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彭德怀在他于1962年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叙及此事，说：“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从语气看，彭德怀对林彪挺身而出洗雪了他这一段冤情颇为感动。至于林彪何以缄口25年，这时才出来说明真相，胸怀坦荡的彭德怀似乎并没顾及。
林彪申明之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回到彭德怀7月14日的信上，说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锋芒是对着中央的，是攻击中央，反对中央。
毛泽东的批评使彭德怀难以容忍，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没有正面反驳，只在两个问题上做了委婉的解释：
一、说明他的问题与国外无关。出国访问他实在不想去。出访期间，只是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为回答对方的提问，就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作过一点解释，除此之外，在其他国家访问时，关于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从未谈过。他既没有捞什么“资本”，也没有“取经”。
二、承认7月14日的那封信有些问题考虑得不成熟，如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些问题是带“政治性”的等等，但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当时想的主要是看到会议快结束了，写个信供主席参考，有无价值，请主席斟酌。没有想过信还要发表。
经过几天的谈话，彭德怀已经没了起初的激动，表情严肃，却静若死水，痛苦的感情被埋在了心底。他身旁的方凳上，搁着一只大茶杯，茶水喝完之后，他用三个指头把龙井茶叶捞出来，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最后他表示：“大家可以放心，我不会自杀，不会当反革命，可以种地参加劳动。”
会议是从上午10点开始，下午5点结束的。领袖们离开会议室时，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桌上的烟灰缸已冒出了尖。人们都走开后，大门窗户仍然烟雾缭绕。
事情并没有完。
庐山的悲剧风光
在开常委会的过程中，各地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已陆续上山，毛泽东的一个更大计划已经开始。8月1日晚，周恩来召集了一个短会，宣布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2日开始，毛泽东将发表讲话。那天晚上，彭德怀在走廊坐着乘凉，向秘书们谈起这两天党委会的情况，哀叹地说：“主席批评我这次写信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目的地向党进攻，我实在难以接受。”他边说边摇着头。8月2日早上，即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幕的那天，他抱着难以名状的心情，自言自语道：“我已经够臭的了，这次还要把我搞臭。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在全军消除我的影响。”说着，大步走出门，向会场走去。
全会会场在庐山人民剧院即原来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旧址。会场里分散着摆了许多藤椅，大体有前、中、后之分，毛泽东的位置在舞台下面，靠近的就算前排。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另有14人列席会议。还是毛泽东先讲。他说，会议议程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前一个问题，毛泽东只捎带了几句，重点讲路线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路线是八大二次会议定的。发生了问题，起初我不清楚。上山后，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讲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都不清楚什么问题，不知是什么事。摸不着头脑，什么问题觉得不敢讲话。其实上山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闲谈一阵，没有什么斗争，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点紧张局势。因为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以批判去年为主，也批判今年，说去年工作都做坏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中央批评了刮‘共产风’、高指标，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逐步落实三级所有制等。九个月来这些工作，他们都看不进去，要求重新议过。他们要一种空气，要民主，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认为政治局扩大会不过瘾，讨论不够。现在开中央全会，请大家来，民主大些。他们可能还要扩大些，我们还有办法嘛，还可以开党代表大会嘛。明春准备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9月、10月开也可以。1957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现在要求民主，这种形势，开头没摸清楚，看来是这么回事。庐山会议已开了一个月，今天开全会。新来的同志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开几天小组会，再开几天大会，最后做出决议。”
毛泽东又重复了他经常讲的两个问题：团结和允许犯错误，再次举出阿Q，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等等。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不但为全会规定了“反右倾”这一主题，还将彭德怀等人的问题，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8月3日，在分组会一开始，毛泽东就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以及各组组长写了一封信，鉴于彭德怀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他不习惯称“主席”的情况，建议在会议简报上一律称同志。他提出，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请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一律从4日起照此改正。也许毛泽东的姿态是“有错就改”，但称呼并没有就此全部改过来。特别是对毛泽东，都已习惯了称呼“主席”，改起来别扭，再者，对毛泽东的敬畏之情，也使他们难以直呼其名。
也许是因为刚上山的一些人还不完全了解庐山发生的严峻情势，毛泽东让刘少奇在4日晚主持召开一个通气会，由在山上的其他几位常委向刚上山的人介绍7月初以来的斗争形势，特别是两天政治局常委会对彭德怀等人批判的情况。
在会上最先讲话，讲得最多的是林彪。
林彪将毛泽东讲话作了概括后，又借其他常委的话说道：“我们几个人的意见大体差不多，就是揭发他思想意识方面的东西，他个人品质方面的东西，包括组织观念方面的东西。他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我的直接印象，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当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
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这次对他的问题，他的思想，看得很重。他的这一套，在这次会议暴露出来，是我们党内一种右倾的政治危险，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那会动摇、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另一方面从长远来说，他是我们党里面的一个隐患，毛主席说，去年5月间讲党的分裂问题，主要是指他……”
这个晚上的通气会，从7点半到11点，林彪讲话占了一多半时间。细心的人已经注意到，在别的常委仍称彭为彭德怀同志时，林彪已经改口，通篇他没有叫一个“彭德怀同志”，而是以“这个人”或“他”来代替。林彪敏感的政治标尺已经将彭德怀划了另册了。
在当时的情况以至此后的许多年里，由于毛泽东的巨大权威性和感召力，使得党内没了不同意见，极不正常的众口一词，人们逐渐习惯不是从实际中认识问题而只是从毛泽东的讲话里寻找差距了。言必称“主席”如何讲，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庐山对彭德怀的批判，再也没有出现不和谐音，都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会的调子，把矛头一致对准了彭德怀。即使有共鸣，也不敢做声；彭德怀孤掌难鸣，有口难辩，陷入了被“口诛笔伐”的境地，而追逼“反党集团”更是“水深火热”……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写了两篇东西印发给会议：一篇是《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另一篇是《关于枚乘〈七发〉》。有关“机关枪和迫击炮”的那篇文章虽小，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以后近20年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特别是“党内斗争”，其指导思想皆出自于此。这篇短文把与彭德怀等人的矛盾进一步定性为“阶级斗争”：“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虽然毛泽东夸大了“阶级斗争”，但在人事处理上，毛泽东仍照他的“老规矩”：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看二帮：“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庐山斗争并不像毛泽东理论指导的那样平稳。常常是毛泽东说“来点火”，下面顿时火光一片；像林彪、康生那样的人，常常是“火中取栗”，别具用心。庐山的斗争是无情的。黄克诚在20多年后的“自述”中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吃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还比我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以后，彭、黄、张、周等人被定成了“反党集团”，并认定是“高饶反党集团”的继续。这些人被保留了原先在中央委员会中的职务，但都调离了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岗位。（《见《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
会议结束后，九江机场已经准备好专机，以每15分钟一个航班的间隔，将多数与会者送往北京。彭德怀成了“孤家寡人”。他的那架飞机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人。除彭德怀和他的妻子浦安修及身边的秘书、参谋外，参加会议的只有张爱萍上将一人。飞机飞至微山湖西侧高空时，遇上一场暴风雨，全部飞机临时改降济南机场。中午在济南一个宾馆里就餐，整个食堂桌桌满座，唯独彭德怀那桌只有他一人孤零零地吃饭。与上山时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这年的国庆正好是“十年大庆”，在天安门前的盛大典礼上，人们再也见不到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元帅，取代他检阅部队的是新任国防部部长林彪。
在这一天，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
10月13日的清晨，毛泽东打来电话，约他去中南海一晤。这使彭德怀重新燃起了希望。他顾不得吃早饭，马上命车出发，直驶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地。
当他快步进入室内，发现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在座，原来是以中央的名义找彭德怀谈话。
彭德怀向在座的人一一注目致意，然后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默默落座。
毛泽东从容地对彭德怀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仔细听着，答道：“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问：“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泽东表示同意，让彭真、杨尚昆两人负责安排。又说：“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也同意。
这时，毛泽东没有说下去，注视着彭德怀，似在等候什么。
彭德怀默不作声。他也感觉到，他此时“认错”，就能打开僵局，他的处境会好得多，但他决心不再做违心的检讨。庐山上的违心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已使他痛苦到“如万箭穿心”。现在，他还为什么呢？他认为，错在毛泽东，而不在自己。
历史再一次黯淡起来。两个历史巨人，两个同样火辣的湖南老乡，在彼此的倔强和沉默中，再次失去了谅解的机会。
彭德怀给毛泽东最后的上书
春去秋来，中国的历史在曲折中前进。1965年9月21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农村去。彭德怀的信当天下午便送到毛泽东案头。毛泽东看信后，于23日早7时半，叫秘书打电话给彭德怀，约他8时半前去谈话。
彭德怀谨慎了些：“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上午要休息，我晚上去吧。”秘书答：“叫你上午就来吧！”
彭德怀即乘车前往，8点15分到达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到彭德怀过来，远远就伸出了手。
两人握住手，打量着。毛泽东的目光扫过彭德怀黑瘦的面容，斑白的两鬓，似生伤感，说：“几年不见，你显老了。”
彭德怀勉强笑了笑：“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毛泽东笑了：“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毛泽东顿了顿，又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吧。”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答：“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