说：“走吧，跟我下河去。你心不在此。”
原本是胜势的他，连忙跟对手握手言和，称有事先告辞了。离开茶馆，杨建国与李轼下河了。
吴能看到杨建国来了，问他班上还有多少人没走时，杨建国想了一下，说：
“我晓得的有8个。”
“建国，你们班真出人才，居然有这样多人不去。”
“老吴，此话咋讲？”杨建国有点莫名其妙，不晓得吴能啥意思。
“一个班有八九个人不下乡，这已经够厉害的了。另外，听说你们班有个同学家里，一家３弟兄都不下乡，这还不算人才啊？”
“嘿，老吴，你可真能开玩笑，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３弟兄不下乡，我们班不是只占其中的一个嘛，不过，倒确实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过你咋个晓得的？”杨建国晓得是指小孙家，他感到好奇，吴能咋会晓得自己学校的事。
“我听一位同学说的，他认识３弟兄中的哥哥。他们小学时是同学。”吴能回答完杨建国，又对李轼说，“你说这几弟兄想法都那样一致，真不容易，这个家得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啊！”
“老吴，国家经济没搞好，弄得来无法安排年轻人就业，只好让学生下乡，这样多的学生，哪能没有想法嘛。一家３人要是都同时下乡了，精神压力可能暂时小点，那经济压力不是马上就来了？还有那以后的精神压力又有多大，哪个说得清？”李轼去过小孙家，晓得他家也很困难。
吴能一直在沙地走来走去问情况。他和方二一样，喜欢运动，一到江边就活动，有时连摆龙门阵也是走来走去的。他听李轼说后，点点头，心想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于是扭头去问坐着的钟益生。钟益生跟李轼、杨建国是小学同学，中学是另一个学校的。吴能想了解更多学校的情况：
“钟益生，你们学校咋样？”
“老吴，我没细打听，不去的人有，不会太多。其实想法都简单，既然是上头的号召，去就去吧，反正随大流错不了。有想法的人，最后也想管它的，跟着大家走吃不了亏，天塌大家扛。国家政策历来是管多数人，不管少数人，这样多学生下乡了，以后真要有啥事，能不管吗？这是普遍心理。真要说相信是去接受再教育，去建设新农村，哪恐怕没几个人。”钟益生回答。
“建设新农村，用这种方法是在说梦话。我们小学同学小吕，建国、益生都晓得的，小学毕业后没考上中学，1964年动员上山下乡时，14岁，自愿的，满腔热忱就去了。到现在4年了，肚皮都混不饱，也没人管了，找哪个也没用。如果你问他接受了什么再教育，他开口就得骂娘。”李轼接着钟益生的话说，他想起了小吕跟他摆的一些情况。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小吕那拨知青也起来造反，提出要把户口迁回城来。一次小吕碰到李轼，很兴奋地说上头出了一个文件，让他们都先回去，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再解决。李轼心想现在连续三届的中学生都全部要求下乡，人数远远超过之前的老知青，小吕他们那批老知青还能回城吗？还能就业吗？就像这眼前的江水，还没等前面的浪头展开时，就被这后面的浪头覆盖了。
“李轼，这两天我就总想，为啥这样多的学生都下乡去呢？难道这样多的人都没有一点怀疑？都相信上头说的这些大道理？而像你说那些道理，就我们这些不想下乡的人明白，别人就不明白？不会到最后我们反而成了大笑柄，不好收场。”吴能做事周密，虽然想好了不下乡，但心里还是有些疑虑，有些担心的。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关注有多少人没去，他的习惯是要把事情搞明白。
“老吴，你疑惑这点，我是真搞不懂，以你的见识，自然在我之上，还有啥想不明白的？我接触到的学生中，多数人是不相信‘文革’这些名堂了，你们学校也应该如此吧。但为啥还有这样多的人要选择下乡去？刚才益生说的话，我也觉得是多数人的心理。再说，真相信领袖话的人也有。你想，一是领袖权威如日中天，不去就得背上落后分子甚至反动分子的骂名，哪个愿意去犯这个险。二是这下乡上山运动跟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完全是一回事，下乡也是政府的一种安置行为。市里相应的机构叫‘市毕业生分配组’。第三，既然是一种分配，大家自然愿意相信早去早调回的说法吧。”李轼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话说回来，我的脑壳长在我肩膀上，我的想法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别人肯定有别人的想法，那是别人的事，那不是我操心的范围。再说，我这选择就是夹缝中求生存，那一线生机究竟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但我相信有。”
是啊，生机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大家都一时无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