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工交财贸赋税租息等经济事务的碑刻，不妨称为经济碑。这些碑文为我们提供了好多十分宝贵的资料，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有一些碑文的个案性和典型性，往往为正史所阙如，为我们全面了解和认识历史提供了物证。
交租纳税服徭役，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换句话说，是官府衙门和地主士绅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和手段。为了确保统治者的收入和国家的正常运转，各个朝代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文规定交租纳税服徭役的数量和方式，布告天下，一体遵奉。
明清时期，交租纳税的法规文本和相关规定，也往往刻到碑上，想来无非是由于碑的材质是石头，不易损坏，镌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更无法修改；另外，材料易得，便于普及；立碑又是很庄严、很神圣的形式，这就使碑刻更具有权威性。
例如，江苏常熟碑刻博物馆中有一通明《购置义田分赡北运差役碑》，刻立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秋，系当地知县杨涟立石，吕据德书丹。常熟地处大运河之滨，农民所承担的徭役之一就是在北通京师的京杭大运河的船上服差役，即义务为官府出工。由于都是青壮年，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家里人都依靠他们生活。一旦失去依靠，家庭生活必陷于绝境，更不要说在船上服徭役，十分危险，很可能有去无回。这就给当地居民造成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地方官府于是制定一项政策，购置义田，用出租后所获得的租息，赡养“北运差役”的家属，就是所谓给予政策上的补助，不至使出徭役的人家无法生存。那么，购买义田的经费从哪里来呢？就是国库出一点，当地政府出一点，大户人家捐助一点。凑起来购买义田数百亩，用义田的收入缓解因徭役之苦造成的社会矛盾。
这样的碑文不但让我们知道明朝万历年间苏南地区农民徭役负担之重，对于研究明代后期的社会形态也是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元代（1271—1368年）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由于长期游牧，文化落后，因而在元代尚未建立全国政权的蒙古帝国时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管理水平都很低。无论是后来被尊为元太祖的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还是元太宗窝阔台（1228—1241年在位），全都仰仗具有高度汉文化修养的耶律楚材总理朝政。特别是有关经济政策，都出自耶律楚材之手。这一点，仅从耶律楚材去世后为他刻立的墓碑的碑文，就足以了解由他出台的租税政策，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耶律楚材（1190—1244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曾任金的燕京行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在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代官至中书令。他的墓碑碑文中有几段关于赋税、徭役和租息方面的记载：
自从成吉思汗西征之后，国库空虚，军粮奇缺，有大臣建议：汉人对我们毫无用途，不如全杀掉，空出大片土地作为牧场。耶律楚材进言说天下之广，四海之富，我们要得到的全都有，只是我们不去争取罢了。怎么能说汉人无用？汉人所在的广大地区，地税、商税，盐、酒、醋、铁、山林等等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一年至少可得银50万两，绢8万匹，粮食40万石。足以供应我们的需求。成吉思汗说：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足够了，这件事就由你来办吧！于是，耶律楚材在燕京等十多个地方设置税收机构，安排专职官员，都是有文化的儒士。
碑文中还有关于高利贷的记载：
地方官吏中很多人向商人借高利贷，当年的利息就成倍，第二年又翻番，这叫“羊羔儿利”，几年下来，利滚利，达到数倍，还不上债，造成家破人亡。耶律楚材提出要禁止高利贷。借贷只许本利相当，并要成为永远不变的原则。民间因借高利贷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家，政府适当帮助偿还，由于“庶政略备，民稍苏息焉”。
当时有富人名叫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和刘廷玉等，私下勾结权贵，拿出50万两、25万两，甚至100万两，买断盐税、酒税和差役赋税，乃至天下河、湖、桥梁、渡口的使用权，以此敛财。耶律楚材说，这是一些贪利之徒，欺上虐下，为害甚大，一定要坚决打击。皇帝准奏，终于制止。
从1230年耶律楚材确定税收限额后，每年收银1万锭；1234年，攻下河南后户口增加了，收银达到2.2万锭。有个叫安天会的人投奔耶律楚材，以求重用，耶律楚材虽然器重他，他还是不满意，于是又投奔另一个位高权重的朝臣镇海。在镇海那里，上下其手，阴谋策划，引来另一个回鹘人买断课税，税收增至4.4万锭。耶律楚材说，用这种非法手段，44万锭税银也能收上来，可是，坑苦了天下百姓啊！
碑文的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研究元代经济史的宝贵资料。
我国古代制造业的情况，在明清两代的碑刻中也有反映。
在山西运城市南2公里有座池神庙，“池”即盐池，“池神”就是司掌盐池的神。我国古代曾长期是一个多神论的社会，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神仙。尽管我国内陆盐池不多，只有区区几处。可是，盐业作为一个重要行业，还是有神管着。这池神庙中就有一通刻立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夏的《河东盐池之图碑》。由于山西地处黄河东岸，故称“河东”。这是一通图画碑。
《河东盐池之图碑》的整个画面，描绘的是当时任巡抚御史的吴楷视察盐池的情景。吴楷是曹州（今山东菏泽）人，视察盐池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画面用阴线刻的技法，表现盐池的劳动场面：盐工们赤膊跣足，修整盐畦，刮盐晶，攒盐堆；背景是一座座小山一样的盐堆，盐堆中间，有盐场官员听取下属汇报情况；盐场周围有盐场官员在巡逻；盐池南岸，巡抚御史大人正乘肩舆过河。盐池附近各种建筑设施排列有序，有高大的围墙把盐池与外界隔开。吴楷题写的约四百字的碑文镌刻在图碑的左侧。
这通写实风格的碑刻，再现了明代中后期盐业的生产情况、规模、设施和生产水平等等。这种直观的效果比文字描述更生动、更形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代从顺治入关后，就在南京、苏州设织造署，专门为皇家生产丝绸。皇帝派遣的织造使带有“钦差”性质，要比地方官员位置更高一些。1963年，在苏州原织造署旧址，发现一通刻立于顺治四年（1647年）的《江南织造局图碑》，对于我们了解相关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芹曾随其先祖（曹）寅，织造之任”，敦敏则有诗曰：“秦淮风月忆繁华”，都是明证。
这是题外的话。顺治入关仅四年就在织造局刻石立碑，表明朝廷对于江南织造局的重视。
图碑四边镶刻二龙戏珠图案。碑阳为上文下图。碑文为题记，下刻织造局的平面图。当时的江南织造局分为两部分，中间以孔子巷为界，前部分有大门、大堂、后堂、楼房和祖师堂等，左有绣缎厅，右有机房。后一部分有机房169处，织机800架，工人有2330人。
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经济活动中，总要牵涉到几方面的利益关系。难免产生摩擦和冲突。用法律解决这些矛盾，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类似的碑刻还有一通在镇江市城西小门街小学内，即《瓦木公所碑》。“瓦木公所”是由当地的木匠、瓦匠共同建立的行会组织。现有两块碑系清末留下来的，小碑刻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闰五月，大碑刻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碑文内容是一桩关于劳资关系的官司结案后的公告。
原来，由于物价上涨，而木匠、瓦匠的工资没有提高，这就使他们的生活陷于困境，于是要求雇主随米价的上涨给付工资，但遭到雇主的拒绝。瓦木工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就地罢工。这时，“瓦木公所”出面调停，经劳资协议作出规定，丹徒县衙门便将议定的条规勒石铭碑，约束双方一体遵照执行。碑文写道：雇主要为瓦木工匠和徒工分别增加工资；今后工资标准，按照米价的涨落支付；瓦木匠今后不得再聚众罢工滋事，云云。
镇江市还有一通碑值得一提，这就是由丹徒县衙门刻立于同治八年（1869年）的《奉宪勒石永禁碑》。清康熙初年，当地一位名叫唐守义的人，根据祖传秘方，研制出一剂主治跌打损伤等病症的膏药。叫“一正膏”。当时，凡是作战受伤的兵勇、治理黄河受伤的民工以及体虚劳损者，用上“一正膏”后疗效显著，甚至药到病除。为保护“一正膏”声誉，永远禁止假冒伪劣产品，这才刻立《永禁碑》。
康熙五十年（1711年），钦差大臣、河道总督陈鹏年，为表彰“一正膏”药店，特赠一匾额，大书“桔井流香”四字，悬挂在“唐一正膏药店”正厅。所谓“桔井”就是“唐一正斋膏药店”里的一口水井，唐家秘制用的水就取自该井。
药店大门两边墙上各嵌一块方形刻石，分别刻有“起首一正斋唐家老店”和“工商部注册万应灵膏”各九个大字。“一正膏”不仅享誉国内，而且畅销到东南亚等地。
“一正药膏”的处方和秘制工艺，今天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了。
清代的碑刻中，关于经济方面的规章和禁令等内容明显增多，这一特殊现象，表明当时的官府、工场主、作坊主和乡村的地主豪强等，以石碑所固有的庄重性、神圣性和不可更改性，拓展了碑刻的用途，泛化了碑刻的内容。一些碑刻对于工匠待遇、付酬原则、权利义务、惩处方式都有明确规定，特别是约束匠人，严禁罢工，更是毫不留情。
苏州玄妙观机房殿内有一通刻立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二月的《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所谓“永禁机匠叫歇”就是永远禁止工人罢工。显而易见，罢工使工场和作坊蒙受了经济损失，因此，工场主把工人告到衙门，官府在处理之后，为防止和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于是，铭石刻碑，“并取碑摹（本）五套送（苏州）府，以凭转呈各宪，毋得迟延”。碑文写道：雇主出资经营工场，支付计件工资，并且按物价的涨落和工人技术水平的高低浮动工资，雇主和工匠原本相安无事。可是，有“不法之徒”不懂技术，被雇主开除，怀恨在心，便聚众罢工，造成工场停产，工匠失业。今后，再有“不法之徒”胆敢聚众罢工，“希图从中索诈者”，“即行严拿解究”，扭送地方政府，依法惩处，“再枷号一个月示儆”“应如其（指工场主和作坊主）所请，饬行地方官勒石永遵”，“合行勒石永禁”，“为此示谕机匠人等知悉，恪遵宪禁，各安其业，毋得聚众叫歇误工”云云。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闰九月，长洲、元和、吴县三县的作坊主们联合刻立一通《奉各宪严禁纸作坊工匠把持勒增工价永遵碑》，这些条款都刻在《议定纸坊条议章程碑》上。
从上述经济性的碑刻中，可以发现，“长三角”地区随着工商业的迅猛发展，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每一方面都能找到相应的、具有代表性的碑刻作为例证，更加凸显出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
一、维护行业利益
从碑刻中知道，涉及到的行业有丝绸刺绣印染业、造纸印刷业、土木工程业、建工材料业、纺织布匹业、金属制品业、珠宝玉器业、柴炭煤烛业、粮油百货业、五工六匠业等等。这些行业大都有自己的组织，行会公所或会馆。行业内部，既是利益的共同体，也有“同行是冤家”的利益冲突。在本行业受到冲击时，他们自然联合起来，共同维护行业利益。
例如《苏州织造府禁止织造局管事恣意需索碑》（乾隆六年二月〈1741年〉）、《吴县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记》（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1776年〉）、《苏州府禁止南来柴炭纸油土产等货船事宜碑》（顺治七年五月〈1650年〉）、《苏州府永禁各色人等在端午节向各药材铺强讨苍术白芷碑记》（咸丰四年〈1854年〉）、《吴县永禁侵占绸庄船埠码头碑》（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1887年〉）、《元、长、吴三县禁止私相兜揽南枣、橙、橘等货碑》（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1897年〉）《苏州府长、元、吴三县为陆有发垫洋，买造元宁会馆基地，房屋照数归还，准予立案碑》等等。
二、规范经济秩序
各行各业，生产、营销都以盈利为目的，都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难免产生坑蒙拐骗的行为。诚信和操守陷于严重危机。底线一旦突破，势必造成经济混乱，市场无序。最后受牵累的还是行业自身。所以，经济秩序既是一种行业诉求，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只是这种规范行为仰仗的是政府。
例如：《长洲县晓谕理发同业应照章捐资以助镇江公所经费碑》（同治三年〈1864年〉）、《玉器业周文王庙置买地产，修庙敬神碑》等等。从这些碑文的标题，可见各级政府和行业公所在规范经济秩序方面的良苦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