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咖啡吧的睡衣派对活动现场离开，夜色浓烈，我的家乡已是深秋时分，但广州还是闷热的夏季温度。我哥的电话打进来，“这么晚，有事吗？”
“你在哪？你跟谁在一起？你最近忙吗？”他问的话莫名其妙，已是午夜了。我反问他，“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跟咱妈咱爸吵架了吗？还是风流韵事败露了？”
“不，咱妈上午的时候突然脑梗了，现在ICU里，咱爸不让我告诉你，可是我想还是要告诉你，要不然，我怕来不及……”
“什么？”那一瞬间，大脑一片空白，我觉得我基本听不清他的话，于是反复让他重复、确认，真的吗？你确认你不是开玩笑吗？我可以选择不相信吗？我不相信它就可以不存在吗？
广州夜色独具风格，因为桥太多，路旁景色披上夜色外套，立即性感撩人，那夜我在车里，努力望窗外路灯，我希望世界此时此刻把我钉进这些钢筋水泥的迷幻深处，再也不用醒过来。
不祥没有预感，而预感一旦袭来，已经是不幸。
我的父母在广州与我生活八年，总是不断争吵。比如，看电视的时候，我说倪萍不好看，我爸就会说：倪萍不好看谁好看，你懂什么叫好看不好看？倪大姐很可能是他当年的偶像，但那不代表这个事情也要遗传继承。你不必接受我的审美观，但是你不能限制我的审美自由，并且，你不能因此攻击我的智商。
比如，我爸坚决鄙视韩寒，我说你哪怕看过任何一篇韩寒写过的文章再来鄙视也不迟，只因为他公然辱骂了大师就要站在捍卫传统文化的虚假立场上表态，不是瞎起哄是啥？虽然我不是韩粉，但是我鄙视用惯性思维反对一切自己都还没弄明白就坚持一味反对的保守派。
比如，令人触目惊心的贪腐或者冤案，我说是制度之恶，规则之恶，然后我的父母就会齐齐跳出来对我暴跳如雷：你懂得几个问题？美国没有腐败吗？美国没有冤案吗？没报出来而已，国家这么大，说得轻松，管理起来哪那么容易？你有能耐你去当主席试试？饭吃到这里基本我就要选择离席，内心不无悲凉，无言以对。
后来，矛盾随着生活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断升级，以至于每次我上楼前都要深呼吸，保持微笑，进门跟老人家们打过招呼就火速上楼、关门，即使这样，他们还要经常不惜爬上楼来敲门找我理论。
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是非争辩。一个退休的政工干部，一个老红卫兵，这对夫妇制造了我，然而我是一个异类。他俩在我家里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文化大革命，幸好尚还在文斗的阶段就被我发现苗头，及时分裂了他们的组织机构，分头瓦解，分别护送回老家。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我觉得，一场恶斗不可避免。谁说柴米油盐的生活里没有你死我活的利刃兵器呢？
价值观的差异，远大于红白玫瑰那点互相插足的填补。
他们去年才离开我的家，今年天刚冷，北方的天气已经难容他们安度晚年吗？他们习惯了南方的温吞天气，但是我们不能相互习惯。
次日睁眼立即赶往机场，一路回想这三十多年与生养我的父母之间点点滴滴的记忆。我身上有他们的影子，只是这影子被投射到另一面墙上。起飞前询问我妈的最新状况，深度昏迷，十分危险。
我想起跟她的最后一次谈话，他在。他说他的命很硬，他克到我了吗？如果我也硬，就转克到我身边最弱小的那个人身上了吗？这是迷信。
我不信。
但是见鬼我在万米高空上想起这些。迷信是我们惘然时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技巧。
人到中年，有些事总要经历，好过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为何在此时？这永远是一个问题，无论它发生在任何时间。
我戴上墨镜，闭着眼，我觉得这样我就可以安全地掉眼泪了。她放心不下，她当我三岁小孩，我们相伴三十多年却渐行渐远；她陪我出生到长大，我却不能陪她老去到离开；她可以不厌其烦地讲一个故事、无数次把我扶起、反复教我区分反正左右上下里外前后，但是我无法在此时忍受她反反复复问一个问题说一句话，我没有耐心；我不是没有良心，生命与生活都无常，在这场滚动发展的运动里，没有对称也不会对等，假如我们都没有脑袋里那些乌七八糟的想法和看法，或者一切都迎刃而解了，我们像动物那样生老病死，完成各自的生存规律，不问为什么。
我的心很痛，你能真真切切感受到来自心脏的叩问，问得心又累又苦。他在哪里？他此时在做什么？我一转眼我的心思他就知道，现在我痛到心肝巨裂他知道吗？他不知道。
每次想起他，我都希望他在身边在眼前，他不在；我妈想起我的时候，也是希望我在身边在眼前是吗？我不在，她总是找我吵，反复地对我说同样的话，其实她只想找我说说话而已，说着说着又不想让我忘记她，说着说着又觉得有点委屈是吗？后来她那么容易就哭了，说着说着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说什么，她不舍得离开，但是潜意识已经知道了是吗？
谁将他与我妈这两个不相干的人，一起捆绑在我此时的悲伤里？一个生离，一个死别。
人间悲欢离合，爱也无常，生死也无常，在无常面前，众生平等，没有更高级的无常，一切都将在无常面前退后。而此时的悲伤，是悲在无常面前懦弱的自怜，还是悲在明知无常却仍然嗔痴的怨恨。
我怨恨吗？
我在ICU里看见了深度昏迷的妈。我呆呆地看着她，插满了管子，各种仪表走着我看不懂的数字。我想握一握她的手，但是她的手上插着针，她的手肿得像个馒头，我跟她一样，血管太细，最怕打点滴插针，药水滴进肉里，痛得我忍不住号啕大哭，现在她已经不知道痛了。我想俯下身对着她的耳朵说说话，我凑过去，看见她耳上粘了一缕头发，我想帮她梳一梳头，护士说，时间到了。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
时间到了，该离开的就要离开。
是谁冥冥中规定了谁要来到，谁要离开？我要反抗谁？我的人生一直被反抗所累，我一直说不、No，但是这一次，反抗无效。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无法拒绝死亡；只要我还爱，我就无法抗拒夏予在任何时候对着悲伤的我笑着，那笑容好诡异，分明不是嘲笑，也不是快乐，那是爱，是我爱的幻影，我天生本能的镜像，我闭上眼他在心里，我睁开眼他就在身后，他甚至跟我一起经历了我与我妈也许是最后一次的对话，然后他们一起退场。谁策动这场阴谋，给我的教训里喻示什么真相？
我的家乡是一座美丽的城市，那里来过日本人，也来过苏联人，哈尔滨人有着快速接受新事物的天分，那个城市爱美丽是出了名的败家子，那里有我二十年的记忆，冰天雪地的时候，我的脚踩在雪地里发出吱吱的响声，走着走着，就走出了家。
每次回到这个城市，我都住在我的老师李妲家。那年她三十岁美成一枝花，在杂志社里当编辑，我十四岁一个小屁孩，在编辑部里见到她的时候，我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个神奇的老师，怎么把大红大绿穿得这么好看，那一头瀑布般的黑发变成我永远对美丽的标志，我就这么做着她旗下中学生栏目的小作者、小编者，后来成为朋友、伙伴，再后来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她一直单身，照顾着卧床的老父亲，还有两条特别特别凶猛的藏獒，住在龙江第一村的一栋小别墅里。多年以后回想，我身上所具有的与原生家庭格格不入的东西，有多少是来自于她的启发和影响？
你若相信缘分，就注定相信命运，你若相信这一切都有注定，你反抗的是什么？
我反抗着别人强加给我的，他们认为是注定的东西，可真正正确的注定又是什么？我认为的注定是：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我要让自己与自己的命运和谐相处，而不是被和谐。
所以我三十岁之后，每天都在观察自己。可是当我洞悉了内在的自己，我与你就相隔甚远了。
我又跟李妲厮混在一起了，白天在有限的探视时间里看看我妈，安慰一下我爸，他似是一夜之间苍老，其余的时间就是两个人逛街、说话、说话、逛街。
如果生活只剩下好看，还有说话，多好。
“我知道我的日子还要继续，无论有多悲伤、多寂寞，她若要离开，我要送一送她，像当初她迎接我降临一样。他若也离开，我也要送一送他吧，他从天而降，现在不辞而别，就算是场礼貌，我都在原地，多少算个主人家而他是客，对吗？你看我每次一见到你，就坚强了。”
李妲是罕见的很会分辨黑白对错的人，我们像透明人一样面对彼此的所有问题，而越是面对这样知己知彼的挚友，你就越难发泄情绪。我们理性地阐述问题，也阐述自己，然后清点对方的意见和建议，的确如此，是的，我也是这么想，是吗？可能的确如此。
我跟她讲起夏予的时候，我害怕她会跟我身边其他的朋友一样，指责他。我还想护着他，哪怕他已经不在，哪怕对面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都不愿意她说他不好。
但是她不是别人，她是看着我从青春期走向成熟又一路走过来一直在场的朋友，形同亲人，又胜似亲人。她说，他会回来找你的。
“会吗？”
“会的，你根本不用管他。你过你的日子，还会有别的他出现，其实追求你一点也不难，虽然你看上去很厉害很不容易追。”
九型人格教练张文斌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有人比七型人格那么善于表达善于将自己树立成榜样。当我把七型人格的特征套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符合一切规律，但是人与人如此不同，即使同样的七型，同样的错误，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生离死别在每个人身上都将逐一发生，但没有标准答案。七型很会安慰自己。
在哈尔滨的七天，在规定的时间里看了我妈七眼，见了大学时对我特别关照一直挂念的老师，临行前，只能将一切拜托给我哥。
日子像幻灯片一样，一张一张翻过去，我妈在密切的关注里沉沉地睡着，醒过来的机会越来越小，除了相信奇迹之外，每个人都要做好长期守候床畔的心理准备。
我终是要离开，这最后一程还不知能否如期相送，去往机场的路上，李妲还想着给孩子们买煎饼，而我的心思则不知飘哪里去了。
有一天，我若离去，我不希望任何人为我悲伤。我很努力地活过了，也爱过了，其实也没什么遗憾，唯独就是我的两个小朋友尚还小，我放不下，想到这里，我在哈尔滨候机大厅里又泪如雨下，即使我已人近中年，我妈仍然未将我放下，我们永远都没有自以为的那么潇洒，那么容易唯独，那么容易被预测。
活着，被大脑过度解读；而死去，又被活着的人过度恐惧；越解读，越恐惧，因为你发现，你越是努力地思考，就越是绕不开最终一切都将徒劳无益的虚无终结。你穷尽一生的经验和智慧，最终被上帝一笑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