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风声的确很大，随便你到何处，都可听见北路的新都县、新繁县、什邡县、金堂县、汉州、绵竹县，南路的崇庆州、蒲江县、大邑县、邛州、雅州府、彭山县、青神县、眉州、嘉定府，西路的郫县、灌县，东路的资阳县、资州等处，不是被同志军占据了，就是被义军盘踞着在。有的竟自把官吏杀了，或拘囚起来，把城池据守着，有些虽未如此，而官吏也只算是一个傀儡。这倒不完全是谣言，第一，油米柴炭的来源更其缺乏起来。光说炭罢，嘉定的煤炭早因府河被阻不能来，即是灌县的岚炭，崇庆州的炭，也被如鳞的土匪，和成群的义军，把百十里的道路弄到连打赤膊的炭夫子都不敢走了。米哩，不消说只能在十五里以内的农村取给，而城里人三分之二不能或少的猪肉与鸡鸭鱼，也越来越少。因此，百物大涨，就连中等以上的人家全都感到了恐慌。
第二，是四乡避难的人太多了。有钱的粮户，如“孙大哥的七姑妈的媳妇娘家的嫂嫂冯二表嫂冯三表嫂”等人，城里既有有钱的亲戚，本身又具有受人欢迎的资格，当然可以检点细软，打上几个大包袱，再揣些金银首饰，以及老白锭，奔进城来，受官吏军警的保护，过点比较安定，比较舒适的日子。而大多数的苦人等，——其实本可以不走的，只管土匪如毛，尚未必照顾到他们，而他们意念中先就装了个兵荒马乱，按例是该逃的，他们也就按例做了。——因为城里既无高房大屋的亲戚朋友，而自己所挟的也只一些不值钱的破家生，滥衣服，不但没有受人的欢迎资格，而且军警还奉了四城总巡查路广锺先生的手谕，轻易不准他们进城，说是“以防奸宄。”这般人便成群结队的聚集在四城门外各街各巷的庙宇中，从早到晚，无所事事，领了公家赈济的钱米外，便在街上向人告哀，加倍诉说他们为什么要逃难：“乡坝头简直住不得了，到处都是棒客。白天都还好，还可以做点活路，一到太阳偏西，你们听啦，这儿也在打呼哨，那儿也在打呼哨。发财的粮户们，不说了，抢你妈个精打光。就像我们这种人家，撞着了，也要打进门来，见鸡捉鸡，见牛牵牛。床上有床好棉铺盖，就说你有钱，把你吊起来，拿鞭子打，拿香烧背，追问你的钱财，有哩，还可买得半条活命，没有，那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认得的张大爷不就这样着棒客鸩死的？所以我们一到夜里，造孽呀！咋敢在自己草房子里住，大家都躲在草堆里，林盘里，风吹雨打的，一直躲到天亮。我那娃儿便是这样着了寒，病了。没计奈何，只好逃上省来。省里善人多，菩萨会保佑，我们只等乡坝头稍为清平点，再回去做活路。”
人情原本如此，谁不是必要被逼迫到万分不得已时，谁愿离去他的乡里？他的职业？难民亲口所说的他们的遭遇，难道有一字之假？因此，成都人情更紧急了，生恐再乱下去，城厢中都不免有棒客出现。在一般人的意念中，棒客之可怕，似乎还远过于万恶的巡防兵，何也？巡防兵因守在总督大人的眼皮脚下，从未像在外州县那样乱来过，只要你规规矩矩关门家中坐，他不会寻上门来惹你，而棒客则不然，他是专门上门惹人的。原先以为乱将起来，只有发财人才吃亏，如今照难民们说起来，就是穷苦人也未必能免。省城的穷苦人至少也有一床棉铺盖的。
那吗，只好希望乱事早点平定的了。如何能够呢？以前还眼巴巴的望着岑宫保来，现在已传遍了，任何人都晓得岑宫保是着赵屠户用方法挡了驾，而来的又是一个与四川没甚关系，而声名也不见好的旗人端方。听说他八月二十日已带了几营湖北新军到了重庆。这人既是旗人，又是盛宣怀一党的，那他如何不帮助赵屠户呢？所以赵屠户接二连三的派人去迎接。这样看来，似乎这乱事只有靠官兵把它打平的了。事实上未见得可能，而人民的心理也终有点不愿意。
如今顶大的希望只有祷告同志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几下杀将进城，把赵屠户等一伙该死的民贼砍为肉泥，出示安民，夫然后怨毒既消，天下也就太平了。但是正途出身的同志会，谁不知道即是以前的团防？它的力量真太有限。凡现在东南西北近省各府州县之能造成这样一种形势，使数万官兵束手观望而不敢并力攻取者，谁又不晓得全靠的是大批袍哥土匪所组织的义军的声光？袍哥土匪不是和所谓棒客差不多吗？或者即是棒客之大者，棒客之官称。这般人得了势，攻进城来，那还了得！但是大家又相信他们既是成了义军，同团防们在一起，必然是改邪归正，成了正果的了。如像《水浒传》上宋江那般朋友一样。因此，大家也就不称他们为义军，相信他们的宗旨即是同志会的宗旨，而竟称之为同志军。
同志军既俨然成了成都城厢二十多万人民惟一希望的东西，于是它的著名首领们如孙泽培，如吴二代王吴庆熙，如罗八千岁罗子舟，如卓笨张尊等，便都小说化而成为了民众英雄。在民众的口头上，他们又显出了许多奇迹：灌县的某一个山头忽然崩了开来，露出一尊大铜炮，恐怕是诸葛孔明造的神炮罢？威力大得很，比官兵的过山炮开花炮还凶，一炮打出来，可以打死好几百人。“孙泽培的五百杀刀队多厉害呀！好像岳武穆的八百校刀手。上了战阵，他只就地一滚，你的枪放了，正在贯子时，他已滚到你的跟前。光靠枪上的刺刀，那咋抵得住？砍瓜切菜的杀起来，官兵只有死的。”
这不只是人民如此夸张，就如上过战阵的陈占魁——陈荞面的兵篆——不知为什么事，请了个短假回省，特为到盐市口伞铺来看傅隆盛之时，也跷起一只脚登在板凳上头，——大概因为他已把欠帐还清，而又拿着几两银子的月饷之故罢，他的举动已不像以前那样卑下恭顺，自然而然就意气昂藏起来。——大声武气的说：“硬是的，他妈那杀刀队真凶！我倒没遇见过，是我们新兵第二营的一排弟兄，他们奉命开往崇庆州元通场去按孙泽培的老窝子。不想走到离场五里，就着了他杀刀队的埋伏。说是哗啦啦一声，路两旁的乱草一倒，登时就跳出一伙眼如铜铃，脸如锅底的大汉，一家一把雪亮的杀刀抱在怀中，着地一滚，就到了身边。排官的指挥刀还没有拔出，脑壳已经落了地。弟兄们自然更不行，枪是挂在肩膀上的，那里来得及取。煞阁，一个都没有跑脱。我们营里说起来都害怕，生恐打仗时遇着他们。只有那些老兵不信，说是靠不住，他们的五子快是天下无敌的。”
傅隆盛张着大口笑道：“他们总要着一回，背了时，才肯相信的。”
陈占魁王师和其他两个旁听的也都同意的说道：“他们总要着一回，背了时，才肯相信的。”
上过战阵的兵且如此说法，人民那还有不相信的？所以城里的风声便格外紧急起来。
黄澜生因此也才不安的跑回来，向他太太说到看房子的事：“不搬不行。满城里到底清静得多，孙泽培他们确实说过，玉将军是好官，攻进成都，绝不去扰满城的。只是我们这么多的东西，好像样样都得用，样样都要紧，全搬去了，安不下，择一些搬去，又择那些呢？其余的丢在那里？又找那个来看守呢？唉！楚子材不走倒好了，像他那样又胆大，又忠实的人，真不好找，偏偏今早又走了。”
“就不今早走，你难道还留得住他？”她说时还是那样悻悻然的。
黄澜生点头道：“倒也是的，父子天性。他父亲既带了重伤，他怎不急着要回去？比如你当母亲的，邦娃子不过感冒了一下，你就成天的守在床边，如其你在远处，恐怕立刻就动身奔了回来，还等不得明天哩。”
“你这比方才说得不对哩。儿子对父亲，咋能拿母亲对儿子来比？就拿我来说，若是我病了，邦娃子对我尚未必能像我对他这样，你病了，他还不是像你对他一样，不过轻描淡写的问一问，吩咐两句请医生啦，好好吃药啦。你自己说，你今天心里着过急没有？所以我常说，母亲爱子女才是真爱，父亲只算是搭着的。子女要报答，要孝顺，也只该报答母亲，孝顺母亲，父亲有啥相干？说是听见父亲病了，伤了，就非奔回去不可，这算父子天性的话，我却听不进去。”
他不禁笑着伸手过去，把她那未经打扮的淡白色的脸颊轻轻一拧道：“好厉害的嘴，有理都被你说成无理了！”
她也展然一笑道：“亏你还有心肠来狂！我说的是老实话，所以我深恶楚子材这个人，到底是野雀子养不家的，一到有事情的时候，总是借口要走，生怕跟别人帮了点儿忙。古人说过，公而忘私，光看这点，就太不公了。说起来咋不令人生气呢？”还不住的摇头。
“又说到别人身上去了，算了罢，还是商量我们的事情要紧。”
“有啥商量头？你一定要搬。等邦娃子的病好了。我先同你去把房子看了，应该安些啥东西，就叫人搬去，稍为值钱的，拿箱子装了，或是寄存到妈那里去。”
“你说到丈母，我正在打算哩。一个人家，主仆上下通通五个女的，没半个男丁，再说公馆的大门不挂眼，到底也该提防一下。并且丈母是六十开外的老太太，幺妹又是一个大成人的姑娘家，设或有点风吹草动，二弟在重庆，他将来岂不要怪我们这些当女婿的都是自私自利之徒，切己亲戚全没一点顾盼了？说起来，这本是孙雅堂应该管的，他是大女婿，比如就是长兄。不过我们既然要搬进满城，那姓奎的介绍的房子，恰有三间在同一条胡同中，一同搬去，也有一些照应。我想去同丈母商量一下，劝她老人家搬一搬，你说对不对？”
“有啥不对，妈又那样胆小的。只怕幺妹不大肯，她那遇事弸胆大的怪脾气，看你去把她说得转不？”
接着她又奇怪的一笑道：“你一定把她说得心回意转的。也怪啦，她只听你一个人的话，三个姐夫，偏对你要不同些，你说怪不怪？”
“让你一个人去说怪话，我就往丈母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