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人生幸福的首要的最本质的要素就是我们的人格。除了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发生作用的因素外，别无其他原因。而且，它与其他两类福事不同，它不是命运的游戏，也不会为我们所曲解；另外两类福事只具有相对价值，而人格则具有绝对价值，因而这就比人们通常以为外在支配一个人要困难得多。但时间是全能的原动力，它主持公道，在它的影响下，各种生理的和精神的优势会渐渐逝去，而只具备道德的特性是难以达到幸福的。考虑到时间的这种消极作用，另外两种福事似乎要比第一类幸福更为优越，因为时间并不能剥夺我们的这两种幸福。而且这两类福事也许还有一种优势，即由于它们完全是客观外在的，所以它们能为我们所达到，至少所有的人都有达到它们的可能。相反，主观的东西则不易为我们所获得，但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神圣的权力而达到，它是不可变异的、不可让度的、残酷无情的。
歌德在诗作中曾描述，人们刚一降世，便被某种不可改变的命运支配着。所以，人只能在为他所设计的范围内求得发展，如同星星之间只能通过相互关联而在轨道中运行一样。所以西比尔和预言家们断言，人绝不可能逃过自己的命运，即使时间的力量也不可能改变人们将耗费一生的人生道路。
我们唯一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个人品质，并顺从这样的娱乐而且也把它们称之为游戏，力争它们所容许的完美而不顾其余。因此，人应当选择最适合于个人品质发展的地位、职业和生活方式。
试想象一位力大无比的大力士，被环境所迫而从事某种不活动的职业，如从事精巧仔细的手工，或者从事学术研究和需要其他能力的脑力劳动，从事正好为他能力所不及的工作，被迫放弃所具有的那些优秀的能力，像这样被命运所安排的人在其一生中绝不会感到幸福。那些被迫使其能力无法得到发展和利用而去追求一种不需要自己能力的职业的人，如果他的理智能力的程度越高，他的命运便愈悲哀，也许让他从事某种体力劳动，他的力量就不够了。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青年时代，我们应当注意避免可以预料到的危机，不要以为自己具有某种并没有的能力。
由于隶属第一类的幸福比隶属另外两类的幸福更重要，所以，旨在于保持我们健康、培养我们各种能力的行为，显然要比一心聚敛财富的行为更明智。对获取足够的生活必需品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并不一定就错。严格地说，财富乃是十足的奢侈品，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倒是有许多富豪感到不幸，这是因为他们缺乏精神教养或知识，因而他们无法对他们能够胜任的脑力工作产生兴趣。在真正自然的必需品得到满足的范围之内，一切能够获得的财富，对我们的幸福影响甚微。的确，倒不如说财富会扰乱我们的幸福，因为聚敛财富不可避免地将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烦恼和不安。然而人们在致富上所费的心思要比提高教养的用心大出何止千百倍，“人是什么”比“人有什么”对于幸福显然要重要得多。所以我们在看到有人为了聚集金银财宝，就像一只勤劳的蚂蚁，从早到晚无休无止，殚精竭虑，我们就会明白许多道理。他只知要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其余便一概不知；他的心灵是一块白板，因此不易受其他事物的影响。那些最高的快乐，亦即理智的乐趣，乃是他所望尘莫及的；他恣情纵欲，徒劳地以那些瞬息即逝的快感来代替理智的愉悦，并以巨大的代价来延续这种短暂的时刻。如若他运气好，那么他的努力会使他真的积聚起万贯家产，他或者将这些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嗣，或者继续增加这笔财产，或者挥金如土，浪费这笔财产。这样的一生，尽管他有着真诚执著的追求，也仍然像头戴锥形小帽哗众取宠的小丑一样愚蠢。
“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乃是幸福的契机。一般而论，财富是微不足道的，绝大多数无须为摆脱贫困而奔波的人，与为了财富而耗费精力的人同样感到不幸。他们内心空虚，想象枯竭，精神贫乏，所以这两种人变得相互为伍，他们有着共同的欲求，寻欢作乐，而他们的乐趣大多是感官的快乐和各种消遣，到后来是狂纵无度。纨绔子弟过着一种依靠巨笔遗产的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极短时间里将财产挥霍一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内心空虚无知，所以这种人对生存也感到憎恶厌弃。他们外表富实而内心贫困，为了用外部的财富弥补内心的不足而做徒劳无益的努力，并竭力去取得虚有的一切，这就像一位寻求某种方法使自己力大无穷的老人一样，大卫王和马雷查尔·德·里克斯就试图这样做。
对于造成人生幸福的其他两类福事的意义我无须多加强调，现今，人们谁都知道这两种福事的价值。第三类似乎没有第二类重要，因为它不过是别人的意见而已。然而，所有的人仍旧追求名誉，即好的名声。另一方面，只有为国家服务的人才满心巴望着高官厚禄，对于名声则少有注意。总之，一般的人把名誉看作是无价之宝，把名声看作是人能获得的最宝贵的福事，犹如上帝选民的金羊毛，只有白痴才会放弃财富而追求地位。而且，第二类和第三类福事互为因果，其他的优势可以常常使我们得到所欲得到之物。
幸福的本质
【美国】威尔·杜兰特
随着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年轻人纷纷投到他的门下，期望得到他教育和修养方面的指点。但正在这个时候，他本人的心思却离开了科学的细节，转到更广泛更不可捉摸的行为与性格问题上去了，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多姿多彩的大干世界，包含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什么才是最好的生活？或者说，至善至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什么是美德？我们怎样获得幸福和满足？
他的伦理学非常简单，并与当时的实际相符合。他受过科学训练，所以他既不宣扬超人的理想，也不空言怎样寻求完美的生活。桑塔亚那说：“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概念十分健全，每一理想都有自然的基础，每一自然事物都有理想的前途。”
亚里士多德坦率地承认，人生的目的不是为善而善，而是为了幸福。“我们选择幸福是为了幸福本身，而不是为了别的东西。有时我们之所以选择荣誉、快乐、智慧等等，那是因为我们相信通过它们，我们能够获得幸福。”但是他也觉察到，将幸福说成是终极之善，纯粹是陈词滥调，最需要说明的是幸福的本质和怎样得到幸福、获取幸福。因此他深入探究了人和别的生物的根本区别，假设人的幸福在于充分发挥这种人类特有的性质。因为人的独特优势在于思维能力，人正是凭着这种能力才超越并统治着其他一切生命形式，随着这种能力的发展壮大，人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我们就可以假定：发展思维能力会给人带来满足和幸福。
所以，除了一定的物质前提条件以外，幸福的主要条件便是理智的生活——这是人类独有的光荣和能力。美德或者优点，全都依赖于明确的判断、自我控制、欲望的协调、手段的巧妙。美德不是粗俗的人所有的，也不是天真的意愿所得到的——它是发展充分的人凭经验获得的。然而，要获得美德也有路可走，有向导指点，有了它就可以不走弯路、少受耽误——那就是中间道路，即中庸之道：性格的各种特性可以一分为三，两头为极端和缺德，中间的便是美德或优越性。所以，位于怯懦和鲁莽之间的是勇敢，位于吝啬与奢侈之间的是大方，位于怠惰和贪婪之间的是抱负。位于卑屈与骄傲之间的是谦虚，缄默与多嘴之间是诚实，乖戾与滑稽之间为幽默，好斗与拍马之间是友谊，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和堂吉诃德的莽撞冒失之间是自我克制。因此，伦理或行为上的“对”与数学或工程学上的“对”没有什么不同，它们指的都是正确、恰当，也就是取得最好效果的最好方式。
但是，中庸之道并非数学上的平均数，它并非根据两个可以精确计算的数字得出的准确平均数，而是一种变量，它随着每种情况的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只有成熟、灵活的理智之人才能看得清、断得准。美德是一种艺术修养，只有经过训练才能掌握。我们并不是由于有了美德才正确合理地行功，而是由于正确合理地行动才有了美德。人先有了行动，才形成这种行动的美德。反复的行动构成了现在的我们。所以，美德不是一次行为，而是一种习惯。“人的善行是灵魂在实现圆满生命中卓越方面的一种作用……就像并非一次晴天或一只燕子就能构成春天一样，一个人的幸福、满足也并非一时为善而一劳永逸。”
青年处于易走极端的年龄：如果一个青年犯了错误，那总是因为做事太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