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曹操
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曹操霸术王道的特点。这使曹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不断打击、削弱刘汉王朝，然而又处处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却又不篡汉称帝。
曹操打击、削弱汉王朝，大抵作了三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削除刘姓藩王。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下令削除齐王、北海王、阜陵王、下邳王、常山王、甘陵王、济阴王、平原王的封国。后又取消琅琊王国，并处死琅琊王刘熙。
削除刘姓王国，即意味着削弱刘姓王朝实力，进一步孤立汉献帝。在建安十七年曹操虽封了几个刘姓王，那实际是为自己当王作铺垫，所谓“将欲夺之，必先予之”。
二是不断寻衅处死献帝身边的人，使献帝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和永远不得宣判的在押犯。曹操这样做，完全像一只抓着老鼠的猫，它不吃掉老鼠，它不放掉他。
献帝到许都不久，曹操以保护献帝的名义，派七百精兵常年守卫皇宫。这些兵士全是曹操用心挑选的，他们实际执行着监视献帝的使命。就是这些人的监视下，赵彦仅仅出于同情，和献帝谈了些有关时局的话，很快被曹操设罪处死。杀赵彦当然只是杀献帝身边人的开头，开了头就接二连三。这情景使献帝非常害怕，逼得献帝不得不对曹操说：“卿倘能辅佐我，就望对我厚道些；要是不愿，就请开恩放了我！”
对于曹操的控制，献帝也是尽力寻机反抗的。建安四年他发出了衣带诏，就是把诏书夹藏在衣带中，请其丈人车骑将军董承联合忠君力量，诛杀曹操。可是这事情败露了。董、承被杀三族，其女儿董贵人正怀身孕，一任献帝求之，曹操还是把她杀了。
与“衣带诏”相似，跨一年，献帝的伏皇后给其父亲屯骑校尉伏完写了一封信，极写曹操残暴，要伏完设计灭曹。伏完当然不能灭曹，但十几年后伏完去世，此事传出去了。曹操搜到了那封信，立即下《策收伏后令》，将躲在夹墙中的伏后拖出，置于暴室，幽闭而死。
三是曹操无所不用隐蔽的手段打击献帝及其王室的反抗，哪怕是一点苗头，极其微弱，曹操都如临大敌一般待之。他做得如此坚决，心如铁石，但他又决不想背上坏名声。不仅如此，他还尽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忠良臣子。
比如他在《策收伏后令》中说伏后，既无高贵出身，又天德貌才情。不仅如此，还包藏祸心，阴情妒害。这样的女人如何承命，奉祖宗，母仪天下！好像曹操处置伏后，完全是为了献帝的天下。
他还常说：“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滕》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
《金滕》是一个忠臣殉道的故事。周武王病，周人作祷辞请以自己代武王死。事后，周公把祷辞放在金滕（周金属封固）柜子里。武王死后，周公摄政，有传周公要篡位，周公避东都三年。后来成王看到了柜子的祷辞，方知周公一片忠诚，就把周公从东都接回。
曹操如此宣扬自己的王道忠仁，自己拥有天子的权力，却不承认自己是“真正的天子”，更不篡汉称帝，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曹操认为，“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这是他早年已经形成的观念。所以，条件不完全具备，他绝不干此等事。
其二，报汉之心始终对他有着一定影响。曹操出身于汉的宦官、官僚家庭，因而常说“累叶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顾命（《领兖州牧表》）一类的话。这种报汉的心情，初期的诸多表文表现得尤为明确。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载，他“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土，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后来“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及至身为宰相，觉得“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这些话，都透露着服事汉室愿做汉臣之心。这种心情，直到封公建国时仍旧依稀可见，如《上书谢策命魏公》谓“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陛下口恩，授以上相，封爵宠禄，丰大弘厚，生平之愿，实不望也…”
今奉疆土，备数藩翰，非敢远期，虑有后世；至于父子，相誓终身，灰躯尽命，报塞厚恩”。毫无疑问，报汉之心长期未泯，对他处理同汉室的关系是有影响的。
其三，不愿把自己同刘备、孙权摆在同等地位上。天下三分之势已成，但汉天子仍是汉室的象征、统一的象征，如果遽为天子而废汉，不仅给刘备、孙权等以口实，而且在客观上无异于承认了刘备、孙权割据政权的合法性，无异于把自己同他们置于同等地位。这样做，是自己把自己降到了一方政权的位置上，显然这对自己仍有很不利的一面。所以当孙权上书“称说天命”时，他便不无诙谐地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正如司马光所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其四，曹操拥汉扶汉而不篡汉的话说得太多了，实在是不便自食其言。如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领兖州牧表》算起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上书谢策命魏公》，讲了近二十年；直到建安十九年“位在诸侯王之上”以后，才不再说了。不再说了，说明他的内心深处正在起变化。所以，窃以为《自明本志令》类的说词虽曾起过稳定人心的作用，但却束缚了其后来的行动。
尽管这样，曹操的内心实际，至少从封王以后，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建安二十四年在洛阳构筑建始殿，不妨看做是他准备走向最后一步的明显表现。至于这一步是由自己还是由儿子去完成，那是要看形势来定的。可以断言，如果身体健康，天假数年之寿，他会亲自完成这一步的。正是因为他有了一些准备以魏代汉的表现，侍中陈群、尚书桓阶等才会乘孙权上书之机劝进：
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
夏侯悼说得更干脆利落：
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
陈群、桓阶、夏侯悍等人说的话并非虚辞，汉室的确是只有一个名号，曹操僭而代之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曹操听了陈群、桓阶、夏侯悼的话以后，先是引用孔子的话“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自我解嘲；进而根据当时的形势，可能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生前未能灭商，其子武王姬发抱着他的牌位伐纣，终将殷商灭掉而代之。可见，曹操的意思很明确：上帝已经允许我做天子了，但这最后的一步，让我的儿子去完成吧！由此，更可进一步断言，他的儿子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地逼汉禅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