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组织《对话二》文章，仍不满意，因为离初拟目标太远。５月方立天老师邀我调人民大学任教，答应考虑。９月赴香港浸会大学任访问教授一年，应邀写作“极端民族主义与基督宗教信仰”，这只是我“应邀”而又“自愿”的写作之一例——做事慢，总欠文债，所以很少主动写文章，但对邀约应承与否，却常由主题是否有兴趣而决定：我认为这个题目涉及当代中国的命运，甚至世界的命运。１２月赴德克萨斯休士顿，出席宗教科学学会的学术大会，来去均少有的匆忙——在上机场的路上才去照相、办签证；少有的辛苦——来回均多次转机，途中均超过二十小时不能合眼；但却觉得题目有意义——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极少数人”
——《作门徒的代价》中译本序
就像北京的故宫一样，伦敦的西敏寺（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Ａｂｂｅ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络绎不绝地来自世界各地。我和师宁在１９９８年夏天初到伦敦，自然也加入了这支游客大军，来到那说不完道不尽的泰晤士河边，那见证了影响世界的无数巨变的国会大厦旁，来到这座在此耸立了一千四百年的举世闻名的大教堂门前。
主人指点着正门上方十二座崭新的浮雕告诉我们，那是最近由一大批宗教界和政界要人参加揭幕典礼的十二位殉道者的塑像。这些殉道者虽然都是基督徒，却属于世界各地不同的教派或宗派。这颇具象征性地表明，这座在宗教改革以前属于天主教，以后属于圣公会的古老教堂，早已打破教派门户而兼收并容，把最大的敬意和荣誉，同等地献给了这些背景差异颇大、品格同称楷模的人间英杰。尽管如此，看到在这庄严的正门上方，十二个人之中，竟有一个非洲少年和一个中国农民，而门内乃是英国国王举行加冕大典及重大的皇家和国务活动的场所，我还是禁不住感慨万端。
另一方面，在这十二个人之中，看到马丁·路德·金，以及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我当然一点也不惊奇。因为这两个人，早已是深受景仰的世界伟人了。
关于马丁·路德·金，中国读者知道得不少——早在他三十九岁时为民权事业献出生命的１９６８年，他的名字就已传遍中国。但是，关于朋霍费尔，则直到１９９２年，即他同样在三十九岁时为反对残害人类的纳粹政权而献出生命四十七年之后，他的名字才因《狱中书简》中文本的出版而在中国传开。不仅如此，这位用全部生命实践信仰的基督徒楷模，其思想还遭到了不小的误解——不少人谈到他的思想影响了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派神学的时候，似乎以为他是一个反叛基督教的造反派，甚至是一个无神论者。
我想，朋霍费尔的名字之所以传遍世界，受到不同信仰的人们敬仰，并非由于他的某些思考同某些风靡一时的神学学派有关系（那只是专业学者关心的问题），而是由于他的人格令人感佩，可以到令人羞愧的程度，他的精神令人感动，可以到令人心痛的程度。
如果说他的人格像深深的海，那么，那本从盖世太保辖下虎口余生的《狱中书简》，就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如果说他的精神像一座高高的山，那么，这本使他享誉神学界的《作门徒的代价》，就只是一幅小小的山景小照。而这本书中不长的“传略”，既非出自朋霍费尔笔下，顶多只能说是对这深海高山的一张速写罢。然而，读了一遍之后，我写不出一个字来，再读一遍，仍然写不出来！词不达意？欲说还休？我想，是因为被震慑，被这位知行合一的平凡圣人所震慑，被这位人格情操上的绝代佳人所震慑，被这个你可以畅游其中又敬畏其深的深海所震慑，被这座你可以漫步其上又仰慕其高的高山所震慑。
在这样一个真正的人面前，在这样一个临终仍如赤子的人的生与死面前，我痛苦地发现自己的秃笔是何等地无用。我只能期望读者自己去咀嚼这书中的文字，自己去感受其中显现的那个生命，那个“精神的生命”。它“并不逃避死亡，并不躲开毁灭，相反却承受死亡，并在死亡中得到保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狂风恶浪之前，这个德国青年在远离战场的美国与形势险恶的祖国之间，选择了后者。在被纳粹极权主义控制的人民大众之中，这个年轻人在争取祖国胜利与促使祖国失败之间，也选择了后者。这是何等艰难的选择——因为，他是那么热爱生命，他热爱鲜花、热爱阳光、热爱父母、热爱情人、热爱生活中的一切，然而，他的选择意味着放弃这一切。这是何等震撼的选择——因为，他是那么热爱祖国，他热爱德国的乡村和城市、热爱德国的音乐和艺术、热爱德国的文化和历史，然而，他的选择会被许多同胞看成是对德国的背叛！
事实上，他放弃了学术事业上的辉煌前程，放弃了美国朋友提供的温馨环境，回到了风雨如磐的祖国，投入了反对纳粹政权的力量悬殊的斗争，并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这样做的理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仅应该照顾拥挤的路上被疯子开车压伤的人，而且更应全力制止那个疯子开车（救助犹太人的商人辛德勒和士兵安东·施米特等人做了前者，谋刺希特勒的施陶芬堡伯爵和贝克将军等人做了后者）。这表明，他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是为了挽救他人的生命；他选择“背叛”自己的祖国，是为了忠于自己的人民。的确，在当时的局势下，只有促成德国战败，才能摧毁纳粹政权；只有摧毁纳粹政权，才能挽救德国人民，才能挽救文明秩序，才能挽救人性人心。所以，真正的爱国者所致力的，是推翻本国的残暴政权，所以，为反抗暴政而死，是保全了人性而成为真正的人，因维护暴政而生，却因丧失人性而成为行尸走肉。
道理虽然十分明白，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正如“传略”所说：“所有民族中的大部分人，并非由英雄所组成。朋霍费尔等人所做的事，不可能指望于大众。在现代社会中，未来更多地依赖的，乃是为上帝所鼓舞的极少数人沉静的英雄主义。
这极少数人会为圣灵感动而深感快乐，会为人类的尊严和真正的自由挺身而出……即使那意味着牺牲或死亡……因为他们不是注目于那些可见的东西，而是注目于那些不可见的东西；因为可见者是短暂的，不可见者才是永恒的。”
朋霍费尔成为这“极少数人”之一，是由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他认为，这信仰就在于追随耶稣，即作基督的门徒。基督的典范是为他人而活着，为人类而牺牲。
做基督徒就是要做真正的人。反对暴政不仅是人的权利，而且是人的义务。基督徒必然卷入此世的生活，教会生活必须与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而基督教的此世性与爱相关联，被爱所渗透。
由于有这么一种信仰，这位温柔敦厚的神学家成了一位坚定不移的战士。因为他要把被弄成习俗的信仰，还原为亲身的生活，把对神对人的爱，还原为自己的责任。
所以，当他清醒而坚定地做出上述选择，为他人而受苦、为人类而牺牲之时（入狱后为避免连累他人，甚至拒绝营救），那不是出于自大，而是出于谦卑，不是作为伟人，而是作为凡人，不是自以为圣洁，而是自认为有罪，不是要荣耀自己，而是要荣耀上帝。
正因为如此，他在世人眼中才被视为伟大，才被视为圣洁。正因为如此，这样惊人的评语才会显得合理自然：“那些人……都感到，１９４５年４月９日，当朋霍费尔在党卫军手里遇害时，在德国发生的事情，是不能以人间的标准来衡量的。他们感到，上帝牺牲了一个最忠诚勇敢的儿子，去赎回一个残暴政权的罪恶……从而亲自干预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可怕的斗争。”
写到这里，前面提到的误解应已可以澄清和超越。当然，真正的证据，应该不是任何别的作者的评论，而是朋霍费尔自己的着作。
那么，我们来看看手里这本小书吧，这部令他３０岁即蜚声神学界的着作，可以让我们明白他后来的生死选择，明白他后来所做的一切。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３日于北京西北望斋
极端民族主义与基督宗教信仰
人类在２１世纪面对的挑战，例如核威胁、环境恶化、基因工程的负面影响等，很多都是２０世纪产生的问题之延伸，极端民族主义显然是其中之一。
这里所说的极端民族主义（ｕｌｔ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是指不仅要求本民族的自决独立、与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而且要求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本民族利益高于其他民族或人类整体利益的主张和行动。与之相关联的，还有部族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Ｃｈａｕｖｉｎｉｓｍ）和国家主义（ｓｔａｔｉｓｍ）等意识形态。在民族国家拥有极大权力的现状尚未改变的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无疑仍将是２１世纪人类生活中的一大威胁。
这里所说的基督宗教信仰，是指包括基督公教（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基督正教（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和基督新教（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在内的基督宗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的精神核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基督宗教尽管在这个世纪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在下个世纪还可能会在外部形式方面发生种种变化，但其精神核心无疑仍将对２１世纪的人类生活发生重大影响。
本文试图论证，在极端民族主义与基督宗教信仰这两种重要力量的相互关系中，无论从外在的历史事实来看，还是从内在的精神本质来看，后者都是对前者的制约，从而可成为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对于面临着极端民族主义巨大祸害的中国人民而言，基督宗教信仰更可以成为防治祸害的一大精神资源。
一
１．
“民族”这一概念被众多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和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定义为某种近现代现象。而“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用法，在前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则完全是实用性的——在国际场合，因为要支持反西方的力量或运动，所以提到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时均为褒意；在国内场合，因为要反对少数民族的自主或独立倾向，所以提到时则多为贬意；另外，在提到实质上具有民族主义内涵的“爱国主义”时，又均为褒意。
在西方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中，虽然“民族”（ｎａｔｉｏｎ）这一概念有种种不同的用法，但多数学者认为“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这一现象是产生于中世纪（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末期和近现代（ＭｏｄｅｒｎＡｇｅ）初期。至于“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则与自由主义（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和社会主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一起，被并列为近代以来从欧洲走向世界的三大思潮。
２．
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及全部文明史，扩及所有由共同血缘或共同文化联结起来的人类群体，我们就会看到，认为本群体（不论称之为部落、部族还是民族）优越于其他群体、本群体利益高于其他群体利益的主张和行动，一直是冲突和战争的重要根源之一。我们看到，在２０世纪，极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已经变成了冲突和战争的最主要原因。在２１世纪，这种情况看来还会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采用一致的标准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承认，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一方面确实为凸显、保存和发展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为展示、发挥和促进各个不同民族的潜力和特性，而在历史中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对人类资源的过度占用和彼此消耗的局面，也不利于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及其他小于或大于民族国家的人类群体）之潜力和特性的展示、发挥和促进，还会因竞争和对抗而耗费本可造福于人的大量资源，具有不可否认的消极作用；而民族主义的过度发展，特别是“走向反面”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论其活动范围是大是小，是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同样会导致暴力或战争，而成为人类的祸害。
３．
前面提到，不论是称为部落、部族还是民族的人类群体中的沙文主义（在此为求行文简明，而统称为“极端民族主义”），在全部文明史中一直存在，而且是冲突和战争的主要根源之一。这是各地区各国家以至全世界的历史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么，在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即公元１世纪以后，当世界历史和人类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即基督宗教在巴勒斯坦地区兴起以后，它同极端民族主义这种已很古老又很普遍的现象，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又对之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二
１．
基督教从产生之初，就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发生了从犹太民族主义向普世主义的转变，表明了它的基本教义同极端民族主义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更具有超越民族主义的性质。
众所周知，在基督教诞生的地理、历史和民族文化环境中，极端民族主义十分突出普遍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罗马帝国的基础并不是普世主义，而恰恰是罗马人对内的高度爱国主义和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布匿战争”中对迦太基实行屠城毁城，到“犹太战争”中劫掠焚毁犹太人最神圣的圣殿，从把异族战俘变卖为“非人”的奴隶，到内部就“公民”权扩大问题进行的争论和斗争，罗马人的作为显然表明：他们从来都“要求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本民族利益高于其他民族或人类整体利益”，从来都是在通过世界帝国的形式来实现其极端民族主义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