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浙江历来是人杰地灵、经济活跃之地。早在７０００年前，河姆渡人已经会种植水稻和饲养畜禽，这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地方之一。
先秦时期，越国的造船业和铸造业就领先全国，其青铜剑号称“中华一绝”。东汉时期，浙江就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煮盐业、制瓷业已达到相当水平。晋室南迁后，浙江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会稽郡成为东晋六朝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隋唐时期，江南运河的开凿和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大大推动了浙江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唐“安史之乱”后，“南粮北运”局面开始形成，浙江的手工业生产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全国的经济重心呈现出从中原向江南转移的趋势。五代十国时期，临安人钱建立吴越国，实行保境安民之策，农业、手工业继续发展，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宋代以后，“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江南地区取代中原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地，浙江进入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从北宋中期开始，两浙路向朝廷提供的粮食、布帛和赋税，都已跃居全国首位。
丝织、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等已居当时中国的领先地位，杭州和明州（今宁波）是当时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元代，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超越南宋，嘉兴路的民间丝织花样品种繁多，龙泉青瓷质量上乘、闻名世界。
明清时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从单纯的“天下粮仓”，发展到以植桑养蚕、种植棉花、织造丝绸、生产棉布为主导产业的相当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带动了乌镇、濮院、双林、菱湖、南浔、塘栖等一大批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并使浙江成为民族工业和商品经济萌芽较早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浙江近代工业逐步兴起。１８８７年创设的宁波通久源轧花厂是浙江第一家民族资本的工厂。到辛亥革命前夕，浙江共有４０多家民族资本的企业。在浙江民族工业发展鼎盛时期的１９３６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７亿元。此后，由于制度腐朽和战乱破坏，加上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国民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几近崩溃边缘。到１９４９年，浙江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全省生产总值仅１５亿元，人均仅７２元；工业总产值仅４０５亿元。占国民收入的７７％；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６８５∶８０∶２３５。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因为地处海防前线，又缺乏发展重工业的自然条件，国家几乎没有大的投入，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确立，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战争废墟上自强不息、艰苦创业。１９４９年人民政权建立后，浙江进入了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着成就，基本完成了对传统私营及个体经济的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浙江省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圆满完成，至１９５７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３７３亿元，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１３倍，人均生产总值增加到１５１元。１９５７年，浙江工业建设出现较大转机，工业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一批工业项目先后兴起，并形成工业化的骨干力量。但受“左”的思想影响，全省“二五”计划（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并提出“五年内基本建成工业化的基础”的过高要求，导致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生产总值年均降幅达６５％，粮食产量从７７９万吨下降到７１３万吨，许多工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人民生活一度十分困难。通过１９６１年开始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１９６３年全省国民经济状况普遍好转；再经过三年调整，１９６５年全省国民经济重新进入稳步发展的轨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浙江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边缘。“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的指标安排都不尽合理，国民经济比例再次严重失调。期间的主要成果是，１９７７年浙江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百亿元；浙江农业得到较大发展，在浙江经济中仍占很大比重，１９７８年全省生产总值１２４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占３８１％，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８５５％。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前，浙江始终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
１９７８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一揭开，浙江从农村改革起步，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社队企业，农村工业化蓬勃兴起，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加快城乡商品经济发展，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迅速展开，全省经济社会迅速走上恢复发展的轨道。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３７％，其中工业增加值年均增幅为２０９％，特别是轻工业总产值增长９０９％，比重工业同期增幅高出８９个百分点。“六五”期间（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全省创业热潮持续高涨，农村工业化步伐加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有集体企业活力增强，开放型经济长足发展，浙江经济进入第二次增长高峰，到１９８５年前后，全省人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七五”期间（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浙江改革发展取得了新突破，工业化步伐继续加快，乡镇工业占据全省工业的“半壁江山”，欠发达地区人民生活加快改善，部分发达地区开始向小康迈进。“八五”期间（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浙江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打基础、上水平、增效益上，并以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契机，及时解决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率先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提升各类专业市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着力推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全省发展活力竞相迸发，经济社会迎来新一轮发展热潮。“九五”期间（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浙江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基本建立起区域市场经济体制，１９９９年全省实现了总体小康目标。“十五”期间（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浙江着力推进经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建设经济强省、科教强省和文化大省，发展效益农业，推进城市化等，凸显了２１世纪的新跨越，全省民营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取得新成效，新农村建设取得新进展，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均衡性和普惠性逐步增强。“十一五”期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浙江立足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小康、继续走在前列，有效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省经济综合实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浙江经济社会步入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创新发展的轨道。
经过新中国６０多年的发展，浙江经济实力显着增强，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性经济向开放性经济、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转变。
浙江以全国１０６％的国土面积和３８８％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６８％的生产总值、７８％的工业增加值、９５％的出口额，各项重要经济指标上升到全国前三至前五位，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
经济综合实力显着增强。１９４９年浙江生产总值只有１５亿元，１９７８年生产总值为１２４亿元，１９９１年迈上千亿元台阶，２００４年突破万亿元大关，２０１０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２７２２７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由１９４９年的７２元增加到１９７８年的３３１元，１９９６年突破１０００美元，２００２年突破２０００美元，２００５年突破３０００美元，２００６年接近４０００美元，２００７年接近５０００美元，２００８年突破６０００美元，２０１０年达到７６９０美元（５２０５９元）。浙江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迅速上升。１９５２年浙江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第１１位；１９７８年排在第１２位，人均ＧＤＰ仅列第１６位；２００９年列广东、江苏、山东之后为全国第４位，人均ＧＤＰ列上海、北京、天津、江苏之后居全国第５位。财政实力不断增强。１９４９年浙江财政收入仅０４５亿元，２０１０年为４８９５亿元。
产业结构渐趋合理。新中国成立之初浙江三次产业的比例为６８５∶８０∶２３５，改革开放初期为３８１∶４３３∶１８６，２００９年三次产业比例已转变为５１∶５１８∶４３１，浙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人民生活极大改善。新中国建立初期，浙江人民生活极其贫困，１９４９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仅为１１６元和４７元；２０１０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２７３５９元，由全国第９位上升到第３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１１３０３元，由全国第８位上升到第３位，浙江成为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率先超万元的省区。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测算，２００８年浙江省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８７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３２个百分点，与广东省、天津市并列全国第３位。据中国科学院公布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２０１０》，浙江科学发展总水平列北京、上海、天津之后，居全国第４位。
浙江的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浙江特色，尤其是浙江的民营经济、产业集群、商品市场、外向型经济更是独树一帜、自领风骚，同时，浙江的农业经济、海洋经济等也独具特色、优势明显。
浙江的民营经济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也是我国民营经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也是浙江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一道亮丽风景。改革开放以来的３０多年，浙江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省份发展为经济大省，一个主要的动力即来源于民营经济率先试验、率先突破、率先发展。在自然资源贫乏、国家投入极少等先天缺陷和后天不足面前，浙江人民特别是以浙江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浙江创业群体，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创业勇气，依靠“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创造了一个个创业神话，完成了一次次逆势上扬。浙江民营经济创造了无数个全国第一，如新中国第一个市场执照、第一本个体户执照、第一家私营企业、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农村合作社、第一家私人股份制信用社、第一家上市乡镇企业、第一家在外上市民营企业、第一个在国外开办的专业市场，等等，都出现在浙江。可以说，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史，是一部老百姓为主角的创业富民史，是一部与时俱进逐步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创新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浙江的生动实践。
１９７９年，全省民营企业中，私营企业几乎为零，城乡个体工商户仅８０９１户。１９８８年６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之前，私营企业法律地位尚未得以确认，当年浙江全省登记在册的私营企业也仅２２５７家。私营企业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以后，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如春潮江水，喷涌而出。到２０１０年底，浙江的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２１１７万户，私营企业已发展到６３３万家。浙江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出口创汇额四项最能反映民营经济综合实力的指标，已经连续十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在全国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５０强中，浙江占２５席；在全国民营企业综合竞争力５０强中，浙江占２２席；全国工商联公布的２０１０年全国５００强民营企业中，浙江占１８０席，居全国首位。特别是浙商已成为全国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约有６００万浙商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创办各类企业２６万多家、各类市场２０００多个，投资总额超过３万亿元，销售收入超过１７万亿元，此外还有１５０万浙江人在世界各地创业经商。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浙江的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发展，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进步，为浙江形成“民富省强”的良好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民营经济已成为浙江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目前，全省生产总值的７０％、税收的６０％、外贸出口的４５％、新增就业人口的９０％以上都是民营经济创造的。特别是浙江的县域经济主要是由民营经济构成的。
第二，民营经济孕育了全国最大的创业创富群体。浙商已成为浙江人、浙江企业的“代名词”。现在，每２５个浙江人中就有１个是个私经营者，浙江已成为全国市场主体最多的省份之一。在省外、国外投资创业的７５０万浙江人中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家，他们每年创造的财富总量，与浙江全年的ＧＤＰ相当。
第三，民营经济成为浙江市场取向改革的先行者和推动者。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造就了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人才；促进了专业市场的发展，使浙江较早地初步形成了市场体系；促使国有企业较早地进行改革走向市场，形成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共进互荣的良好局面。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比改革开放之初的１９７８年增加了约４６倍，利税总额增加了约２７倍，销售收入增加了约４０倍；全省国有资产总量居全国第４位，净利润、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净资产居全国第５位，销售收入居全国第７位。
第四，民营经济成为浙江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浙江区域制造业的蓬勃兴起，使浙江从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省份变成工业大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加速推动了人口、资金等要素的流动和集聚，对城市化的推进、城乡二元格局的转变、小城镇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加快了全省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２０１０年，全省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６１６２％。老乡变老板、集市变城市、农民变居民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的真实写照。
第五，民营经济已成为就业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最大来源。民营经济的发展，吸纳了大量新增就业人员，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在个体私营经济的队伍中，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来的比重高达８０％以上，仅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就转移农业劳动力１２８多万人。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
实践表明，浙江市场经济和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不仅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样也是浙江国有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生共荣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浙江具体而生动的实践。
浙江民营经济经历了上世纪８０年代的摸索前进、９０年代的快速发展等阶段，在赢得了先行先试优势、确立了一定规模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步迈入转型提升、科学发展阶段。特别是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和考验，浙江民营经济大力发扬以“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开拓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为内容的“新四千精神”，掀起了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新一轮创业创新热潮。浙江民营经济将成为浙江经济最具活力的发展引擎，成为全省科学发展、转型升级、社会和谐的生力军。
浙江的产业集群
浙江是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最快、最具特色的省份之一，同时也是起步最早、历史最悠久的省份之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浙江各地从培育“一村一品、一地一业”的传统特色产业起步，逐步呈现出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格局，低成本、高效益的比较优势，小企业、大协作的集群效应，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和较优品牌效应的块状特色产业集群。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块状明显、色彩斑斓的“块状经济马赛克”已遍布全省各地，产业集群成为浙江经济的发展特色、产业优势和重要支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浙江产业集群从其形成源头来说基本上可分为三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