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儿时造就的，假如我们留心观察的话。
童年有欢乐，也有伤害；有它的战斗，也有战斗留下的伤痕；有它的爱，也有它的艰辛；有它得胜的时候，也有它失败的时候。
童年的一切都像丝线一样织入成人时期的性格。
它们构成我们成功的秘密，也构成失败的秘密。
童年生活形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哲学基础。
我早年就已经得到了偏见和固执的教训。
12岁的时候，我开始明白歧视的巨大痛苦和不公。
我看见自己的母亲工作很长时间，干很累的活儿，但是，得到的报酬却很少，她是为了养活两个儿子，但一家之长偏偏都是男人。
我小的时候护着母亲，因此打小就一股怒气，成人之后就把这股怒气发泄到与所有形式的偏见作斗争中。我坚信，对待所有人都应该平等，而不仅仅是那些有能力控制它的人。
作为一个聪明的学生，我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吸取了终生的教训。
我利用媒体的力量支持自己的朋友，打击自己的敌人，我一直很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它是古老而受人尊敬的一门艺术。
很好玩，很刺激，但完全是不公的。
那件事情发生得很早，因此就能够想办法纠正自己的行为，从而使我把全部职业生涯都投入到一项活动中去，那就是要与自己小时候干过的带有偏见的新闻报道行为作斗争。
我到现在还在努力，要把自己的教训告诉我的一些同事，因为他们还在搞那些“圣屎”新闻。
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成长的。
善待女性与少数团体
我小的时候在南达科他州长大，当时，没有人会因为性别歧视而感到羞耻，就连联邦政府也公开搞性别歧视。
弗兰克林·迪兰诺·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劳动进步管理局，目的是要为大萧条时期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挣面包钱的机会。那个劳动进步管理局公开张贴如下报酬标准：
男人——每日5美元。
妇女——每日3美元。
在南达科他州我生活的那个地区，劳动进步管理局的老板甚至走得更远，他们根本就不聘用妇女。
我母亲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受性别歧视之害的妇女。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偷懒的男人靠在劳动进步管理局为他们提供的铁锹上混日子，每天也拿5美元。而我母亲却只能去当洗碗工，每星期劳动6天，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每天只有1美元，晚饭之后还得替人洗衣服。
南达科他州看上去也许不像是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的基地，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两种歧视都存在着。当时之所以没有引起别人注意，不像种族歧视情况十分严重的南部省份，那是因为南达科他州人口很少，受害者也不尽相同。
在南方，许多白人的誓言是要让“有色人种”留在种植园里。在南达科他州，主要目的是要把印第安人圈在保留区内。
而妇女的地位就是留在家里。
那样的生活，那样的时代，在我心里播下了种子，我发誓将来一定要努力根除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有朝一日，一定要以某种方式办到。因此：
还是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为一名平等主义者。
20多岁和30多岁当记者和编辑的时候成为一名布道者。
在40多岁到60多岁的20多年时间里，我是甘奈特公司和《今日美国》的负责人，这期间一直都在当使徒。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我和甘奈特公司一直都因为雇用、培训和宣传妇女以及少数民族而广受赞誉，成为媒体业界内这方面的领导者。
我母亲86岁去世，此前，我已经告诉过她，这一切奖励都属于她。
除非当老板的人真相信、真宣传、真实践，否则，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私人公司，任何一家组织都不可能实现男女机会均等。
一开始，哪怕只是宣传男女机会均等的事情，媒体业的白人男性都会提出反对意见。
哪怕是现在，实行男女机会均等的时候，仍然会遇到一些白人男性决策者设置的障碍。而且，不幸的是，还有一些女性高级主管也这么做，她们宁可当象征性的明星也不肯帮助别的妇女升到顶层。
我刚刚到甘奈特公司就严肃认真地开始了这样的宣传活动，并且跟业内一些老家伙开始干仗。在甘奈特公司内外，我都在做这样的宣传：“我们的领导能力应该体现在我们的读者对象上。”
下面是我1969年在密苏里大学对全美女性记者们所说的一些话：
“你们都是有天才的人，为什么竟然会有那么多人容忍所从事的职业中根本就不存在升迁的机会？
“你们当中应该有更多的人做好准备，把自己的眼光定在出版人、编辑、广播电台的管理人等目标上。在这一类的工作当中，所谓‘仅供男士’的牌子早该摘下来了。”
目标要定得高，声音要压得小
1970年，在新奥尔良召开的全国报业妇女联合会上，我说的话是这样的：“报纸业顶层的男性太多了，对此，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应该负责任。”还指出媒体当中的妇女分下述三种情况：
现代的女权主义者和持温和态度的女性希望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与男子处在同一水平上。这种情况很好，你们必须要带头。
激进的极端主义者希望从妇女当前的状况和社会情形中逃脱出来。这种情况不好，你们应该压低自己的声音，提高自己的目标。
还有一些妇女根本就不想升到顶层。她们常常会贬低女性领袖，说她们“是从床上升到那个地位的”。说这话的妇女才应该留在床上，或者圈在厨房里。
我还为其他人留下了机会，让她们也来宣传这项事业。
1970年，作为纽约州出版人协会的会长，我邀请女权主义者格罗丽亚·斯坦因出席我们在雷克普拉西得召开的会议，并作了主题发言，我请她有话直说，她也照办，话说得幽默，也有力。
在回答期间，纽约《罗马哨兵日报》的出版人乔治·沃特斯表达了很多老派男士的感情，他以挑衅的口吻挑战斯坦因：“像我本人这样的白人男性出版人为什么必须要支持你们女权主义运动呢？”
斯坦因是这么反击他的：“因为你们会操得更多，也更喜欢操！”
一些男人在窃笑。但是，后来发生在酒吧间的谈话明显指明，他们更喜欢妇女顺从而不是太要强——在办公室和在卧室都是这样。
18年后，我又对那个出版人社团发表演讲，还是这位乔治·沃特斯，他站起来提出一个问题。我打断了他：“乔治，上次格罗丽亚·斯坦因在这里给你提了一个建议，你照办了吗？”
这次是他窃笑了，神经很是紧张。后来，他妻子谢莉很自豪地对一个团体里面的人说：“是啊，他照办了。而且他的确更喜欢了！”
1973年，就是我当上首席执行官的那年，我任命了甘奈特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
格罗丽亚·比格斯是一位极受人尊敬的女士，也是棕榈海滩和圣彼德斯堡的女编辑，我们在佛罗里达州开办《今日报》的时候，她就加入了甘奈特公司。我任命她担任佛罗里达州的《墨尔本时报》的出版人时，她被人看作是第一位直接从编辑室升到出版人地位的女性。她因此成为报业界名人，我们都鼓励她多多参加任何演讲邀请。
比格斯头脑敏捷，有很强的幽默感。有一次，出席在宾汉顿召开的纽约州编辑者会议的时候，甘奈特公司一位保守的编辑主持演讲后的问答活动，他是以这么一个问题开场的：
“大家觉得妇女跟男人一样好，比男人更好，或者比男人更坏？”
“在哪方面？”格罗丽亚抢过话头。这可把大家笑晕了，但也没有赢得多少转化者。
事后，《宾汉顿太阳报》的编辑大卫·伯恩斯坦写了一篇报道。他是男性新闻工作者当中觉醒比较早的一位，他写道：
“他们所说的一些恶意的话透露出男性在编辑者中间的不安全感……言行举止如同没有结婚的聪明的姨妈，但她的闺房刚刚被伯特·兰卡斯特入侵过。”
我提拔比格斯当上我们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从而打破坚冰。尽管如此，在甘奈特公司内部，却没有多少女性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外要求得到提升，这让我十分失望。但是，我坚持下去了。
提升一个没有准备好的人
1974年，我请《罗切斯特时报联盟》的社论作家克丽斯迪·巴尔克雷出任《萨拉托加养育萨拉托加人》的出版人。她感到十分震惊。
我告诉她：“你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嗯，你的感觉是正常的，你是没有准备好。但是，我以前每次提升都是事先想到的，你也应该这样，以后慢慢就习惯了。”她真的习惯了。
1977年，我请《尼亚加拉瀑布报》的编辑苏·克拉克当出版人。那个时候，她已经是甘奈特公司的第15位成为出版人的妇女了，而出版人是我们报纸里面职位最高的工作。
“会有很大压力。”她告诉我。
我同意她的看法，但开了一个玩笑：“但是压力会落在你头上，而不是我头上。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女出版人了，所以如果你不称职，我们随时可以炒掉你。”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接受了这份工作，她会受到她那个职位上的男性员工一样的对待。她不仅仅很称职，而且干得极好。今天，她是我们甘奈特公司的4位地区总裁之一，监督管理西部地区的16家报纸。
除这里那里提拔女性员工以外，甘奈特公司还需要基础广泛的宣传活动，让全公司的女性和少数团体都受到重视。
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许多男性经理都只是动口不动手的人，只是表面宣传，他们是从我的前任保尔·米勒那里学来的。他的态度在罗切斯特的报业系统中尤其明显，因为他曾经在那里当过16年的老板。
我问主管分类广告的经理托尼·包德利，为什么接听分类广告电话的都是白人妇女——其中大部分都是包德利的朋友们的女朋友——他回答说“以前请过一位黑人妇女，但是，钱袋子越来越瘪了，所以后来再也没敢用。”
我后来请了一位黑人妇女，叫多莉丝·英格拉姆，她是我的两名秘书之一。此后，包德利和其他一些人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故意将包德利关于员工调换的请求和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请示全都堆在多莉丝的桌上。之后，他跟我问及此事，我微笑着说：
“很明显，多莉丝还没有批准那些请求。”
包德利只得从我的那位黑人秘书那里撤回部分请求，之后他的分类广告部的人员组成就完整得多了。
20世纪70年代，在甘奈特公司内部，在人员提升的事情上面，我有两名关键的盟友都是公司高级主管：
约翰·赫塞尔顿，他是甘奈特公司主管人事的高级副总裁，他坚信应该实行男女机会均等的制度。还有一位是约翰·奎因，当时是负责新闻的高级副总裁，是一位对人事十分敏感的人。
奎因、赫塞尔顿和我弄出了一个计划，使每个高级主管人员年薪的很大一部分与男女机会均等计划挂起钩来。当事情跟自己的钱包发生联系的时候，我们公司哪怕最爱搞大男子主义的男性经理都会明白事情的重要。
“进步伙伴关系”
为了鼓励和监督男女机会均等计划，我们实施了两组双套班子，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黑人和白人一组，女性和男性一组。第一组是临时聘用的咨询人员，第二组成为公司的终身高级主管。
作为咨询人员：
鲍勃·梅纳德是一位黑人新闻工作者，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工作，后来又在甘奈特公司工作。他领导新闻教育研究院，专门培训准备从事初级新闻工作的少数民族候选人，培养后再准备提升他们。
罗里·威尔逊是一位白人妇女，当时嫁给了我。她在佛罗里达州当参议员的时候，是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主要倡导者，长期以来一直也是男女机会均等计划的支持者。
梅纳德和威尔逊到甘奈特各地的报纸查访，四处打听。梅纳德主要向奎因报道，而威尔逊主要向我报告。
由于是我的配偶在对男性经理们进行检查，结果让一大批经理吓坏了。但是这样一来，有雄心的妇女们就受到鼓励，她们意识到可以通过罗里和我们的枕上谈话而直接与我联系上了。
梅纳德一威尔逊计划开始以后，碰上甘奈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年会。我在会上做了例行的公司状况报告，之后就转到了人事和男女机会均等方面的话题上。
对着200多位高层管理人员，我口气坚决、毫不犹豫地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在这方面干得不错。有一些却不然。”之后，我缓缓扫视满屋子的人，说，“而且，我还知道都有哪些人。”
做得不好的人低下了头，或者在座椅里东扭西扭，坐立不安。我的样子做得很吓人，结果查出一些我本来以为做得不错的人。
现在他们明白，我是相当认真的，现在到了以长期规划认真对待梅纳德和威尔逊这两名顾问的建议的时候。
梅德琳·简宁斯被任命为主管人事的副总裁。这位白人妇女以前是标准品牌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是通用电气的人才，她现在是资深副总裁了。
吉米·琼斯，他以前是纽约喷气机橄榄球队的黑人队员，也是杰西中央电力与照明公司的人事经理，现在成为我们公司反歧视行动的负责人，他现在是主管员工关系的副总裁。
“进步伙伴关系”人事计划已经正式化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简宁斯／琼斯小组都在计划和实施这项方案。
最终结果大为改观，虽然速度慢，但进展十分稳定。在甘奈特公司内部，妇女和少数民族团体开始不断地争取和取得提升机会。话传开了，大学校园里和其他媒体公司的很多杰出人才和最聪明的年轻妇女及非白人都来到甘奈特公司。
不要让司法裁决推进人事制度
《今日美国》为从零开始配备人手的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证明事情是可以办好的，而且打破了长久以来一直在重复的一个神话：“我们就是找不到任何少数民族团体的人手。”
所需要的不过是高层拿出一个方案来，新招聘的人员必须有不同性别和种族，当然还必须有才干和经验。
根据新闻采编部的人员配备来看，《今日美国》的男女机会均等比例从一开始就反映出来，我们来看看1988年的记分卡：
员工总数：51％是女性，24％是少数民族团体。
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员：41％是女性，14％是少数民族团体。
1989年我作为董事会主席退休的时候，甘奈特公司的人员构成总体情况是
37000名员工：40％是女性，21％是非白人。
在顶层的4类工种——经理、专业人员、销售人员、技术人员当中，41％是女性，16％是少数民族人员。
在甘奈特公司报纸中，22％的出版人是女性，甘奈特公司的女出版人占到了全美国84名女性报纸出版人当中的1／4。
甘奈特公司的5位出版人是黑人，两位是西班牙人，两位是亚洲人。
在广播电视系列中，30％的无线电台总经理是女性，20％是少数民族人士。电视台的总经理当中，18％是少数民族人士，9％是女性。
如果没有顶层——董事会做出的表率，高级主管人员在人事级别和档案关系上面的进展就不可能实现。
1973年我成为首席执行官，当时甘奈特公司的董事会一共有12名董事，全部是白人，全部是男性。
1989年我离开甘奈特公司的时候，董事会的成员情况是：
4位女性，包括1位黑人。
1位男性黑人。
1位亚裔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