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内，尽可能获得最大成效的话，就必须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先做重要的事，将不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后，或者交给别人去做，重要的事情要不遗余力，亲力亲为，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聪明人与愚蠢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聪明人知道哪些事情是重要的事情，有条不紊地将重要的事情处理好；而愚蠢人却分不清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往往忙碌了很久，却什么也没有办成。黄金荣能够在法租界和国民党之间如鱼得水，将自己的势力发展壮大，可见，他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办聪明事，黄金荣知道哪些对壮大自己的势力、打响自己的名声有帮助，进而尽全力去做这些事。
让黄金荣名声大震的事件中，尤数他侦破宋教仁被刺一案最为著名。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枪击致死的消息传开后，震惊了整个中国，与黄金荣交好的陈其美是宋教仁的战友也是好朋友，在宋教仁被刺杀后，悲痛之余，找到了黄金荣，让他帮忙侦察这件案子。别说陈其美找到黄金荣让他帮忙了，就算陈其美没有找他，他也会侦破这件案子的，因为当时宋教仁在全国的名望很高，如果能找出幕后的凶手，对黄金荣的势力也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
因此，黄金荣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陈其美的请求，开始着手调查宋教仁被刺一案。由于黄金荣手下的门生众多，消息十分灵通，所以很快就找到了直接行凶的嫌疑人—武士英。为了抓捕武士英，黄金荣亲自率领手下在半夜去搜查应桂馨的住处。武士英心中有鬼，半夜来应宅搜查，便想跳墙逃走，黄金荣急忙追上，费了好大的气力，才将武士英抓到巡捕房。经过审问，确定了他的主使人就是应桂馨。后来又从应桂馨口中打听到：宋教仁被刺杀一案是袁世凯策划的，由国务总理赵秉钧授命于洪述祖，之后，洪述祖亲自致使应桂馨贿买凶手行凶的。在黄金荣的全力调查下，宋教仁被刺一案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弄清楚了。
知道凶手了，接下来就是将凶手们一一捉拿归案了。因为案件涉及到政治上的大人物，黄金荣怕袁世凯和赵秉钧会派人来杀害武士英和应桂馨，所以在对凶手的看管上十分严密。但是百密一疏，武士英还是被人杀害了，而应桂馨则成功逃狱，之后，在去天津的路上，被袁世凯的特务杀害。虽然如此，黄金荣却没有放弃对这件案子的追究。没多久，赵秉钧就被袁世凯毒死了，而袁世凯也在人民的咒骂中去世。至此，在宋教仁刺杀案中的凶手们只有洪述祖还没有受到制裁。
一直到宋教仁被刺案过去四年后，洪述祖才从德租界回到上海，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到这时候，黄金荣还是没有忘记他参与杀害宋教仁的事情，在他去公共租界办事时，将他捉拿归案。洪述祖后来被执行“电刑”。宋教仁一案经过了四年时间，终于所有的凶手都遭到了应有的报应。
黄金荣在这一案件中，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黄金荣的名气因为这一案件而更加响亮，这也是他走向人生和事业顶峰的开始。由此可见，不遗余力地做重要事的回报是丰厚的。事先分析哪些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每一个成功人士都应该去做的。只有把握好重要的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如果整日在不重要的事情上忙碌，那么得到的回报是极小的，甚至是没有回报的。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先做重要事到底有多大的“魔力”呢？伯利恒钢铁公司用它的成功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
伯利恒钢铁公司目前是美国第二大钢铁公司，在上个世纪曾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在《财富》美国500强诞生时，它就是一家举足轻重的企业，1955年在排行榜上高居第8位。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分清事情轻重缓急，先做重要事的方法功不可没。
在该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段时间里，公司的效率低下，公司的总经理舒瓦普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忙碌，但并没有什么效果，为此，他十分忧虑，不知道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因为他发现每个部门都很忙碌，但是效率就是很低，提不上去。在这种状况不见好转的情况下，舒瓦普找到了当时的效益专家艾维·李，请求他为自己的公司想一套办法，让他明确如何能在短时间里完成更多的工作。
时间是有限的，要想做更多的事情是不太可能的，于是，艾维·李就另外帮舒瓦普出了一个主意。他让舒瓦普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下第二天要做的六件重要的事，结果，舒瓦普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写完了。然后，艾维·李又让他用数字标明每件事情对于他和他公司的重要性的次序，这次，舒瓦普也是大约用了五分钟就标好了。这时，艾维·李并没有去看舒瓦普写下的东西，而是告诉他：“你就拿着你自己写好的这张纸回去吧！明天你就按照纸上自己标的序号去做事情，在做第一件重要事情时，就只做第一件事，不要看其他的，等到做完第一件事时，再按照原先的方法去做第二件重要事，以此类推，直到你下班为止。就算你一天只做完了第一件事也不要紧，因为你把你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了。”
艾维·李最后说：“每一天都要这样做—你刚才看见了，只用10分钟时间—你对这种方法的价值深信不疑之后，叫你公司的人也这样干。这个试验你爱做多久就做多久，然后给我寄支票来，你认为值多少就给我多少。”一个月后，查理斯·舒瓦普给艾维·李寄去一张2.5万美元的支票，还有一封信。他在信上说，那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一堂课。5年之后，这个当年不为人知的小钢铁厂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钢铁厂，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奇迹是在艾维·李提供的办法下发生的。
关于如何提高工作效率，是困扰很多管理者的问题，谁能想到仅仅是写在纸上，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难题呢？写在纸上的过程或许很短，但在这个过程却有助于人们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从而找出最佳的解决办法。艾维·李提供的办法其实很普通，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有助于管理者看清哪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办好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就不要太担心了。这就像开车一样，只要你掌握了方向盘，找好了方向，那么剩下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说做事情能抓到问题的症结是关键，那么分清事情的轻重就是抓住事情关键的前提。
当年如果黄金荣把侦破宋教仁案件的时间用在为法国人调查偷窃案、抢劫案上，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试想，仅仅抓住几个抢劫犯与侦破惊动全国的案件，哪个会更令人震惊，哪个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很明显是侦破轰动全国的案件比较重要。因此，做事情，一定要看好重要的事，办重要的事情，不但可以节省自己的精力，还可以让自己把事情办的更好。看清楚哪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之后，接下来就是尽全力去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唾手可得的简单事情，这就需要我们用时间和智慧了。
黄金荣之所以能够在公共租界抓到洪述祖，就是因为他有足够多的消息来源和他的聪明才智。当时，身为法租界巡捕的黄金荣是不能去美租界抓人的，但是如果是在公共租界，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他派人监视洪述祖，在他去公共租界办事时，将他绳之以法。等待了四年时间，才找到这样一个机会，了结宋教仁被刺一案，黄金荣的辛苦可想而知。与黄金荣不遗余力地完成宋教仁一案相似的是，美国克罗克完成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克罗克是麦当劳快餐店的创始人，他起初是做推销员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小人物，没读完中学就出来做工。克罗克与黄金荣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很有上进心，一旦认定某件事情要做，就一定要做到底。克罗克与黄金荣一样，是个不满足于一直做个小人物，当时他通过市场调查，发现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美国的餐饮业已远远不能满足已变化了的时代要求，急需通过改革来适应亿万美国人的快餐需求。因此，克罗克就产生了要开餐馆的想法。
有了想法后，克罗克就自身的条件进行了分析，觉得他要将想法转化为现实的最大的障碍就是资金和经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筹集资金和积累经验。于是，他找到了开快餐店的麦氏兄弟，请求他们给自己一份工作。面对他的这点小要求，麦氏兄弟没有多想就接受了，所以克罗克就进入了快餐店工作，开始积累自己的经验和资金。
如果单单只指望着每月的工资，克罗克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开设自己的快餐店。为了更多的赚取资金，克罗克又说服麦氏兄弟，让他在当店员期间兼做原来的推销工作，并答应把推销收入的5%让利给老板，麦氏兄弟见有利可图且又考虑到眼下店里确实人手不足，便又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一来，克罗克手头就有了一定的闲钱。
为了充分掌握快餐店运营的整个流程，克罗克工作异常勤奋，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他曾多次建议麦克兄弟改善营业环境，以吸引更多的顾客；并提出配制份饭、轻便包装、送饭上门等一系列经营方法，以扩大业务范围，增加服务种类，获取更多的营业收入；还建议在店堂里安装音响设备，使顾客更加舒适地用餐；他还大力改善食品卫生，狠抓饮食质量，以维护服务信誉；认真挑选店堂服务员，尽量雇佣动作敏捷、服务周到的年轻姑娘当前方招待；而那些牙齿不整洁、相貌平常的人则安排到后方工作，做到人尽其才，确保服务质量，更好地招待顾客。
当然，他的每一项改革都使老板感到满意，因为，他的言谈举止总是表现得那么坦诚，那么可信赖，给人留下谦虚谨慎的极好印象。由于他经营有道，为店里招待了不少顾客，生意越做越好，老板对他更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了。餐馆名义上仍是麦氏兄弟的，但实际上餐馆的经营管理、决策权完全掌握在克罗克的手中。
到这时，克罗克已经在店里面当了六年的雇员了，他觉得自己的经验和资金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他不想离开这个店，再另开一个快餐店，于是，便向麦氏兄弟提出了盘下快餐店的要求。麦氏兄弟素来喜欢贪图眼前利益，为一时的需要常常会忘记原来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当克罗克提出以270万美元的高价，盘下店面时，麦氏兄弟就动心了。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并很快就进行了产权交割，办理了有关移交手续。
就这样，克罗克凭借着过人的毅力和智慧盘下了餐厅，并继续精心管理使其在短短的时间内，不断地发展壮大，如今麦当劳不但成为了闻名全世界的最大快餐王国，而且还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种象征。
克罗克用了6年的时间完成了他认为重要的事，即拥有自己的快餐店，日后的成功证明了克罗克这6年的时间是很值得的，就如同黄金荣用四年时间来抓捕洪述祖一样。不遗余力地做好重要的事，带来的成功往往是巨大的。在黄金荣破获宋教仁被刺案后，受到了众多国民党的敬仰，这也是后来很多革命人士到上海找上黄金荣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