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熬到蒋介石闭了嘴。一散会，军官们就往宴会厅跑。蒋介石在朱绍良、汤恩伯等陪同下，步入宴会厅。坐下后，他见厅里气氛还算热烈，桌上也较丰盛，疲惫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一丝笑意。他举杯向大家致意，随后仍喝他的白开水，并随意地问着周围军官的家庭、年龄等，偶尔动一下筷子。当众人情绪高涨，并有人显出醉意时，蒋介石已经抹净嘴唇，悄声走出宴会厅，边走边对俞济时说：“饭后，我要传见独立师以上的将领，由曹圣芬（机要秘书）记录。”
“哪几位？”俞济时侧耳听着。
蒋介石点出九个人：“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陈士章、劳冠英、于兆龙、吉星文、李以，就这么几个人吧。”
蒋介石对其中八个人每人只谈几分钟，无非是要他们死守福州，以巩固台湾外围。唯有对李以谈话时间最长。因为他是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也算是心腹。蒋介石有事要问他：“据报：朱一民（绍良）主任每日醉酒吟诗，对备战很松弛，此事是否属实？”
“他饮白兰地是经常的，但不很醉酒。”李以据实回答，但字斟句酌，一边说一边注意观察蒋介石的脸色。“得空时，爱和神州官僚、文人聊天，有时和省府秘书长互相吟诗。他对福建备战，是不很积极，两个月前，李汉魂参军长来榕，朱主任要我作陪，席间，李参军长说：‘历史上守福建没有成功的先例。’劝朱主任要调整部署。朱主任当时曾表示：‘国家成败兴亡定于数，非人力所能挽回。’前月，萨镇冰、陈绍宽、丁超五、何震等人向商人筹款，组成福州市民自卫队300人，目的在国军撤退前后，由自卫队临时维持治安。这件事，事前朱主任是默许的，如今校长要我们死守福州，可上述这些事，还请校长估计一下。”
蒋介石点头沉思，在纸上做着记号。蒋介石又一次发问：“福建省参议会在我引退时，据报曾筹划反对征兵？也曾主张‘闽人治闽’和‘联省抗台’，这是否属实？福建人对中央还有哪些不满？”
李以报告：“去年底我来福州兼任独立五十师师长时，就听说南京、福州就有许多参议政员、参议员骂过，认为在福建成立一个独立师还要保荐一个广东人来当师长，真丢尽福建人的脸。今年春天，参军施觉民兼任福州警察局局长，第三局高参于天宠调任闽北师管区司令，参议会就大肆反对，说‘福建人难道只配当兵不配当官’，他们甚至说：‘福建成为浙江和其他省的殖民地了。’还有人说：‘真奇怪！共产党对福建人倒不轻视，国民党对福建人却薄待如此，这还应什么征？这还打什么仗？’丁议长和在香港的李济深有来往，平时自恃是国民党元老，连朱主任也奈何他不得。请校长注意这些事情，这对守福建不无影响。”
蒋介石深以为是，连连指点曹圣芬记下，说要带回去好好研究。谈话快结束时，蒋介石仰天长叹，说出心里话：
“你是我的学生，难道不知道‘克制之利’、‘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吗？没有军队还有国家吗？保全兵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入共军手里，其政治影响很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福州失守，他们就会认为国民党已彻底失败。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必须死守。希望你体会我的苦心，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境可以复生。
有我教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失尽，也可复兴。”
李以不住点头，表示他理解总裁的一片苦心。他指望蒋介石能和他一同死守这最后一块陆地。
可蒋介石没有住下的意思，而是说：“我原来想乘车进城巡视，看看福州父老，时间太晚，下次再来吧。”蒋介石坐久了，起身时有些摇摇晃晃。
“美龄号”载着蒋介石于6月21日下午3时半离福州飞往下一站。汤恩伯率领与会将校军官在机场列队送行。汤要大家目送“老头子”飞空。一个师长嘟囔了一句：
“叫我们死守福州，他连宿一夜都不敢！”
蒋介石在福州只逗留了七个小时。他生怕当此剧变之时，再演绎一场“西安事变”。此时不比彼时，一旦遇有不测，他深知不会有活路。
开国大典与“避寿”
就在蒋介石专机刚从福州的南郊机场轰鸣着飞向他的第二站时，6月21日，在北平郊外香山脚下的双清别墅里，毛泽东起草了致华东局并告粟裕、张震、周骏鸣的电报：“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新占城乡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三）帮助二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
也在同一天，毛泽东和朱德还向起义的国民党原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等人致电：“接读诸先生5月14日宣言，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极为欣慰。希望你们遵守人民解放军制度，改造部队，与人民解放军整个力量协同一致，为解放广东全省而奋斗。同时，告诉广东的一切国民党军，凡愿脱离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将一律不咎既往，表示欢迎。”
6月25日，三野指挥部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向十兵团下达结束休整提前入闽的命令。
7月2日，十兵团从浙江省嘉兴县乘火车，沿浙赣线西进，在浙江省的江山县和江西省上饶下车，然后分成两路急速向闽北挺进。
福建本来就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加上此次十兵团入闽作战采取的策略是出其不意，克敌必胜，务求歼敌于陆路，故各部选取行军路线多为没有人烟的地势险要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以增加大部队行军的隐蔽性。
7月的闽北大地正值三伏酷暑，天气阴晴不定，一会儿骄阳似火，晒得大地热气升腾；一会儿雷电交加，暴雨倾盆，把人浇得分不出东南西北。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丛林中的蚊虫和蛇蝎的叮咬，使这支在山东老解放区组建起来的“北方军”遇到了比攻坚战更难以克服的困难——疟疾和烂裆症。全兵团的非战斗减员急剧上升，大大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致使两百多公里的路竟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
7月26日，兵团部率二十八军、三十一军经浦城到达建瓯，二十九军经崇安到达建阳、南平，这样十兵团的三个野战军都已按照要求到达了战役集合地。
到达建瓯后，兵团立刻召开军以上首长作战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兵团司令叶飞。
这是个年轻的将领，当年刚满34岁。他可以说是个地道的“南方兵”。他出生在菲律宾吕宋岛的一个山区小镇。父亲是从福建南安县漂洋过海到菲律宾谋生的贫苦农民。叶飞有两个母亲。亲生母亲是菲律宾人，通晓英语，她从小就教叶飞英语。叶飞5岁时离开生母回国，跟父亲的原配妻子生活。这个国内母亲没有生育，将叶飞及同时回国的二哥当做亲生儿子一样抚养。他在厦门读到中学毕业就出外参加革命，与家庭失去联系。这次进军福建，他才见到国内母亲，以后接她去福州同住。他因为有这种特殊的经历，被人们称为“华侨将军”。
叶飞一边听着大家的发言，一边记录一些要点。在这种时候，尽管与会者议论纷纷，但最终还是要听主持会议者的，他毕竟了解上级精神和全局。叶飞和政委韦国清、省委书记张鼎丞商量一下，站了起来。他的语调里还带着闽南口音：“同志们，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和三野总部就命令我们入闽，参加解放全福建的战斗，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信赖和鼓励。因此，大家不可以满足和骄傲，要乘胜前进，打好这一仗。”
与会的军长们都知道，还在上海战役正打得不可开交之时，5月23日，毛泽东就代表中央军委电示三野：“提早入闽，争取6、7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为了一鼓作气追歼土崩瓦解的国民党军，也为了最后消除美国武装进一步的危险，必须在1950年内解放全中国，而福州、厦门等地与台湾隔海相望，是必须尽早夺取之地。
叶飞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全国形势大家也都知道，一派大好。蒋介石已兵败如山倒，不堪一击，因此，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
穷追猛打，彻底消灭之。”
在下面的发言中，叶飞讲起敌情：从地下党同志那里了解的确切情报说，福州地区敌军约六万人，是朱绍良、李延年管辖的六兵团。分布是：敌二十五、九十六军为左翼，位于城西北闽西侧地区；敌七十四军为右翼，位于连江、头一线；敌七十三军驻守福清、平潭岛；福州市区由敌一○六军防守。分两步防守，一是拒我军于闽清、罗源一带，保住福州。二是如闽东、闽北防线被我军突破，敌则可由海路逃往平潭等岛屿，或陆路西窜沿福厦公路逃往厦门、漳州及广东等地。
叶飞司令员在权衡了各种作战方案后，向各军下达命令：以三十一军为左路军，由古田出发，担任攻占连江、头、马尾，断敌军海上逃路的任务，马尾占领后迅速向福州守敌发起攻击；以二十九军为右路军，由尤溪、南平出发，实施大迂回，担任攻占福清、宏路，截断福州朱绍良、李延年与厦门汤恩伯之间的联系，断其陆路南逃的任务；以二十八军为中路军，担任由古田向福州正面攻击的任务。
当时解放军的部队都是“旱鸭子”。叶飞的第十兵团，是渡江战役之前组建的。
该兵团大多数部队的前身，是山东老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部队，指战员基本是北方汉子，不熟悉水战。外加过去日本人在厦门构筑的工事非常隐蔽，与海礁、岩石的颜色差不多，不易观察，不到近处不能发现。叶飞的部队还没有打过如此设防的岛屿，敌人离台湾又近，又有海、空军的协助，所以这次要以木船渡海登陆攻取厦门的任务是艰巨的，谁也不敢轻敌。
也就在叶飞他们谋划攻取福州、厦门的那一天——7月26日，李宗仁飞到了福州巡视，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招待甚周，策动市民夹道欢迎，情绪之热烈，很让李宗仁激动。但蒋介石闻知后甚不快，加上上次蒋赴福州，得知朱绍良对蒋阳奉阴违，抗共不力，受福建地方势力左右；于是，蒋下决心换马。8月上旬，解放军攻占福州之前，汤恩伯忽衔蒋命飞赴福州，在机场打电话给朱绍良，约朱来机场相商要务。朱绍良当即赶到机场。汤恩伯话未多说，即出示蒋介石的手令，上面写着朱已撤职，由汤接替。朱绍良大惊但也无奈，只好同汤回省府赶办移交。
汤说不必了，便催促朱即刻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如绑票一般。汤恩伯便做起新任福建省主席来了。此事直到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到广州，李宗仁才得知，气不打一处来：“蒋先生今日在宪法面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
李宗仁作为代总统，公开声明不同意。汤恩伯获知后，便给蒋介石去电要辞职。
这么一弄，福州的守备更是混乱不堪。
十兵团所属的三个野战军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于8月17日解放福州。除少数残敌逃到平潭和厦门岛，共歼敌1个兵团部、5个军部、14个师约5万人。
这样，提前入闽作战的十兵团，第一阶段非常顺利，很快在福建境内站稳了脚跟，而残存的蒋军龟缩在闽南的漳州、泉州和厦门的几个孤岛上，惶惶不可终日。
最难度日的自然要数蒋介石了。9月初，他回到台湾高雄要塞，回望隔海之大陆，心如铅坠。本指望扼守于长江天堑，保半壁江山，结果梦灭烟消。后又寄希望于上海之役，不曾想又是兵败如山。不仅在国人面前无颜强辞，就是在洋人面前也没了脸面。如此一来，即使有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也难以在国际上争到一席之地，他越想越气，恨得用手杖指地戳天，向警卫人员瞪眼睛。
10月初，共和国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欢乐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常常为商讨诸多大事而彻夜不眠。然而这种忙碌是愉快的，有时是激动不已的。而此时，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在蒋经国、谷正伦等亲信簇拥下，来到风光秀丽的阿里山。
蒋介石一生爱山，也似乎总想从山中取点灵气，却难以遂愿。这天他来到山下时已是脸色泛白，透出倦色。随从们赶紧将他扶上软床，待其稍稍缓过气，才登上山去。专车沿着崎岖的山道盘旋而上。山，隐隐约约，像云，又像海上的岛屿。山峰攒簇，像梳妆打扮的仙女，脉脉含情，凝眸不语。就是这等好风景，也未曾打动车内的蒋介石，反倒勾起他思乡之情：溪口镇也是在群山环抱之中。
车行一小时后，都下车去观赏“神木”。这是一株“亚洲树王”，已长了三千余年，树围二十多米，高过20层楼，异常壮观。谷正伦奉迎道：“愿总统寿比神木，万年长青。”蒋介石目光闪动一下，还是高兴不起来，叹道：“人的寿命和这棵神树比起来，实在太短促了。”
当晚，在贵宾馆附近举办了一次篝火晚会。参加的人边歌边舞，蒋介石只在旁边观看。由谷正伦代表在场者向蒋介石致祝寿词，蒋也是无动于衷。
就这样，在阿里山的两天多时间里，蒋介石没有一丝笑容。
司徒雷登“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人知道美国有个“司徒雷登”，很大一部分人是从毛泽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中知道的。司徒雷登的确是个非凡人物。不说别的，就说他的北平之行被杜鲁门总统否决而取消后，他却仍以美国人的固执不肯就此罢休。原来他还留了一手。
就在司徒雷登分别同黄华、陆奇韦联系去北平一事时，他又通过另一个中介人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接触。此人就是陈铭枢。
陈铭枢，广东合浦人，曾任国民革命军世称“铁军”的第四军第十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后又任广东省主席、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参加过著名的淞沪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