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亲至台湾，经过实地调查，于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备述台湾的战略地位及放弃之后可能产生的恶果。指出：“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之左护”、“东南之保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统一后的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如果放弃，必有流民逃军，窜伏潜匿，和同土番，“纠党为崇，造船制器，剽掠滨海”；荷兰“亦必乘隙以图”，并以此为基地，“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勿总之，施琅总结认为：“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城永固边圉”。施琅请于“台湾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陆师参将二员，兵八千名；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通共计兵一万名，足以固守”。
施琅的这些看法或认识，是极有眼光的。福建总督姚启圣、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士麟等也先后上疏，反对放弃台湾。
康熙又反复征求议政王、大学士等人的意见。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大学士以议政王等议复准行之意见请旨。康熙问汉大学士：“尔等之意若何？”李蔚、王熙回奏：“据施琅奏内称：‘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则其地甚要，弃之必为外国所据，奸宄之徒窜匿其中，亦未可料’，臣等以为守之便。”康熙听后表示同意这一看法，他总结指出：“若徙其人民，又恐致失所，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令会议政王等“再行确议具奏”。二十七日，大学士明珠回奏：议政王等一致同意皇帝主张，认为“上谕极当。”提臣施琅目击彼此情形，请守已得之地，则设兵守之为宜。
至此，弃留之争结果，开始建立台湾地方政权机构。
在中国历史上，台湾设治始于宋、元，但皆编在澎湖。康熙时在台湾本岛建立的府县，是以郑氏政权建立的府县为基础。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之后，曾建立过承天一府及天兴、万年二县。郑经时又改为东宁府，升二县为州，设南北路及澎湖三安抚司，统一后，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康熙帝批准差往福建料理钱粮侍郎苏拜会同福建总督、巡抚所上奏疏，改东宁府为台湾府，于南路设凤山县，于北路设诸罗县，于府治设台湾县，澎湖归府直辖，使台湾地方政权的建置逐渐完备。台湾府县的文职官员，准福建督抚于本省现任官内拣选，奏请皇帝批准调补，三年任满，工作称职，即予优升。
经“督抚会疏交荐”，康熙皇帝批准，台湾第一任知府由原任泉州府知府，汉军镶白旗人蒋毓英调补担任。蒋赴任之后，见井里萧条，哀鸿未复，于是“躬历郊原，披荆斩棘，经界三县封域。相土定赋，罢不急之役。安抚土番，招集流亡，谘询疾苦，进父老子弟，教以孝弟之义。振兴文教，捐俸创立义学，延师课督”。也就是说，蒋毓英赴任台湾府后，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均有所建树。他三年任满之后，蒋毓英升任福建按察司副使，仍管台湾府事，实际上是连任三年。蒋毓英所建台湾府县政权机构完全与内地相同。台湾府衙署建在东安坊，大门向南开，改变了原来台湾官民居室向西开大门的习惯，这是把台湾衙署采取和内地一样制度的象征。
8．捍卫主权，政策灵活
康熙帝坚信，只要守得国土完整，方能万人归附，威慑天下，否则即是卖国求全的千古罪人。
康熙即位的那一年，也即顺治十八年的二月至十二月，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命其世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等地，他亲自率师东征，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大功臣。但郑氏政权坚持抗清立场，被清朝视为东南沿海一大隐患。康熙帝欲使台湾归于清廷，安定东南海疆，抱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始终不渝，其政策总的来说是剿抚并用，但前后期有所不同，康熙二十年六月以前以抚为主，后则因剿寓抚。
清廷对郑氏父子采取以封锁为主的策略，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首先从清朝自身的情况来看，陆军强大而水师弱。大陆初步实现统一之后，迫切需要与民休息，无力大量发展水师；而对刚从郑氏集团分化出来的海上投诚人员并不完全信任，也无意发挥他们的作用。由此可见，清廷对郑氏的战略基点不是主动进击，而是消极防御。
及至康熙二年五月，台湾内变平息，郑经“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拒绝招抚，和谈因而失败。同年十月，清军攻克厦门、金门，郑经退守铜山，清廷再次从福建、广东两处派人到铜山招抚。清之招抚政策对铜山郑军产生巨大的瓦解作用，“各镇纷纷离叛，日报无宁晷”。但郑经仍要求按照朝鲜藩国待遇，甚至表示：“若欲削发登岸，虽死不允”。
康熙三年三月初六，清兵进攻铜山之前，有“伪威远将军翁求多年兵民六百余人纳款”。在三月十四日进攻过程中，又有“伪永安侯黄廷，伪都智余宽等，率伪官兵并家属人等三万二千四百余名出降”，郑经兵船“仅存数十艘，乘风遁走台湾，”安排周全斌、黄延两员著名大将断后，结果这两个人也都投降了清朝。至此，郑氏沿海据点被“扫灭殆尽”。
清廷对台湾投诚官兵给予适当的安置与任用，其上层人士，分别授予侯、伯等爵，或任为在都督、都督佥事；其副将、参将、游击等，均仍任原职；“并给全俸，赏赉有差”。郑氏亲族来降者，予以优待。郑世袭投降后，清廷方面不仅授予了精奇尼哈番世职，给全俸，而且特殊优待，给还其父郑芝龙已入官变卖田产。
荷兰殖民者的贪婪野心，也促使清朝下决心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台湾问题。荷兰人自被郑成功从台湾驱逐后，并不甘心失败，欲借郑成功逝世，郑氏内乱之机与清廷联合消灭郑氏，重返台湾，并取得与中国“自由贸易”特权。为达到此目的，荷兰国于康熙元年、二年，一再派遣舰队，打着“支援大清国”的旗号驶抵福建沿海。此时恰值清、郑第一次和谈破裂，清廷也想借荷兰海军协助，消灭郑氏沿海据点，乃至康熙二年十月组成专门部队，进攻厦门和金门。金、夏战后，清荷双方产生严重分歧。清廷招抚铜山，同时也准备武力攻取，“邀荷兰船助剿”；荷兰人拒绝助剿铜山，要求立即进取台湾，并欲占据该地。清廷拒绝荷兰人无理要求，自行攻取铜山。此后，清、荷双方未再进行合作。
在八年六月，少年皇上康熙计除鳌拜后，派太常寺卿慕天颜，都督佥事李俭，持康熙诏书及明珠信件，前往台湾招抚郑经。慕天颜一行人于七月初六抵台湾，郑经虽礼待二使，但不肯接诏，表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
慕天颜等人在台湾住了十多天，未能议定。郑经派礼官叶亨、刑官柯平随慕天颜同往泉州继续谈判，试探“免剃发，不登岸”、“照朝鲜例人贡”的可能性。康熙获悉郑经态度，于八月敕谕大学士明珠、蔡毓荣等人，说：“若郑经留恋台湾，不忍抛弃，亦可任从其例；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若因住居台湾不行剃发，则归顺悃诚以何为据？今命内弘文院学士多诺前往。尔等会同靖南王耿继茂及总督、巡抚、提督等，传谕郑经来使，再差官同往彼地宣示：果遵制剃发归顺，高爵厚禄朕不惜持赏，即台湾之地亦从彼意，允其居住。”
以上这些可以说这是非常宽宏的处理意见，由此可见，康熙为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作出重大让步，表示了最大的诚意。
慕天颜、季俭奉命再往台湾，指出称臣而不剃发于理不通，劝郑经遵制削发：郑经无言以对，只是顽固坚持：“苟能如朝鲜例，则敢从议，若欲削发，至死不易。”大学士明珠据慕天颜禀报，知郑经自恃波涛之险，拒不应招，遂同蔡毓荣进京复命。
自康熙元年至八年，清、郑共进行四次谈判。惟有这次是由皇帝亲自降谕，委派重臣，指授方略，据理反驳郑经，充分显示康熙容忍、坚定、机智、敏捷和处理国事的卓越才能。双方争论的实质是：台湾是不是中国领土，应不应该统一于中国版图。康熙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完全正确；而郑氏自外于中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9．少征台湾税
台湾归于清，祖国出现了统一，当统一时，台湾地多人少，康熙采纳兴化总兵吴莫的建议，在驻台士兵中试行屯戍法，“半为镇守，半为屯田”。屯田者，“每兵给田三十亩，牛一，课耕种，农隙操练习”，使“兵有恒产，饷可省半”。其后，福建沿海福、兴、漳、泉四府之民大量流人台湾，垦殖土地。据康熙末年兰鼎元记述：“前此台湾，止府治百余里，凤山、诸罗、皆毒恶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则南尽郎娇，北穷淡水、鸡笼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趋若鹜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为野蕃嗜杀；今则群人深山，杂耕蕃地，虽杀不畏。……渐廓渐远，虽厉禁不能使止也。”据统计，康熙二十三年，全台耕地面积为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三甲，康熙四十九年增至三万零一百零九甲，二十余年，增长百分之五十。
耕地迅速增加的原因在于，除了内地农民大批迁入台湾之外，还由于清政府采取了类似内地的“更名田”制度，有些官田被改为良田，大大激发了农民开垦耕地的积极性，赋役制度相应进行了改变。把原来的“就田征谷，计口输钱”的办法，改成和内地一样的一条鞭税制，把田地分成上中下三则，“履亩定税”，按等征收。原来对高山族不分男女一律征丁税一石，统一后则免去妇女丁税。
伴随着土地的开发，台湾的粮食产量逐年增长，“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同时也推动了甘蔗种植和制糖业的发展。刚统一时，共有榨糖的“蔗车”七十五张；九年后，新增蔗车二十四张。至乾隆初年，糖年产量达六十余万篓，合一亿七、八百万斤，销往苏州、杭州等城市。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二十八年四月，康熙帝又特许台湾府开炉铸币。
台湾统一于清朝后，文化教育事业也比郑氏统治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康熙二十三年蒋毓英建成了台湾府学，其后又建“社学”三所，在他离任的那年又建立一所“书院”供学者讲学，康熙帝“准福建台湾府乡试为编字等，额中一名。”当年取中台湾籍的第一位举人是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榜的凤山县学生苏峨。同年七月，康熙帝采纳福建巡抚张仲举的建议，在台湾郡县设立学校，是“府学量设廪增各二十名，县学各十名，俟人才渐盛，仍照直隶各省补足定额。台湾籍的第一名进士是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榜的台湾举人陈梦球。第一任台湾知府蒋毓英主持了第一部《台湾府志》的起草工作，至三十三年由福建台厦道高拱乾最后完成。
台湾建置，派驻重兵，实行与内地大体相同的政策，使边防力量大大增强，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岛经济文化的发展。台湾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康熙帝辉煌政治生涯中又一力作，其产生的积极作用为后世永记。
10．展界开海，两岸通商
大规模迁界和实行海禁，是清廷对付郑氏集团的一项重要措施，虽时紧时松，但总未彻底废除。台湾统一后，为使沿海居民恢复田产，安居乐业，就必须撤销这些禁令。
早在施琅率部进入台湾后不几天，姚启圣就上疏要求恢复沿海各省迁界，“不惟上可以增国课，下可以遂民生，并可以收渔盐之利于无穷”。但因当时形势还不够明朗，急需处理降服人员安置及其他善后事宜，无暇顾及此事，故没有被康熙采纳。两个月后，两广总督美兴祚再次上疏，要求将广州等七府沿海地亩招民垦种，康熙见时机成熟，立即批准，随后派出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往勘福建、广东海界；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御史雅思哈往勘江南、浙江海界，并会同当地督抚办理迁界安民事宜。因而四省展界复业同时举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康熙深知，人民要求展界的目的不仅在于恢复原来的田地，还在于恢复出海捕鱼，发展海外贸易等正常的经济活动。因而当全世鉴于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奏报浙江展界完成，并请求允许百姓出海贸易捕鱼时，康熙立即照准施行。甚至在席柱奏报闽广展界事宜没有提及开展海上贸易时，康熙还究问原因。当席柱指出是当地督抚担心地方新附不便立即实行时，康熙给予了严厉批评。随后，又将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原定海禁处分之例，除私贩硝磺、军器照例处分外，尽行废除。
康熙鼓励开海贸易虽然也有适当征收商税充闽粤兵饷，减免内地转输协济的想法，但他反对税额过分苛重和征收范围过分琐细。如规定闽粤海关只征收海上贸易船只税，不准征收地方贸易车船抽分，并减轻税额等。随后又对出海捕鱼或贩卖日用物品船只免税。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贸易及中外贸易的发展，沿海人民生活也因此得以改善。《魏源集·复蒋中堂论南漕书》中就写道：“自康熙中年开禁以来，沿海之民始有起色。其船由海关给执照稽查出入，遍行南北，四时获利。百余年来，共享安定和平之福泽。”由此可见，康熙开海禁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康熙时期收复台湾有以下重要意义：
其一，收复台湾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正义之举。从大陆情况看，统一局面已初步形成，人民渴望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来恢复和发展已经凋敝的社会经济。从郑氏集团来看，它已演变为纯粹的地方割据势力，并向分裂祖国的方向发展着，从而阻碍和影响着国家的统一。从国际形势看，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已经东来，并且不断骚扰沿海各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因此，收复台湾并稳定东南沿海地区也就成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正义之举。
其二，收复台湾并驻兵镇守，有利于台湾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对巩固国防及以后抗击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也有深远的影响，因而值得肯定。
其三，康熙及清朝统治者解决台湾问题所采取的策略也是可取的。在解决台湾问题过程中，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清廷一直坚持以招抚为主的政策，避免武力解决方式所带来的破坏，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式。
在台湾设官驻兵以及迅速采取展界开海政策等，也显示了康熙及其统治集团的远见卓识。
【异点】先礼后兵，安抚为主
一个成功的统治者。决不是只懂得以武力而治天下的。武力固然可打天下，然而光凭武力决治不了天下。满清皇帝康熙是深谙此理的。
在收复台湾这件事上，突出地表现了康熙的这一做法。他不愿动武。力主和平谈判，当谈判不成时。又毫不犹豫的动用武力。
中国有句古话：“治服不治死”尤其是刚得天下的满清帝国，在处理版权归属问题上，康熙为他的后代儿孙开了一个好头。
【胜点】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
一国之君最大的尊严莫过于维护领土的完整，主权统一。
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被荷兰人占领，后被郑成功收复，郑氏子孙则以此为基地志在反清复明。康熙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立场出发，力主统一台湾，始终不谕，后终于解放台湾。这自然是千古第一功，足以名垂青史。
【焦点】做事要从大局出发
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有所作为，当以大局为重。从长远看问题，不要被眼前局势所迷惑，而分不清主次，这样定能事业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