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甘肃近代城镇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市民阶层的壮大而发展起来的，他们构成了近代城镇存在的基础，支撑着城镇的运行。他们身上反映的是近代城镇的风貌，也反映出近代城镇兴起以后的种种缺失和无奈。他们是有别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而发展起来的范围比较广的社会阶层，对近代城镇的文化、经济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社会阶层的流动
社会阶层的流动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和社会分工、职业的差异等联系在一起，也和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联系在一起。一般来看，社会阶层和拥有的财富是联系在一起的。官僚、地主、大商人、资本家等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属于社会上层；广大农村的中农和城市里的中小商户等属于社会中间阶层；城市无业游民、小商户、杂业人员和农村的贫农、雇农等都属于社会的下层。
在传统社会，社会阶层主要通过科举考试和购置田产来实现流动的。进入近代以后，社会阶层的流动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原来依附于农业的工商业的独立发展和新的社会职业的不断出现，打破了传统社会以农为本的社会职业结构模式，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的动荡和强权政治的出现，造成一批批新权贵的不断产生。这两种状况都更改了传统社会阶层流动的途径。新的社会阶层流动途径，有很大的不合理性，那些依靠强权获取名利的新权贵，无节制地攫取大量的社会财富，使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少部分人的手里，严重地威胁到社会中下层的利益。
民国时期，就甘肃来看，官僚阶层、地主、大商人、大产业主等属于社会上层，这部分人占社会成员的5％，他们有权有势，利用权力和特权巧取豪夺，占有社会的大部分财富；拥有一定土地的中农、中小商人和中小产业主等均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约占社会成员的35％，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财富和生存空间；而贫农、雇农和市民阶层里的贫民均属于社会的下层，约占社会成员的60％，这部分人的生活毫无保障，生存空间狭窄。
那些通过强权产生的社会阶层，不仅攫取大量的社会财富，还遏止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因社会的失范和无序，中下层向上层的流动有较大的偶然性和局限性，他们或在不同的职业之间转换流动，或以购买田产实现向上层的流动，而这些有限的流动还常受到强权政治的压制和限制。在近代社会混乱的背景下，中等阶层抵挡社会风险的能力比较弱，稍微有点冲击，便无力抵挡，遇到天灾人祸便面临破产的威胁，很容易流动到社会的下层。社会下层的生存景况最差，很难向社会上层流动，而且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人数还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使得社会的贫穷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少数民族里的宗教职业者属于社会的特殊阶层，他们通过教权控制民众，主持开展各种形式的宗教仪式活动，是信教群众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实际控制者，在信仰的民族里影响很大。藏族社会的宗教职业者占的比例较高，一般占男性人口的1／3。在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里，也有一定人数的宗教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又可以分为几层，比如藏族的活佛便属于宗教职业者的上层，而在活佛中，又因个人能力有别，所辖教区大小、富庶不同，其地位又有一定的差异。除了活佛，其他僧人多属于宗教职业者里的中下层。回族的阿訇情况也大略相同。另外，甘肃近代政治多由军人把持，军人也占很高的比例。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将在“社会问题”章节里论及。
六、帮会、社团、党派
1．帮会
帮会是近代社会比较特殊的民间结社。帮会由这样几部分社会力量组成，即从明时就有活动的天地会和哥老会的力量、清中期就有活动的失败后残留的白莲教的力量、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流落到民间的太平军战士等。清末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社会无序混乱，这些力量便滋生蔓延，他们联手在民间结社，开展各种活动。他们最初参加帮会是来寻求帮助和精神寄托的，以后随着帮会的发展，逐渐向社会各阶层渗透。帮会带有宗法色彩、江湖义气和迷信色彩，也常以此为诱饵，吸引会员，壮大力量。各帮会都有名称，或冠以名山大川或以所定的宗旨为号。
甘肃近代最早的帮会主要是哥老会的活动，出现在同治年间。当时左宗棠率领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大批年龄大的老兵没法妥善安置，这些人生存受到威胁，精神空虚，纷纷加入哥老会。哥老会也有称为“哥弟会”的。后来西北回族问题突出，紧接着左宗棠率军西北，这批哥老会成员又随同前往。当时在湘军里哥老会成员比较多，左宗棠鉴于军队内哥老会成员较多的情形，为了利用帮会，凝聚团结人心，也参加了哥老会，并按照哥老会内的规矩，与士兵以兄弟相称，于是人人争先恐后，纷纷参加帮会，这使湘军内的哥老会人数大增。左宗棠在用兵西北的十余年里，甘肃的哥老会发展得比较快。西北问题平息后，左宗棠对西北帮会力量日盛很担心，上奏朝廷，认为帮会猖獗，日后必致祸患。于是光绪时期便对哥老会进行了彻底的清除，哥老会遭到破坏，遂转入秘密活动。
清末，清王朝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民间哥老会的活动频繁迭起，北方黄河流域的哥老会活动较为兴盛。当时在各地编练的新军中，就有许多哥老会成员。宣统元年（1909年），哥老会会员甘肃西宁人乔寿山，在西宁等地宣传兴中会的革命主张，联络了附近的一些农民，积极组织反清活动。他曾在甘军董福祥部当过兵，1900年曾随军到过北京。后事机泄露，遭镇压。陕西、宁夏的哥老会成员更多，活动也很频繁。陕西的张凤翙、张云山、张益千等哥老会成员开了同统山，组织起红汉军。当时甘肃的帮会完全听同统山的命令。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反正，张凤翙任用哥老会首领之一的张云山为副都督，率军在乾州抵御由陕甘总督升允组建的甘军。宁夏的哥老会听到辛亥革命起事的消息后，也在宁夏反正。应该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西北的一些革命活动多是由哥老会成员组织开展的。
国民军西进时，国民军内的许多士兵或系哥老会成员，或是曾经和哥老会组织有过联系的人。这一时期的哥老会已经向近代帮会过渡。哥老会和帮会也有一些区别，参加哥老会的人多为底层老百姓，在而参加帮会的人则成分就复杂了。国民军到来后，其士兵有不少为哥老会成员和外地帮会成员，甘肃地方帮会开始发展，当时许多地方军阀也参加帮会。甘肃从陇东到陇南，从中部兰州附近县份到西部的河西地区，到处都有帮会活动。尤其以陇南为多，因甘谷、文县等地在外做生意的人多，这些生意人为了互相照应，结盟为帮。
这一时期帮会内部的组织和规矩都逐步建立。帮会通过成员开山而壮大势力，当时在武威的老吆会，内部辈分以所占的“威德福子宣，松柏一支新”十个字，来划分帮辈的大小，占“威”字的为第一杆旗，这一辈开的山有中华山、重新山等；占“德”字的为第二杆旗，也有开山的。民国18年（1929年），马廷贤在天水先后开设大佛山、群英会，马仲英在甘州开了高台山。甘肃的其他山头有洪钧山、同统山、五龙山、兴龙山、万佛山、奉天山、长白山、金龙山、复兴山、中华山、重新山等。各山独立行事，没有什么联系，有明确的宗旨和纲领。如中华山的纲领是“中华统一，民族复兴，昏庸满清，国防无准，新来国父，奔走革命，江湖之始，肝胆贤存，谁是盟统，革命未成”；“中华山，忠义堂，长江水，万代香”。对内的口号是“印心相结”，对外的口号是“精诚团结”。重新山的对外口号是“重新设计引群仙，降世星辰列满天，福寿宫里常摆筵，文兴武庆太平年”，“重新山，忠义堂，长江山，福寿香”。其内外口号和中华山略同。
沿海地区的帮会，民国以来经过演变形成了两个最有影响的帮会，即青帮和红帮，以后两派又分化出许多小帮派。红帮原称为“洪门”、“洪帮”，是从天地会、哥老会发展来的，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相传以明太祖洪武年号的“洪”字为代称，入会者均称为洪门或洪家兄弟，流行于四川、云南、贵州、黄河流域等地。青帮是清雍正时期在南北运河漕运的船夫，为了内部团结而组织的具有封建行会性质的组织。他们最初制定帮规和仪式，按辈分收徒弟，久之影响日著，长期保持着封建行帮霸主的地位。以后由于成分复杂，和官府相勾结，逐渐发展成一支特殊的帮会势力。青帮最初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依靠官府后，口号变成“扶清安邦”，流行于沪、京、津、江、浙等地。
抗日战争初期，甘肃作为后方重地，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大量移民迁入各城镇，青帮和红帮成员也相继进入甘肃，开展活动。从外地来的青洪帮很快便和甘肃地方上原来的帮会联合起来，十分活跃。此时在军政界集中了一批青洪帮成员，这给帮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当时入会在军政界称为时尚，一批青洪帮头目同时也在军政界担任要职，国民党省党部的特派员就有青帮首领。马步青在武威期间，其第一师师长马呈祥就为洪帮中华山副山主。当时甘肃的红帮有二三十万，一些中下层人士，极力找门道投奔帮会，惟恐无门可人。因为在帮会兴旺时期，帮会内的人可以互相照应，里外贯通，显然人会有许多方便之处。兰州的青帮有嘉海帮、杭三帮、兴武六帮、兴武四帮、嘉兴帮等；红帮有中华山、铁血山、兴隆山、长白山等。谷正伦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因青洪帮犯事对其进行了整治，惩办了帮会内的几个头目，青洪帮暂时停止了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谷正伦调离甘肃，青红帮活动又兴，但以后各个帮会的活动开始走上了下坡路。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帮会的活动才被取缔。
青洪帮有严格的帮规，对内纪律森严，规矩周全，对外团结一致，生死与共。帮内的兄弟以入帮的前后各占一字，分层管理帮内事务。帮会内的活动，有联络暗号，称为帮话，也称黑话、条子。帮内成员认话不认人，口传不留笔迹，要想在帮内畅行无阻，须记住帮话。红帮信奉关公，分内八部、外八部（有的称为上八部、下八部）。内八部有山主（又名龙头大爷、大哥）、香长、襄堂、座堂、知堂、礼堂、行堂等（又有记载是：山主、盟证、香衣、坐善、礼堂、陪礼、执事、行堂等），代号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均被其他成员称为大哥，分工依次不同；外八部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又称为行一（大哥）、当家（三哥）、官事（五哥）、老幺等，内八部领导外八部。青帮供奉天、地、君、亲、师，帮内以字辈划分。在甘肃主要有达（也有作大）、通（一说道）、悟、学四字班辈，下级称上级为师爷、师傅。参加帮会的人到一定年龄拥有些资历后，可以开山收徒，另立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