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和第三两个军团组成后，按原定计划，本应在短期内迅速扩大，然后分别编为第一和第三方面军。但是，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一方面军建制。这就是说，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彭德怀还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三军团前委的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
日本怎样将占领东三省合法化？
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一直寻求将占领合法化的手段，而隐居天津的溥仪等人在日本利诱下，叛国潜往东北，投靠日军。1932年3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以清废帝溥仪为“执政”，大小汉奸充当地方官吏，实权则操在日本“顾问”手中，或者由日本人充当官吏，直接掌握一切。1932年3月10日，伪满洲国“执政”溥仪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以换文形式，签订了一个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密约，其主要内容为：“满洲国”的“国防”及治安全部委托日本负责，其所需经费则由“满洲国”负担；“满洲国”的铁路、水路、空路及新路之修筑，由日本管理；日本军队所需的各种设施，由“满洲国”尽力供应；日本人可以充任“满洲国”官吏，由关东军司令官推荐和解职；日本有权开发中国东北的矿业资源；为“国防”计，日本所取得的采掘权，俱无期限规定；“满洲国”在制定或修改有关“国防”上所需要的矿产法规时，应事先征得日本的同意；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要以此密约所列的各项宗旨和规定为立约之基础。日本制控东北的企图终于得逞了。
你知道红军为什么长征吗？
1934年10月，在井冈山的中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除项英、陈毅等率领部分红军和工作人员3000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红一方面军8万多人分别从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今于都）和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时，红六军团已撤离湘赣苏区，会同红二军团创建了湘鄂川苏区，准备迎接共产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到来。但长征初期，“左”倾领导者却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行动迟缓，延误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时间。
此时，蒋介石已对红军的行动意图有所察觉，他立刻调集重兵，准备将红军一网打尽。红军由于要随时掩护行动迟缓的共产党中央、军委机关和其他直属单位，在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并转移到湘江以西地区时，主力部队已由原来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在这危急关头，共产党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主动放弃了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挥戈西南，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1935年6月14日，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从川陕根据地转移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9月27日，共产党中央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后，组织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决定放弃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而把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11月初，红一方面军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及所率领的陕北十五军团在陕北根据地胜利会师。与此同时，贺龙、任弼时所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亦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于1936年7月2日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二、六军团改称为红二方面军。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率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至此，红军用两年时间，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11省，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战胜党内分裂危机，胜利完成了长征。
“七君子事件”是怎么回事？
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当时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人担任执行委员。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而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了孙中山的纪念活动，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也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当时急于清共的国民党，也得罪了上海的日军。当时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即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南京国民政府于11月23日上午，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位救国会的领导人，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由于7人都具有专业的社会地位，因此被称为“七君子事件”。
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但蒋介石政府拒不释放，且于1937年4月3日向沈等提出起诉书，并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人一起受监禁。“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于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七人，并于1939年2月撤销了起诉书。
京剧中的四大名旦指谁？
京剧艺术中，民国初年的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被誉为“四大名旦”，为京剧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梅兰芳，工旦，出生于梨园世家，祖籍江苏泰州，长期居于北京。梅兰芳创造了很多优美的艺术形象，改革与提高了京剧旦角的演唱和表演艺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程砚秋，工青衣，满族，生于北京；6岁学艺，11岁登台，12岁参加营业演出。程砚秋的表演功力非常深厚，表情细腻，艺术上富于独创性。
尚小云，工旦，祖隶汉军旗籍，河北南宫人；幼为北京三乐科班学生，初习武生，后改正旦，以演青衣戏为主。尚小云的唱腔字正腔圆、刚劲高亢，尤其是念白，爽朗明快、流丽大方、字清音朗，极富感情色彩。
荀慧生，工花旦、闺门旦，河北东光县人，首次于天津登台。1910年入京，师从梆子演员侯俊山。1918年，19岁的荀慧生参加喜群社，从此专演京剧。
人们为什么称鲁迅为“民族魂”？
1936年，鲁迅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但他仍然抱病勤奋写作。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上海民众向鲁迅献上了“民族魂”的大旗，数万人为他送葬。
鲁迅以其在小说创作上的杰出成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同时还开拓了现代杂文表现社会的广度与深度，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运用便捷和影响深远的一种文体，而且留下了大量荡俗涤尘、振聋发聩的杰作。
在散文诗与散文的创作上，他的文章有独特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此外，他的《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说史略》皆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后者是一部开创性的学术著作，打破了中国小说无史的局面。鲁迅还创作了历史题材的小说集《故事新编》，将现代生活细节融入历史故事，突出其针砭流俗的意义。他的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创作精神为现代文学处理历史题材提供了新的范例。
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是谁设计的？
1937年，中国桥梁史上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铁路公路两用桥正式建成通车，设计这座大桥的是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1954年，茅以升主持修建了长江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还写桥。他的《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中国桥梁——古桥和今桥》等著作，于今日之桥梁建设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是谁发动了“西安事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侵华活动。而当时的蒋介石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意要把红军扼杀在摇篮里。但由于东北军、西北军在“剿共”过程中，屡遭惨败，使得其将领感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再加上我军积极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使东北军和西北军逐渐认识到一致抗日的重要性，提出联共抗日的要求。
蒋介石无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不顾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逼迫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参加“围剿”红军，并于1936年10月亲自飞抵西安督战，带着一团卫队住在临潼华清池。
张学良、杨虎城一再向蒋介石进谏，劝其放弃“剿共”计划，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恳切要求派东北军和西北军开赴抗日前线，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国土，但均被申斥、拒绝。
当时，西安群众得悉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就举行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向临潼进发，将到灞桥时天已大黑。张学良用电话告诉蒋介石，希望蒋好好接待。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下达了格杀令。就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用武力逼蒋抗日。
事变前，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早已把捉蒋的事情布置好了。东北军负责临潼捉蒋，西北军负责解除城内省会公安局和宪兵第二团等蒋系力量的武装，扣押在西郊飞机场的蒋方飞机，拘留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方军政人员及解除北门火车站过往的蒋方军队的武装。
12月12日凌晨五点钟，在东北军方面，由白凤祥、刘桂五率领的捉蒋队伍同蒋介石的卫队在临潼展开了激战。当他们突破两道路线，进入蒋介石的卧室时，却发现蒋介石不在了。但蒋介石的衣服、帽子、皮包都在，假牙还泡在水杯里，被窝还有温热，蒋介石的座车也在。张学良判断蒋介石不会跑很远，于是组织队伍搜捕，终于在华清池后山的一个破窑洞里捉到了蒋介石。第二天，天色渐明的时候，宣传车上街散发传单，传单上印的是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其中提出八项主张，主要是要求团结一致抗日。
蒋介石被抓住以后，东北军、西北军的许多将领都主张严厉处置蒋介石，张学良等就此事同中共中央商量。此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得到张、杨的通电震动很大，宋美龄等竭力主张设法救蒋。而亲日派何应钦内心是不希望蒋介石生还的，主张大军讨伐，用以激怒西安军界，置蒋介石于死地，这样，他就可以取而代之。他立即调动军队向西安进攻，并派出飞机对西安进行轰炸，企图把蒋介石炸死。从表面看他好像是为营救蒋介石，其实他的诡计早被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看破。难怪12月14日宋美龄派外国顾问端纳送给蒋介石的信中，有“南京方面戏中有戏”一语，这是在指何应钦借事变的机会在搞阴谋。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来到了西安。他们向张学良、杨虎城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的内战的阴谋，推动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延续10年之久的内战暂时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遵义会议的召开有何历史意义？
1935年1月初，长征的红军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80号二号楼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也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首先由他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检讨了军事指挥上的一些错误，但主要还是强调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领导进行辩护。周恩来就军事领导问题作了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周恩来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犯了进攻上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还详细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术战略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会议对中央和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了改组，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