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讨论了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第一次提出了“抗战”口号。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新任务，强调共产党必须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震撼了全国。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出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送了国共合作《宣言》，17日，两党在过去3次谈判未果的基础上，又在庐山谈判。此后，又在南京进行了两次谈判，迫使国民党政府于9月22日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于9月23日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表示合作抗日。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宣告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红一、十五军团南下驻防陇东】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红军各部均在陕甘宁边境的盐池、定边、环县之间休整待命。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以“讨伐叛逆”为名，调集重兵开往西安，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石。面对国内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从抗日大局出发，一面派出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事变，一面调部队南下驰援张、杨，共同对付何应钦。中共中央决定，由第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和陕甘宁独立师在环县附近钳制敌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在定边、盐池、吴旗一带警戒宁夏马鸿宾、马鸿逵部队，红八十一师去延安，红一军团、十五军团由定边、环县南下，进至蓝田、商洛以南，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御敌。由于事变的和平解决，红一军团只进至淳化、三原、耀县地区停驻待命，红十五军团也只进至商县地区。红军在南下途中，曾经今天的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并短暂驻防。1937年2月，红一军团北上进驻正宁、宁县一带。军团司令部驻宫河镇（时属宁县），政治部驻王录村，后勤部驻核桃峪；红一师驻罗川春场，所辖一团驻山河镇，三团驻罗川高家台，十三团驻代家店；红二师驻宁县早胜镇，所辖五团驻中村，六团驻新庄。余皆驻旬邑县。接着红十五军团也返回陇东，驻守在庆阳驿马关周围，直属骑兵团驻桐川，七十三师驻什社，七十五师驻镇原孟坝，七十八师驻彭原义门，军团部驻驿马镇。红军南下途中，彭德怀和左权曾率前敌总指挥部及所属部队经南义井于1936年12月25日到达宁县城。国民党县长王序宾亲笔书写“欢迎赴陕与张、杨两将军助力的千辛万苦的彭总指挥”等标语，组织夹道欢迎。我军战士在城关张贴抗日标语，高喊抗日口号，向欢迎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彭德怀与王序宾专门谈话一小时许，重申中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勉励其为合作抗日尽心。第二天离去后，王即将宁县自卫队改为“西北抗日联军第一支队三营八连”，并在训话中称彭德怀率领的部队是抗日的部队。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率军团政治部至宁县南义井小住。中共新宁县委组织部长王秉祥等前去向邓小平、赖传珠汇报工作，邓小平在一座古庙里召开的军民大会上讲话，号召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抗日，随后政治部移住宫河王录村。红一师（师长杨成武、政委陈云、政治部主任邓华）、红二师（师长黄永胜、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唐亮）于正宁、宁县驻防期间，在大力宣传抗日的同时，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中共宫河支部（书记周富选）、早胜支部（书记韩学敬）、纪纲支部（书记樊振贤）；公开成立了许多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义勇军等民众抗日团体和武装，开展了宣传、筹粮、防奸和参军等各种活动，宁县参军青年即达300多人，筹粮数千石。宁县中村农民高振兴，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参军，受到肖华的公开表扬。部队还在早胜成立“戒烟所”，教育烟民改弃恶习；在罗川举行军事体育运动会，振奋民族精神；普遍开展了扩红和练兵活动，形成了高涨的抗日气氛。4月25日，任弼时到宫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代表中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8月上旬，红一军团离开正宁、宁县，开赴陕西三原参加改编，奔赴抗日前线作战。各部队驻地人民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红十五军团在驻防驿马关期间，首先由军团民运部出面，发动群众组织了地方抗日救国会及各界抗日群众团体。根据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他们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把没收到的地主恶霸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为了统一领导地方工作，十五军团民运部按上级指示，于1937年5月，协助地方成立了中共驿马关县委（对外称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8月上旬，红十五军团亦开赴陕西改编。
【援西军在镇原】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后，红四方面军的五、九、三十军共2．1万人，执行中央战略部署，以总政委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总指挥徐向前为副主席，组成西路军，从25日开始，向新疆进军。西路军于1937年元月在甘肃河西走廊遭到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等部10万人的追剿，血战山丹、古浪、临泽、高台失利，退守倪家营仍遭包围，处境十分危急。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左权（后改为李达）任参谋长、刘晓和宋任穷任政治部正副主任的援西军，急速西进救援西路军。刘伯承率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于3月中旬到达镇原地区。这时西路军将士虽然与严寒、饥饿和追敌作了英勇斗争，但终归悲壮失败，董振堂军长等一批高级将领英勇牺牲，只有李先念等率一个支队于4月底到达甘肃和新疆的交界处猩猩峡，部队减少到四百多人，被中央代表陈云等派车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不少人被俘或失散流落。由于救援无望，援西军便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停止西进，就地驻防，一面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一面开展军政训练和地方工作。援西军司令部和随营学校驻镇原县城，四军、骑兵团、三十二、二十八、三十一军分别驻屯字、太平、孟坝、三岔、马渠、新城、平泉、中原一带。为了便于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援西军在镇原县城和南三镇（平泉、中原、新城）建立了秘密接待站，并派人到西兰公路沿线和泾川、平凉、固原一带设法联系。在河西化装成商人只身返回的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被红四军的耿飙接应，送到镇原援西军司令部，然后回到延安。1937年5月下旬，援西军得知西路军被俘官兵1300多人被敌押解经平凉送往西安，他们便化装成卖茶、卖饼和赶集的老百姓，在平凉至四十里铺沿途以大饼内夹带“四十里铺以北便是游击区，援西军侦察员”字条与前来买饼的被解人员取得联系。是夜恰逢大雨，敌守备松懈，130多名被俘将士在联络人员带领下乘机逃出宿营地，北上草峰原，先后回到了接待站，受到了援西军首长的亲切接见和慰问，也受到了援西军战士和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接待。援西军在镇原期间，先后救援回千余人。
援西军的大部分官兵（如四军等），与西路军原来都属张国焘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错误本来在红四方面军中有比较深的影响，而西路军的惨败，无疑更加重了这种错误影响的情绪。因此，在援西军中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肃清其影响，帮助广大官兵划清错误与正确的界限，端正思想，振奋精神，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作出后，援西军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精神并部署动员。4月下旬，任弼时由一军团来到镇原，召开了援西军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正式传达并解释中央决定，进一步把学习批判和教育运动引向深入。刘伯承等军政首长坚持把四方面军的广大官兵同张国焘及其错误区别开来，耐心说服，以理服人，和风细雨，不搞斗争，正面教育，启发觉悟。结果，援西军广大官兵很快同张国焘的错误划清界限，明确了认识，加强了团结。援西军在镇原开展的这一积极的思想整顿活动，为以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作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在镇原驻扎期间，援西军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37年6月，正式成立了中共镇原县委，随后又建立了南三镇中心区委和屯字、开边、临泾、马渠、孟坝等区委。与此同时，援西军开展了地方统战和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和国民党镇原县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建立了友好的统战关系，协助地方建立了镇原县和区乡级的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军。他们发动驻地群众为部队捐献粮食和其他物资。由于宣传抗日，纪律严明，为群众做了许多好事，援西军赢得了镇原社会各界一致的赞扬。
1937年8月6日，援西军奉命离开镇原赴陕西三原改编，随后开赴抗日战场。
【红军教导师驻守庆城及庆城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
1936年6月1日，林彪任校长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迁至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瓦窑堡成立。红军大学第三科（对外称红军教导师，又称步兵学校）于7月迁驻环县木钵镇，校长周琨，政委袁国平，教育长郭化若。教导师的任务，一方面进行文化学习和军政训练，一方面维护社会治安，帮助建立健全地方政权，并开展统战工作。12月27日，教导师移驻庆阳县城。1937年，红二、四方面军的随营学校并入教导师，教导师又称抗大二校，学员增加到2000余人。
在红军教导师进驻庆城之后，蔡畅率领的陕甘宁省委工作团也来到了这里。教导师和工作团相互配合，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开展反霸斗争。1937年1月，庆城建立了“庆阳县各族各界群众抗日救国联合会”，先由黄子文负责，后陆为公当选为主任。2月，“庆阳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对内称中共庆阳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各区乡的贫民委员会、抗敌后援会和工青群众组织相继建立，以庆城为中心遍及各处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起来。红军教导师根据当地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于1937年4月至5月，在庆城领导开展了一场轰动省府的“反冯灭霸”斗争。“庆城八大家”中有个字号为“庆盛积”的恶霸地主冯翊清，其弟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参议员，该冯长期以来，依仗官府，勾结土匪，抢劫绅商，强占良田，包揽诉讼，惨杀无辜，贪污赈款，勒索饥民。他曾保举谭世麟当了营长，与谭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群众十分痛恨。1929年庆阳大灾，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曾拨赈灾款4万元，身为赈灾委员会主任的冯翊清以修城补路、办火柴公司为名将款私吞。红军进驻庆城后，他又造谣惑众，离间团结，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扣押红军退给群众的粮食，勾引红军战士开小差。教导师民运科和工作团决定抓住冯翊清贪污赈款的罪行，进行有理有节的合法斗争。他们安排救国会组织群众向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专员公署（驻西峰镇）控告冯的罪行，迫使专署与教导师政治部联合成立了19人的“冯案检查委员会”，任质斌为主任委员。4月7日，教导师依群众要求，将冯翊清父子等6人逮捕，并通电国民党南京政府。庆城群众、乡里人等听到消息，纷纷涌向城关，大街小巷人声鼎沸，反冯风潮非常浓烈。14日，在红军教导师民运科和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组织领导下，庆阳各界群众3000多人在庆城关帝庙大院召开了对冯翊清的斗争大会。群众愤怒声讨了冯翊清的罪行，市民纷纷罢市游行，请愿书像雪片一样飞来，反冯标语贴满街道，抗议国民党南京政府、甘肃省政府拖延时日，包庇冯案，要求冯案就地立结，严惩冯氏父子。强大的群众势力迫使国民党甘肃第三区专署专员戎纪五向袁国平表态，同意“组织会审，就地结案”。5月6日开庭审理，8日审结，分别判处冯翊清、冯柴、冯榘父子3人15年、10年、7年徒刑，并追回贪污款1．3万元、公费2000元；赔偿勒索他人款533元、粮食11．2石。“反冯灭霸”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使广大群众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启发了他们参加革命活动的觉悟，增强了团结抗日的信心。
在蔡畅的直接领导和红军教导师女战士的带动下，庆城妇女的解放斗争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她们组织妇女加入妇救会，走上街头刷标语、搞宣传；接管并改造了原庆城女子学校，贫苦的女孩子冲破封建势力人校学习，其中有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了改变缠脚和买卖婚姻的旧习，蔡畅和红军女战士积极倡导妇女放足和婚姻自主。在女校，成立了“剪脚布”小组，遇到缠脚的同学，小组的成员就给其做工作把脚放开。女校高小毕业生樊惠兰，从小被父母许给一姓贾的人家，她坚决不同意，在蔡畅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下，她通过自由恋爱结了婚。教导师和工作团还办起了“庆阳县民教馆”，馆内设有图书室、阅览室，收有图书几千册；开办了夜校和识字班，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开展了扫盲识字活动，宣传革命道理，提高人民觉悟。深受压迫的庆城妇女在蔡畅和教导师的帮助下，开创了陇东妇女向封建势力斗争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