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奢华既能看作是无害的，又可视为不好的事，所以人们会碰到一些令人惊讶的荒谬意见。例如一些持自由原则的人甚至对罪恶的奢华也加以赞美，认为它对社会有很大好处；另一方面，有些严厉的道德君子甚至对最无害的奢华也加以谴责，认为它是一切腐化、堕落、混乱，以及公民政治中很容易产生的派别纷争的根源。我们想努力纠正这两种极端的意见。首先，我要证明讲究铺张修饰的时代是最使人幸福的，也是最有美德的；其次我要证明，只要奢华不再是无害的，它也就不再是有益的，如果搞得过分，就是一种有害的行为，虽说它对政治社会的害处也许算不上是最大的。
为了证明第一点，我们只需考虑私人的和公共的生活这两方面铺张修饰的效果就行了。照最能为人接受的观念来看，人类的幸福是由三种成分组成的，这就是：有所作为，得到快乐，休息懒散。虽然这些成分的安排组合应当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有不同的比例，可是决不能完全少了其中任何一种，否则，在一定程度上，这整个的幸福的趣味就会给毁掉。待在那里休息，确实从它本身来看，似乎对我们的欢乐说不上有什么贡献，可是一个最勤勉的人也需要睡眠，软弱的人类本性支持不住不间断的忙碌辛劳，也支持不住无休止的欢乐享受。精力的急迅行进，能使人得到种种满足，但终于耗费了心力，这时就需要一些间隙来休息；不过这种休息只能是一时的才适当，如果时间拖得过长就会使人厌烦乏味，兴趣索然。在心灵的休息变换和心力的恢复上，教育、习俗和榜样有巨大的影响力，应当承认，只要它们能增进我们行动和快乐的兴趣，对人的幸福就是非常有益的。在产业和艺术昌盛的时代，人们都有稳定的职业，对他们的工作和报酬感到满意，也有种种愉快的享受作为他们劳动的果实。心灵得到了新的活力，扩展了它的力量与能力。由于勤恳地从事受人尊重的工作，心的自然需要就得到满足，同时也预防了不自然的欲望，那通常是由安逸怠惰所引起和滋长起来的。如果把这些生活的艺术从社会里驱逐掉，就剥夺了人们的作为和快乐，剩下来的就只是无精打采而已；不仅如此，甚至连人们对休息的趣味也给毁掉了，它不再是使人欣慰的休息，因为只有在劳动之后，在花费了气力、感到相当疲劳之后，使精力得到恢复的休息才是使人感到舒适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打算说明的第二点，因为无害的奢华，或一种技艺上的精美，生活上的便利，是有益于社会公众的，所以只要奢华不再是无害的，也就不再有益。如果超出一定限度，就会成为对政治社会有害的东西，即使它还算不上是最有害的。
让我们想想我们称之为罪恶的奢华是什么。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即使是满足肉欲的，它们本身也不能被看作是罪恶的。只有这样一种满足需要的行为才能看作是罪恶的：它耗尽了一个人的金钱，使他再也没有能力尽到按他的地位应尽的职责，无力实现照他财产状况本来应当有的对他人的关怀帮助。假如他改正了这个毛病，把部分钱用来教育孩子，帮助朋友，救济穷人，这对社会有什么不好呢？反之如果没有奢华，这些花销也还是要的。如果这时使用的劳动只能生产少量满足个人需要的东西，它也能济穷，满足许许多多的需要。在圣诞节的餐桌上只能摆出～碟豆子的穷苦人，他们的操心和辛劳也能养活全家六个月。有人说，没有罪恶的奢华，劳动就不会全部运用起来，这只不过是说人性中有另一些缺点，如懒惰、自私、不关心他人。对于这些，奢华在某种意义上也提供了一种救治，就像以毒攻毒那样。但是美德同使人健康的食物一样，总比有毒的东西要好。
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大不列颠现在的人口数目不变，土壤气候也不变，由于在生活方式上达到了可以想象的最完美的地步，由于伟大的改革以其万能的作用改变了人们的气质习性，这些人们是否会更幸福呢？要断言并非如此，似乎显得荒谬可笑。只要这片土地能养活比现在还多的居民，他们在这样一个乌托邦里除了身体疾病（这在人类的灾难里还占不到一半）外就不会感到有什么别的坏事。所有别的弊端都来自我们自己或他人的罪恶，甚至我们的许多疾病灾祸也来自这种源泉。去掉道德上的罪恶，坏事也就没有了。但是，人们必须仔细地克服一切罪恶，如果只克服其中一部分，情况恐怕更糟糕。驱逐了坏的奢华而没有克服懒惰和对别人的漠不关心，那就只不过是消灭了这个国家里的勤劳，对人们的仁爱和慷慨大度一点也没有增益。因此还不如满足于这样的观点：在一个国家里，两个对立的恶可能比单单只有其中之一要好些，但是这绝不是说恶本身是好的。一个作家如果在一页上说道德品质是政治家为了公共利益而提出来的，在另外一页又说恶对社会有利，这并不能算前后非常矛盾。真正说来，这似乎只是在道德体系论说里用词上的矛盾。把一个一般说来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说成是恶而已。
为了说明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我想讲这些道理是必要的。这个问题在英国有许多争议，我把它叫做哲学的问题，而不叫做政治的问题。因为无论人类会获得怎样奇迹般的改造，比如他们能得到一切美德，摒弃一切罪恶，这总不是政治长官的事情。他只能做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不能靠美德来取代和治疗罪恶，他能做到的时常只是以毒攻毒，用一种恶来克服另一种恶，在这种场合他应做的只是选择对社会危害较轻的那一种恶。奢华如果过分就成为许多弊病之源，不过一般说来它总还是比懒惰怠慢要好一点，而懒惰怠慢通常是比较顽固的，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如果怠惰占了统治地位，一种毫无教养的生活方式在个人生活领域里普遍流行，社会就难以生存，也没有任何欢乐享受可言。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想从臣民那里得到的贡献就寥寥无几，由于该国的生产只能满足劳动者生活的必需，也就不能给从事公务的人提供任何东西。
阔人幸福吗
【加拿大】斯蒂芬·里柯克
我首先得承认写此文时手头并没有充分的资料。我生平不曾认识或见过任何阔人。时常我以为碰见了几位，后来才发现并不是。他们一点也不阔，简直穷得厉害，他们经济上拮据得要命，捉襟见肘，不知道该到哪儿去筹上一万元。就我所调查过的情况而言，这种错觉时常发生。我往往根据某家雇用十五名仆人的事实，就以为他们必然很阔；也曾由于一位太太坐着高级轿车去买一顶价值五十元的帽子，就以为她的家道必然很殷实。才不是呢。细一考察，所有这些人都不阔，他们手头全紧得很。他们自己这么说。他们喜用的字眼似乎是“一筹莫展”。每逢我在剧院包厢里看到八个珠光宝气的人们，我就晓得他们必然统统是“一筹莫展”的。至于他们坐高级轿车回家这一事实，是与此无关的。
有一天，一位每年有万元进项的朋友叹着气对我说，他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跟阔人相比。以他那点进项，是无能为力的。一个每年有两万元进项的家族也对我这么说，他们是没法同阔人比的，想尝试一下也白搭。有位我很敬重的朋友，他每年从律师这行当中有五万元收入。他极其坦率地告诉我，他发现自己压根儿不可能跟阔人比，他说，不如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他穷。他说，他只能请我吃顿家常便饭，就是他所谓的“家宴”。席间三名男仆和两名女仆给端菜。他求我不要见怪。
据我记忆所及，我同卡内基先生从没谋过面。不过，倘若我见到他，他一定会对我说，他发现实在没法同洛克菲勒先生比阔。毫无疑问，洛克菲勒先生也有同样的感觉。
然而，天底下准有——必然有阔人。我不断地看到这种迹象。我工作的那座大楼的司阀告诉我说，他在英国有个阔表哥，在西南铁路上千活，每周挣十镑。他说，铁路公司简直没他不行。同样，我们家里那位洗衣妇也声称有个阔叔叔，他住在温尼伯。他住的房子产权完全属于他，还有两个读中学的女儿。
然而这仅仅是我听到的阔人的例子，确不确实，我可不敢担保。
因此，当我谈到阔人并讨论他们是否幸福时，不言而喻，我只是从个人所见所闻中得出结论。
那个结论就是：阔人要经受穷人所无法得知的严峻考验和悲惨遭遇。
首先，我发现阔人得成天为钱而发愁。一天之内英镑兑换率下跌十点，穷人照样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他们在意吗？一点儿也不。贸易逆差可以使一个国家像是遭了一场水灾。谁来收拾这个局面？阔人。活期贷款的款子猛长百分之百，穷人把它抛在脑后，照样嘻嘻哈哈地欣赏那一毛钱一场的电影。
可是阔人时时刻刻在为钱而发愁。
举例来说，我认识一个人，姓斯普戈。上个月，银行里他名下的户头透支了两万元。他在他的俱乐部里和我一道吃午饭时告诉了我此事，一再道歉说，他心绪不佳，此事叫他心神不定。他说，银行为这么件事居然就向他发了通知，可不大公道。在某种意义上我对他这种心境可以表示同情。那时候我自己的户头正透支了两毛。要是银行已开始发透支通知，下一个很可能就轮到我。斯普戈说第二天早晨他得给他的秘书打电话，要他抛出点股票，好把透支的数目还上，去干这种事儿好像挺难堪的。穷人就从来不会被迫去这么做，据我所知，有人可能被迫卖件小家具。
可想想看，抛售抽屉里的股票！这种苦楚是穷人永远也尝不到的。
我常同这位斯普戈先生谈论财富问题。他是白手起家的。他几次告诉我，积累这么多财产只不过为他增加了负担。他说，想当初他身无长物时，他要快活多了。
好几回他请我去吃那九道菜的正餐时，他都告诉我他宁愿只吃点炖猪肉加萝卜泥。
他说，若依他的本意，他就只吃两根炸香肠和一块炸面包。记不清他是为什么才未能如愿的了。我看见他带点鄙夷的神情把香槟酒——也许是他喝完香槟酒之后的杯子——撂在一边儿。他说，他还记得他父亲的农舍后边有条潺潺流着的小溪，他曾经趴在草地上喝个够。他说，喝香槟酒可没那么开心。我曾向他建议，要他趴在俱乐部地板上喝满满一碟苏打水，他不干。
要是做得到的话，我深知我这位姓斯普戈的朋友会欣然把他的全部财富都抛掉的。在我了解这些情况之前，我一向认为财富是可以抛弃的，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一旦背上了这个包袱，就再也甩不掉了。财富倘若积累够了，就变成一种社会服务。阔人就会认为这是为世界行善的一种途径，可以为旁人的生活带来光明。简而言之，是一种庄严的委托。斯普戈时常同我讨论这个话题，而且往往谈到深夜，以致那个举着蓝火焰为他点烟的仆人都倚着门柱睡着了，门外的司机也冻僵在汽车的座位上。
我已说过，斯普戈把他的财产看作庄严的委托。我曾多次问他为什么不把它捐给——比如说，一所大学，可他对我说，很遗憾，他不是大学出身的。我也曾就大学教授的养老金需要增加的问题提请他注意，尽管卡内基先生等曾为此而解过囊，如今仍有成千上万位工龄在三十五年甚至四十年的老教授，一天天地工作下去，除了月薪毫无旁的补助，而且八十五岁以后就没有养老金了。但是斯普戈先生称这些人为民族英雄，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酬劳。
不过，斯普戈先生的烦恼（他是了无牵挂的单身汉）在一个意义上毕竟是自私的。无声无息的大悲剧也许每天都在阔人家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他们的公馆里——演出着，那种悲剧是幸运的穷人们所体会不到，也无从体会的。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就在阿什克罗夫特·福勒府上见到这种情况。我去那里赴宴。我们刚要进餐厅的时候，阿什克罗夫特·福勒太太悄悄地对她丈夫说：“梅多斯开口了吗？”他黯然摇了摇头回答道：“没有，他还什么也没说呢。”我看到他们暗自交换了同情和互助的眼色，正像在患难中的情侣那样。
他们是我的老朋友，我的心为他们而悸动。席间，梅多斯（他们的管事的）随着每道菜给斟着酒。我意识到我的朋友们正面临着很大的麻烦。
等阿什克罗夫特·福勒太太起身离席，我们共饮葡萄牙红酒时，我才把椅子拉近福勒，并说：“亲爱的福勒，咱们是老朋友了。这好像有点儿冒昧，希望你不要介意，可我看得出你和嫂夫人遇到了麻烦。”
“可不是吗，”他满面愁容地小声回答说，“我们确实不大顺当。”
“对不起，”我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你说出来心里就舒服点儿。是同梅多斯有关吗？”
一阵沉默，可我猜得出福勒要说什么。我感到话都到他嘴边上了。
他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感情，随即说：“梅多斯要辞工不干了。”
“可怜的老伙计！”我一边说，一边握住他的手。
“你说倒不倒霉！”他说，“去年冬天走了个福兰克林可不能怪我们，我们尽力挽留了——如今梅多斯又要走。”
他几乎抽噎着。
“他还没把话说定，”福勒接着说，“可是我知道他绝不会待下去了。”
“他可曾提出什么理由？”我问道。
“没提出具体的，”福勒说，“纯粹是合不来。梅多斯不喜欢我们。”
他用手捂住脸，一声不响了。
我没再回到楼上的客厅，过一会儿就蹑手蹑脚地告辞了。几天以后，我听说梅多斯走了。阿什克罗夫特·福勒夫妇无计可施，只好认了。他们决定在帕拉弗尔大饭店租下包括十间卧室和四个浴室的小小套房，将就着过一冬。
可是也不能把阔人的生活描绘得一团漆黑，也有真正心宽意畅的。特别在那些幸运地破了产——彻底破了产的阔人中间，我观察到这种情况。他们要么是在交易所，要么是在银行业务上破的产，另外还有十几种破产的方式。在工商界，要破产并不困难。
就我观察所及，阔人一旦破了产，一切就都顺当了。这下子他们要什么就能有什么。前不久，这一点又得到了证实。我正同一位朋友散步，一辆汽车驰过，里头坐着个服装整洁的年轻人，正同一个美女说说笑笑。我这位朋友就摘了摘帽子，兴高采烈地在空中挥了挥，像是在表示亲热和良好的祝愿。
汽车消失踪影后，他说：“可怜的老伙计爱德华·奥弗乔伊。”
“他出了什么事？”我问道。
“你没听说吗？”我的朋友说，“他破产了——彻底破产了——一文不名了。”
“哎呀，”我说，“那可够呛！我想，他一定得把那辆漂亮汽车卖掉吧？”
这位朋友摇了摇头。
“哦，不，”他说，“他绝不会那么办。我相信他太太不会肯那么做。”
朋友说对了。那对夫妇果然没卖掉他们的汽车，也没卖掉他们那幢砂岩砌的富丽堂皇的公馆。他们对那座房子的感情太深了，想必不合得撒手。有些人认为他们会放弃在歌剧院租的包厢。看来也不然，他们对音乐的兴趣太浓了，不肯这么做。
同时，人尽皆知的事实是：奥弗乔伊夫妇彻底破产了——他们手头连一分钱也不剩了。有人告诉我说，花上十块钱就可以把奥弗乔伊买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