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独立于身外之物的自足是重大的好，但并不因此就只过拮据的生活。
我们的意思是：当我们没有很多物品时，我们可以满足于少许的物品，因为我们真正相信：只有最不需要奢侈生活的人才能最充分地享受奢侈的生活。一切自然的，都是容易获得的；一切难以获得的，都是空虚无价值的（不自然的）。素淡的饮食与奢侈的宴饮带来的快乐是一样的，只要由缺乏引起的痛苦被消除。面包与水可以带给一个人最大的快乐，如果这个人正好处于饥渴之中的话。习惯于简单而非丰盛的饮食，就能给人带来健康，使人足以承担生活中的必要任务，使我们在偶尔遇上盛宴时能更好地对待，使我们不惧怕命运的遭际。
当我们说快乐是目的的时候，我们说的不是那些花费无度或沉溺于感官享乐的人的快乐。那些对我们的看法无知、反对或恶意歪曲的人就是这么认为的。我们讲的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快乐并不是无止境的宴饮狂欢，也不是享用美色，也不是大鱼大肉什么的或美味佳肴带来的享乐生活，而是运用清醒的理性研究和发现所有选择和规避的原因，把导致灵魂最大恐惧的观念驱赶出去。
所有这一切中的首要的和最大的“好”是明智，所以，明智甚至比哲学还更为可贵。一切其他的德性都是从理智中派生出来的，它教导人们：如果不是过一个明智、美好和正义的生活，就无法过上愉快的生活；如果不是过一个愉快的生活，也不可能过一个明智、美好和正义的生活。德性与快乐的生活一道生长，两者不可分离。
你认为谁能比这样的人更好呢？——这个人关于神有虔敬的观念，对于死毫不惧怕；他仔细思考过自然的目的，知道“好”的生活很容易获得；他知道坏事不会持续很久，强度也不会很大，他嘲笑被人们视为万物的主宰的东西——所谓命运。
他认为有的事情由于必然性而发生，有的来自偶然性，有的是因为我们自己。他看到必然性消除了我们的责任，偶然性或运气则变化无常，而我们自己的行为是自由的，一切批评和赞扬都必须与此关联。即使追随神话关于神的意见也比受自然哲学家的“命运”观念的奴役要好得多，前者至少还给人以一丝希望：如果我们敬拜神、祈求神，就有可能免遭灾难，而后者讲的必然性是无法向它祈求，使它发生任何改变的。再者，他也不像许多人那样认为偶然性或运气是一个神，因为神不会做混乱无序的事情：偶然性也不是事物的一个不确定的原因，因为偶然性不可能给人们带来好事与坏事，让人生活得幸福，虽然大的坏事和好事可以开始于某种偶然事故。应当认为：运气不好但是智慧的人胜过幸运的蠢人，因为在行为中拥有正确的判断的人即使没有成功，也比借助偶然机遇成功的非理性的人要好。
你以及你的同道要日日夜夜思索这些道理以及相似的道理，这样，无论你是在醒的时候还是在睡着的时候，就都不会感到烦恼，而是像神一样生活在人当中。因为一个生活在不朽的福祉中的人已经不再像要死的生物了。
唯一真正幸运的人，是那些以工作为乐的人。
【英国】温斯顿·丘吉尔
在我看来，世上幸运的人——唯一真正幸运的人，是那些以工作为乐的人。这类人并不多，起码不如人们常说的那么多；并且，作家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从幸运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至少享受着生活中真正的和谐之乐。我觉得以工作为乐，是人们值得为之奋斗的一种崇高荣誉；别人会羡慕这些幸福的人，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在快乐的激情里找到了生活的方式，对他们而言，工作一小时，也就是享受一小时，休息——甭管多么有必要——都是让人厌烦的插曲，甚至连休假也差不多是一种损失。一个人写得好坏与否，写得或多或少，如果他喜爱写作的话，就会享受其中谋篇布局的乐趣。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伏案写作，不受任何人打扰地坐上四个时辰，加上有足够的上好白纸，还有一支“挤压式”妙笔——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能有一份愉快的职业让人全身心地投入——此愿足矣！
管它外面发生什么事！下议院尽管做想干的一切，上议院也可随便：异教徒或许在世界各个角落怒火汹汹；美国市场大可一泻千里，证券下跌：女权运动兴起——所有这些都别管，无论怎样，我们有四个小时可以逃脱这无趣病态专制混乱的尘世，用想象的钥匙开启藏有大干世界所有宝物的橱柜。
如果说作家没有自由，那么又有几个人是自由的？倘若他没有安全感，又有几人是安全的？作家的工具再普通不过了，极为廉价，几乎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他不需要庞大的原材料，不需要精密仪器，不需要别人鞍前马后地服务。他的职业只靠自己，不靠任何人；只操心自己，任何事都无所谓。他就是一国之君，自给自立。
没有人能没收他的资产；没有人能剥夺他从业的资本；没有人能强迫他把自己的才华施展在他不情愿的地方；没有人能阻止他按自己的选择发挥天赋。他的笔就是人类和各个民族的救世主。任何束缚都无法禁锢，任何贫困都阻挡不了，任何关税也无法限制，他任凭思想自由驰骋，甚至“泰晤士图书俱乐部”也只能对他的收获有节制地施加打击。只要尽力而为了，不管作品的结果是好是坏，他都会觉得很开心。我总相信在风云变幻、令人头疼的政治生涯中，有一条通向宁静富饶之地的退路，那是任何无赖都到达不了的地方，我永远不会感到失败的沮丧，也永远不会空虚无聊，哪怕没有权势。的确，在那时，我虔诚地感谢自己生来就爱好写作；在那时，我无比感激每个时代、每片疆土上的所有勇士，是他们作出的斗争确立了现在写作无可争议的自由。
英语是一种多么高尚的语言！我们每写下一页，都沉浸在母语的柔韧灵活、博大精深为我们带来的不容置疑的喜悦中。如果一位英国作家，不能用练达的英语说出他必须说的话，那么那句话或许不值得说。倘若没有深入研究英语，那是何等的憾事！我不是要攻击古典教育。凡是自信对文学有点鉴赏力的人，都不可能漠视希腊文、罗马文。但我得承认，我深深地忧虑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我难以相信这个制度是好的，甚至是合理的，因为它把只有少数特权人物和天才才能欣赏的东西，展示在不情愿接受又大惑不解的大众面前。对大多数公学的学生来说，古典教育始终都是些冗长无用和没有什么意义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告诉我，古典课程是学习英语的最好准备，那我就回答说，迄今为止，大多数学生已完成学业，然而这个准备阶段仍然未完成，也没有收获任何预期的优势。
那些无缘成为大学者而又对古代作家有所了解的人，难道可以说他们已经掌握了英语吗？那些从大学和公学毕业的年轻人，有几人能把一段拉丁诗文娴熟地写下来，足以让坟墓中的古罗马人为之动情！而能够写出几行连珠妙语的人就更少了，更不用说用英语简洁练达地写出几个精彩的段落！不过，我倒是非常羡慕古希腊人——当然我得听别人讲述他们的情形——我很乐意见到我们的教育家至少能在一个方面效仿古希腊人。古希腊人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使之成为人类迄今所知最高雅、最简练的表达方式呢？他们是否用了毕生的时间学习在此之前的语言？他们是否不知疲倦地潜心研究某个已不复存在的世界里的原始方言了？根本没有！他们只学习希腊语。他们学习自己的语言。他们热爱它，珍惜它，修饰它，拓展它，因此，它才能得以延续，其楷模和乐趣供所有后人享用。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既然英语已经为自己在现代世界里赢得了这般举世无双的地位，我们至少能从古希腊人那里吸取些训导，在多年的教育中稍微操点心，抽空去学习一种也许在人类未来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的语言。
让我们记住了，作家永远可以发挥最大的努力。他找不出任何托辞不这样做。
板球明星也许会发挥失常。将军在决战之日也许会牙疼，也许他的部队很糟糕。舰队司令也可能会晕船——作为晕船者我满意地想到了那意外。卡鲁索可能会得黏膜炎，哈肯施米特也会得流感。对于一位演说家来说，仅仅是想得好和想得正确是不够的，他还得脑筋转得快。速度至关重要，随机应变越来越成为优秀演说家的标志。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行动者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全心全意地付出，而无法掌控的各种事态也许决定着这一时刻。作家的情况就不需要这样。他可以等到一切准备就绪时再出场。他永远可以把他的最大潜能发挥出来。他并不依赖于自己在某一天的最佳时刻。他可以把二十天的最佳时刻攒起来。他没有理由不尽最大的努力。等待他的机会多，赋予他的责任也很重大。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忘了是谁说的——“言语是唯一恒久的东西”。我以为这永远是绝妙的思想。人类用石块垒起的如此坚固的大厦，是人类力量最伟大的结晶，也可能会被夷为平地，而那一闪而过的言辞，那思绪飞扬时即逝的表达却延续了下来，但它不是历史的回音，不是纯粹的建筑奇迹或令人肃然起敬的遗迹，但它的力量依旧强大，生命依旧鲜活，有时候远比当初说出来的时候更加坚强有力，它穿越了三千年的时光隧道，为生活在现在的我们照亮了世界。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生活是艰苦的，政治是肮脏的，商业是卑鄙的，因而，通过一个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去判断一个人，通常是不公平的。我发现我们有不少政治上的恶棍在其他方面却是十分可爱的人，许许多多无能而又夸夸其谈的大学校长在家里却是绝顶的好人。同理，我认为玩耍时的中国人要比干正经事情时的中国人可爱得多。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既然有了足够的闲暇，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呢？他们食蟹、品茗、尝泉、唱戏、放风筝、踢毽子、比草的长势、糊纸盒、猜谜、搓麻将、赌博、典当衣物、煨人参、看斗鸡、逗小孩、浇花、种菜、嫁接果树、下棋、沐浴、闲聊、养鸟、午睡、大吃二喝、猜拳、看手相、谈狐狸精、看戏、敲锣打鼓、吹笛、练书法、嚼鸭肫、腌萝卜、捏胡桃、放鹰、喂鸽子、与裁缝吵架、去朝圣、拜访寺庙、登山、看赛舟、斗牛、服春药、抽鸦片、闲荡街头，看飞机、骂日本人、围观白人、感到纳闷儿、批评政治家、念佛、练深呼吸、举行佛教聚会、请教算命先生、捉蟋蟀、嗑瓜子、赌月饼、办灯会、焚净香、吃面条、射文虎、养瓶花、送礼祝寿、互相磕头、生孩子、睡大觉。
这是因为中国人总是那么亲切、和蔼i活泼、愉快，那么富有情趣，又是那么会玩儿。尽管现代中国受过教育的人们总是脾气很坏，悲观厌世，失去了一切价值观念，但大多数人还是保持着亲切、和蔼、活泼、愉快的性格，少数人还保持着自己的情趣和玩耍的技巧。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情趣来自传统。人们被教会欣赏美的事物，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社会实例，通过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会里的生活。
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无论如何是丑陋的，而某些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传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抛弃掉，而疯狂地去追求西方的东西，可自己又不具备西方的传统，他们的精神更为丑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园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国式园林，却为一个犹太人所拥有。所有的中国人都醉心于什么网球场、几何状的花床、整齐的栅栏、修剪成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以及按英语字母模样栽培的花草。上海不是中国，但上海却是现代中国往何处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们嘴里留下了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就像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式奶油糕点那样。
它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就像中国的乐队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一样。传统和趣味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
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书装帧、精美的信笺、古老的瓷器、伟大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
人们在抚玩着漂亮的旧书、欣赏着文人的信笺时，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国人对优雅、和谐和悦目色彩的鉴赏力。仅在二三十年之前，男人尚穿着鸭蛋青的长袍，女人穿紫红色的衣裳，那时的双绉也是真正的双绉，上好的红色印泥尚有市场。而现在整个丝绸工业都在最近宣告倒闭，因为人造丝是如此便宜，如此便于洗涤，三十二元钱一盎司的红色印泥也没有了市场，因为它已被橡皮图章的紫色印油所取代。
古代的亲切和蔼在中国人的小品文中得到了极好的反映。小品文是中国人精神的产品，闲暇生活的乐趣是其永恒的主题。小品文的题材包括品茗的艺术、图章的刻制及其工艺和石质的欣赏、盆花的栽培，还有如何照料兰花、泛舟湖上、攀登名山、拜谒古代美人的坟墓、月下赋诗，以及在高山上欣赏暴风雨——其风格总是那么悠闲、亲切而文雅，其诚挚谦逊犹如与密友在炉边交谈，其形散神聚犹如隐士的衣着，其笔锋犀利而笔调柔和，犹如陈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着这样一个人的精神：他对宇宙万物和自己都十分满意；他财产不多，情感却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却又非常幼稚；他有满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他有一种愤世嫉俗般的满足，一种明智的无为；他热爱简朴而舒适的物质生活。这种温和的精神在《水浒传》的序言里表述得最为明显，这篇序文委托给该书作者，实乃17世纪一位批评家金圣叹所作。这篇序文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是中国小品文的最佳典范，读起来像是一篇专论“悠闲安逸”的文章。使人感到惊讶的是，这篇文章竟被用作小说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