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个团随即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入江西，又并入南昌市的一个小杂技团，成为“江西省魔术杂技团”，后来又改称江西省杂技团。他们不忘周恩来的教诲，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以后还到非洲、南亚、西欧等十几个国家演出，载誉而归。想起这件事，人们笑谈，这是刘书记赌了三杯酒，输了三亿粮，赢了一个“团”。
一年后，毛泽东再次来到南昌。这一次，他是为预防国民党当局利用大陆暂时困难窜犯东南沿海而来的。他一到南昌就召见刘俊秀、方志纯等几位书记。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毛泽东说得并不紧张，“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情报，蒋介石正从美、英等国大量进口新式武器，把岛上的短程飞机也改造成能于海峡之间飞来飞去了，听说还从日本买了大批血浆……”
毛泽东支起腿，点着烟：“我看蒋介石他不一定敢来。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有备才能无患嘛！他若真的来了，你们江西粮食供应将如何打算？”
刘俊秀心里有底：江西早稻种植面积在华东数省中是最多的，江西人口却在几省中几乎是最少的，只比福建略多些。所以，他又一次拍了胸脯：“请主席放心，江西早稻马上就要开镰，确保200万前线将士一年的粮食供应，没问题！”
毛泽东豪迈地挥手一拍桌子：“行了，关起门来打！”
当毛泽东的专列又要启程时，省委书记和省长们都来送行。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特别关照刘俊秀：“打起仗来，离不开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啊！”稍顷，他又说：“总理告诉我了，你们已经多拿出三亿斤粮食外调，不容易啊。”
说着，毛泽东伸出左手轻轻拍了拍刘俊秀的肩膀。
人人检讨，唯林彪独树一帜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几经调查，对农业、工业进行了调整后退，但是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给人造成的恐慌，一时却难以扭转。
有些干部还在等待大好形势的再次到来，以便再扯“跃进”大旗。他们迟迟不愿收回过大的建设蓝图，也不愿压缩过高的经济指示。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时的空气依归是，“左”比右好，被说成是“老左”，无人介意；若被说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还了得，一有风吹草动，就“永世不得翻身”，还得再踏上一只脚！而大批基层干部被上面吹来的“忽左忽右”的风，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迈步；有人在叹气，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担忧。
毛泽东也已觉察，如果像前几次那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难以深入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和党外政治关系，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准确地贯彻到县一级。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此次的“扩大”，规模空前。除了原先都来开会的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负责人外，连地委、县委，甚至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以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都聚集北京，共计7000余人，所以人们习惯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1962年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代表中央的报告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就直接印发给与会者提修改意见，这在以往也是少见的。后来毛泽东在讲话中，介绍了这个经过：稿子发下去后，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经21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经过再提意见后，改出第三稿，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这个文件是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名义印发的。
刘少奇的《报告》对1958年以来工作的成就，列举了12点。这些内容在事后看，评价过高，肯定了一些不该肯定的东西。《报告》在指出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时说“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能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曾在会上讲过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唯独彭德怀的案不能翻”，但他在这几年的深入调查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所以，在对书面报告的内容作说明时，他讲了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
比如说到困难形势出现的原因，他说一条是天灾，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的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正如有的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说到成绩缺点错误的关系，刘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开”的框框：“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再比如说到“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这无疑是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开了一个口子。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锢，正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的作用。
在会议过程中，与会的许多人感到时间短，有很多话要说，难以充分发表。
于是毛泽东在1月29日下午的大会上提出会议延长时间，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说7000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30日上午，各省贯彻各大区会议精神，动员大家打消一切顾虑，趁热打铁，发扬民主，向上级并重点向省委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30日下午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至2月7日闭幕，周恩来称其为“第二个高潮”。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他讲了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终于失败，“霸王别姬”的故事，说“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联系自己自我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当时讲，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要重新教育干部，并要求把他的讲话传达到各省各地方）。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
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毛泽东诚恳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
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