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是汉代文化一个标志性人物，是一位通儒，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在历史学、文字学（古称小学）、教育，乃至在琴艺、织绵工艺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贡献。但广为人知的最主要的，还是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
人们常说：唐诗宋词汉文章。这个“汉文章”主要是指“两司马”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的赋与文。“两司马”在“汉文章”中的地位，就好比唐诗中的“李（白）、杜（甫）”，宋词中的“苏（轼）、辛（弃疾）”，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的代名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司马相如，就没有汉大赋的辉煌。可以说，他就是“大赋之父”，是他将战国末年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推向顶峰，把骚体赋（重在抒情，接近于诗）发展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模式———汉大赋（重在铺叙,更接近于散文），从而确立了这种源于楚辞而又别为一体的文学体裁。汉大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兴盛了整整一个朝代几百年，之后，赋成为与“诗、词、歌”并列的一种文体而流传到现在。
一、大赋惊天赋之圣者
司马相如本来凭着家财当了“郎”官，充当汉景帝刘启的武骑常侍，陪同打猎。但司马相如并不爱这个差事，他从小“好读书，学击剑”，爱好广泛，志向远大。他满有兴趣的是辞赋；可汉景帝又无此方面的雅好。凑巧，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进京朝见皇兄，而刘武是个喜欢招延四方贤能、文士的人，他身边有一批喜欢弄辞赋的，如齐郡邹阳、淮南枚乘、吴县庄忌等，此次也跟随到了京城长安。司马相如见到他们之后，意趣相投，于是借口有病，辞了武骑常侍的美差，跑到梁国的都城睢阳去了。梁孝王让他做了“宾客”，他与邹阳、枚乘等一起同住梁园。邹阳、枚乘等年长于他，当时已是有名的赋家了,梁王又好赋，司马相如在这样一个文学氛围十分浓厚的地方，他的天赋得到激发，写了不少辞赋作品，包括他的有名的《子虚赋》。
可是，几年以后，梁孝王死了，司马相如失去寄身之地，只好回到巴蜀老家。他与心心相印的才女卓文君结了婚，与巴蜀地方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直到汉武帝即位之后，他的才华才得到发挥。
汉武帝刘彻，喜好文学，常常读赋。有一天他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眼睛一亮，兴奋不已，击掌赞美：“好赋！好赋！好过瘾的赋！！”进而又感叹道：“朕为什么偏偏没有与司马相如生在同一个时代呢？”原来刘彻以为司马相如已是作古的人了。恰好，此时给皇帝刘彻作“狗监”的蜀人杨得意在场听见了，杨得意趁机向刘彻推荐了司马相如。他说：“皇上，司马相如健在，他是我的同乡，他向我讲过，他写了《子虚赋》。”刘彻异常惊喜，急忙召见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应召赶赴京城，晋见皇上刘彻。刘彻向司马相如问起《子虚赋》的事。司马相如说：“有这回事。但《子虚赋》是写的诸侯国的事，不过瘾；愿为皇上写一篇《天子游猎赋》，赋成后立即呈送皇上。”刘彻当即令尚书送给司马相如笔墨木简。相如可能对此事早有一些风闻，在赴京的路上，就打了腹稿，因而很快撰写完成，呈送给了汉武帝刘彻。刘彻披卷诵读，刚读到“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耶！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他就激动起来，连连说道：“太好了！太好了！”心中暗想：这司马相如，怎么与我想的如此合拍！
于是将司马相如留在身边，作“言语侍从之臣”，充当他起草文稿的郎官。司马相如一下子成了大汉帝国中央政府最受皇帝信任的头等秘书，从此名扬天下。其后虽两次出使西南夷，当了皇帝钦命的中郎将的高官，他也没有停止写作。政治上失意以后，他不肯参与“公卿国家之事”，仍然没有停止写作；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长卧病榻，他还在写作。因为赋是他一生的爱，年既老而不衰。
司马相如一生的著述，内容广泛，有蜀中最早的《蜀本纪》（历史学著作），有《凡将篇》（文字学著作），有《荆轲赞》及《郊祀歌》等多首诗歌，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提到的《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这些已经散佚的作品。除上述外，他的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29篇，但散佚的也很多。从一些古籍中稽考出的篇名有《玉如意赋》《梨赋》《鱼葅赋》《梓桐山赋》，其他散佚的连篇名也不知道了。不过，他的一些有名的篇章，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及《哀秦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长门赋》和一些被后人看做赋的文章，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书》等，都保留了下来。
它们在中国文学历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不朽的价值。《子虚赋》《上林赋》下面再讨论，其他各篇亦无不是中国古代文章中长期被人称颂、学习的典范之作。
早期的《美人赋》，学古而不泥于古，取古人之长，去古人之短，已经初步显示了司马相如长于构思布局、精于锤炼字句、线索简明清晰的为文特点。
《喻巴蜀檄》是秦汉以后流传的成篇檄文最早的一篇。《难蜀父老》，是“难”这种文体的首创之篇。
《谏猎疏》仅269字，层层推进，说理清晰透彻，语短意切，真情溢于言表。入选《古文观止》，长读不衰。
《哀秦二世赋》仅158字，写得“深沉简练，情致蕴藉”，是整个赋史上第一篇涉及秦朝暴政的作品。它兼咏史、纪行、哀吊于一体，触景生情，吊古伤今，抒发历史感喟，“是咏史文学作品的开端”。赋中“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成了给统治者警告的千古名句。
传说陈皇后用黄金百斤请他写的《长门赋》，更是中国历史上宫怨文学的开端。《长门赋》中不仅创造了一个离宫佳人的意象，对佳人的心理描写“穷极高妙”（金香语），“笔夺造化，真可谓惊风雨泣鬼神”（洪若皋语）。
《封禅书》“是后世颂圣之祖，然而讽谏自寓”（孙月峰语）。“文效书而不袭典谟诰，颂效诗而不袭雅颂，此长卿之杰作绝思也，奈何后人又纷纷摹仿乎”（何义门语）。《封禅书》“主题单纯，却又是司马相如所有篇章中最能体现时代、帝王、作者、历史、文章、评论之间诸多复杂关系的典型”（熊伟业语）。它与上述各篇都是千古流传的美文，也都是当时“尤著于公卿者”的篇章，他们大多有开文学史先河之功。
司马相如是一个一辈子与赋打交道的人，不管在创作上、理论上，在汉代赋坛，都是顶尖级的人物。日本学者泽田总清在他所著的《中国韵文史》中说：汉代的赋家，“相如是一等的赋家，其次是贾谊，再其次是扬雄、班固以下的人，和相如比较起来，要差几等，都只是第三流以下的赋家罢了。”从古至今的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们，对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有极高的评价。太史公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全文收录了司马相如的赋、文八篇，这在《史记》人物传中是唯一的，他第一个对司马相如的作品作了明确的肯定。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称：“司马相如蔚为辞宗，赋颂之首。”南北朝，梁代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同样多次用“辞宗”一词称司马相如。唐代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为之最。”杜牧诗说：“相如死后无词客。”宋代林艾轩直称“相如赋之圣者”。林氏之评，其后为王世贞等多家引用升华。明代张燮评价司马相如说：“长卿赋手，横绝古今。”清代洪若皋说：“长卿继屈、贾、邹、枚之后创辟奇艳灵奥之体，为有汉词赋第一人。”此后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节中，对司马相如在文学上的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武帝时文人，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西汉的赋约一千篇，这说明它是西汉文学的代表，它是文学家的专业”；而“司马相如是最大的辞赋家”。尽管时有杂音，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功臣，贡献卓著，这应是千古历史的定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