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一丝柔和的亮光，过窗棂射进病房，夜的余温在一片宁静的气息中消散着。
林巧稚在病床上翻了个身，笑眯眯地睁开了眼睛说：“好了，好了，又是一个胖娃娃生下来了，你们看，他长得多俊呀！”
这是她重病复发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时常发出的呓语。
守在病床旁边的邓秘书和特护听到声音后，互相对视了一下，连忙俯身凑到她的跟前，仔细地打量这位从梦中苏醒过来的慈祥的老人。虽然她面庞消瘦苍白，眼窝和双颊深陷，但是那永远闪动着亮光的眼睛和眼角上细腻柔和的皱纹，还有那开阔光亮的前额，却永远给人一种温和、慈祥、欣慰的感觉。那深邃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都蕴藏在她眉宇之间，让人一眼似乎就看到她胸膛里跳动着的那颗赤诚的心。眼前，喜悦的感情又从她眼角里流溢出来了，那些光波射到哪里，那里都会产生共鸣。
邓秘书心头热乎乎的，一颗泪珠滚落下来，但她尽量克制住内心的感情，做出一副同样愉快的笑脸凑过来说：“林主任，您又来参加助产了？”
林巧稚高兴地点了点头，眼角的笑意更浓了：“今天挺顺利，一连接生了六个婴儿。六个，都是白胖胖的，真招人喜爱！你都看见了吧？”
邓秘书轻声回答说：“都看见了，真是讨人喜欢的孩子！林大夫，我来给您洗洗手吧！”
林巧稚抬眼望了望她，露出满意的神情。她挪动了一下身子，强撑着要把那已经失去了知觉的手伸给邓秘书，嘴里喃喃地说：“暖，你给我洗吧！我太累了，太累了，我要休息去了！”说着，又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邓秘书捧起林大夫那双手，轻轻地为她按摩着。泪珠又止不住簌簌地滚落下来。
在林巧稚病情稳定、精神好转的时候，邓秘书曾经好奇地问过：“林主任，您这双手接生过多少孩子？”
林巧稚望着布满青筋、皱纹的手，凝神默想了老半天，然后深沉地说：“有几万个吧！”
一双手，把几万个小生命接到人世间来，这该是多么大的奇迹呀！后来有人写诗专门称赞她这双手，说：“孩提千万经匠手”，“为中华妙手接生五万婴”。
林巧稚自从一九七八年在北欧四国访问期间突然病倒在英国之后，回国就住进了协和医院。经过半年左右的治疗，没有痊愈就急着出院，投身到紧张火热的工作中去了。她编书看稿子，会诊疑难病症，接见来访客人，出席各种会议。一个年富力强的健康人都难以胜任的繁重工作，她都承担下来了。她一直相信自己的生命是不会衰竭的，她的身体素质和坚强的信念，给她以强大的精神支柱，她有足够的勇气，去跨越生理的界限。
有人劝阻她：“林主任，您年纪大了，身体还没恢复，不能太劳累了！”对于这些好意，她只是报以一笑。
她常对她的侄儿侄女们说：“你们是知道我的，我是一刻钟也闲不住的。闲下来我便会感到孤独、寂寞。上帝如让我的生命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存在的场所便是病房，我存在的价值便是医治人，我的伴侣便是床头那部电话，对外交换的信息，便是了解病情和提出治疗方案。”
然而，一九八○年三月一日，她刚参加完全国妇联会议，便突然感到下肢无力，上下楼梯异常吃力。第二天又感到两侧耳鸣，头部发麻发胀。到了三月三日晚上七点，不得不再次住进了协和医院。
这个一生都为人治病的老人，如今是自己躺倒在病床上，让人为自己来治病了。她生命存在的场所虽然依然是病房，但她自感生命存在的价值，却完全不一样了。更何况，她离开了自己终生的伴侣——那部与她朝夕共处的电话，断绝了她与外部交换信息的媒介，她感到十分难过。真是度日如年呀！
一天下午，副院长带着专家、教授来为她会诊。还未等人们开口，她便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像发怒的狮子，向那些为她会诊的人们说道：“你们不知道吗？让我一个人困在病房里，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离不开我的岗位，没有工作我一刻也活不下去。我感到寂寞、孤独得可怕。如果一定要我休息，不如让我回家吧！在家里我也一样可以养病。再在医院里住下去，我会发疯的！”由于激动，她的嘴唇在颤抖，一只痉挛的手紧紧地抓住了床单，脸颊上挂着两颗晶莹的泪珠。
前来会诊的专家教授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愤怒震惊了。他们不知所措地互相观望了好久。经过反复的磋商，最后不得不勉强地在诊疗单上，签上了让她出院回家休养的意见。这样，她在医院里仅仅住了一个月，又像是获得解放那样高兴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又抚摩到了与自己朝夕共处的那部电话。有了它，便有了工作的机会，有了发出信息与取得反馈的渠道，生命便有了欢乐，有了别人无法估量而只有她自己才感觉到的生命价值。
她由困守在病床上的病人，又变成为人解除病痛的医生、专家；她没有休息的日子，即便是指定她在家休养的日子里，她永远没有下班的时候。谁敢相信，她是一位被病魔缠身的八十多岁的老人。然而，现实终归是现实。
又过了八个多月，到了一九八○年冬。在十一月三十日的早晨，林巧稚起床去上厕所，竟然失控地摔倒在地板上，左枕部着地，头脑震荡很厉害。第二天夜里病情加重，出诊医师决定立即送她到医院治疗。老人听了，依然执著地向医生请求说：“不，还是在家里养吧！吃点药就会好的，以往多少次不都是这样过来了吗？”
是的，以往是多少次都过去了。可是这次呢？这次的病情异常严重。留在家里没有急救设备，耽搁一分钟都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危险。
这是现实。医检的各项指标都显示出危险的信号。没有什么理由再迟疑了，医生们要为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的安危负责。
这时，她的侄女和侄女婿也出来与出诊医师结成了“联盟”。老人看到一切都已是无法改变，只好离开了她的卧室。
临走时，她用那还能活动的右手把枕头放正，把被子拉平，盖上了那条绣着花边的湖蓝色床罩。又转到伴随她已近半个世纪的写字台前，打开抽屉，把珍藏了好久的一张周总理相片，让华康帮她压到玻璃板下。
接着，她又把邓大姐转赠给她的一束鲜花，端端正正地放在周总理像前，回头叮嘱说：“阿铿，我求你一件事，千万不要忘了，经常给花瓶上水，每天都要上！”
说过，她不让人搀扶她，从里床口转到外床口，走到了床头柜前，用手亲昵地抚摸着那部电话机，转过脸来说：“华康，请医院里来人，把电话挪到过道里去吧！放在我房间里你们都听不见，接电话也不方便！如果有人找我看病，你们要转告我，千万不能耽误了人家的病！”
叮咛的话都说过了之后，她这才转身对出诊大夫说：“好了，我们走吧！现在你的权力大，我这个主任也只好听你的了。”
说罢，她又转身对着穿衣镜用手往后捋了一下头发，对懿铿说：“你帮我把扣子扣好。”懿铿连忙帮助老人把领扣扣上，又为她把两边衣角拉平。林巧稚这才踉踉跄跄地迈出门去，坚持不要人们搀扶，自己扶着楼梯走下去。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日零点三十分，她被送进了五楼w病房，这是她一生中第十一次住进医院。她自己还不知道，这竟是她最后一次住院。
她在病房还像从前那样，一切都不要护士护理，大小便不愿意用便盆，也不愿意让别人搀扶，自信自己还是一个完好的人，住在病房不过是工作之余的一段小憩而已。她还是这么想：“我活着是为别人治病的，是为别人分担忧苦的，怎么能因为自己，增添别人麻烦呢？”
可是十天之后，十二月十二日九点五十五分，林巧稚又一次摔倒在地上了。第二天，当医生问她：“林主任，你什么时候摔倒的？”她迟疑的眼神终于宣布了人们所不希望看到的结论：她——失去了记忆！
周围是一阵窒息般的沉默。
几分钟之后，医生们再次启发她：“林主任，你摔在什么地方了？”
她似乎清楚了些，含糊不清地说：“在厕所里。”
十四日，她发出了记事以来第一次呻吟，不断地重复说：“头震得疼，头震得疼！”到了三月二十八日，她忍不住心中的烦恼，对邓秘书说：“我难过死了！我——可能要死了！”
她这么个干脆利落的人，一下子瘫痪了，躺在床上，自己支配不了自己，连翻身都不自如了。她哪里有这样足够的精神准备呢？当她那洋溢的热情和喷涌的精力，一下子被拘困在萎缩松弛的肉体之中，并且意识到再也无法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一种无法诉说的烦恼烧灼着她的心，她感到这样活着比死还要痛苦。
林巧稚的健康状况陡然恶化，牵动了整个医学界。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三○一医院的专家教授们聚集一堂，精心地研究治疗方案。这消息也惊动了中央领导。
邓大姐闻讯后，亲自到医院来看望她，在她的花瓶里插上一束鲜艳的红玫瑰。彭真偕同夫人张洁清，也来探望她，送来一盆林巧稚素常喜爱的红心黄边秋海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