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不幸的婚姻
【英国】拜伦
——致拜伦夫人
汉森先生的一封来信通知了我、他与拉尔夫·内尔先生通信的结果（他已寄来一抄写件），以及他与勒欣顿博士就我女儿问题的会谈结果。我还得知去年春天由拉尔夫·内尔先生向大法官法庭提出的一份对着我来的诉状，这是第一封有关此事的来信，也是第一封有关我所不了解的问题的来信。
不管这些讨论和措施已经导致或可能导致的结果如何，记住，我一直不是第一个挑头的，但，既然已开始，我亦不会第一个退却。我最终确信，那种一直珍藏着，不顾一切的情感——即破镜重圆的希望，尽管这种希望很遥远——不容置疑是毫无益处的。全面考虑后，虽然它不是非常乐观，但还是诚挚的，我把它作为一种病态的错爱来珍藏。
现在我后悔地与其告别，或许比与你分手时更觉痛苦。
若不加解释，一般人们懂得，所有的起诉会在我们分居时终止，我颇难猜测，该把我所得知的诉状归因于什么。
不过这目的是清楚的：它要剥夺我对自己孩子做父亲的权力，这权力我不应得，就如我既不会滥用也不打算滥用它一样。你和你那伙人也许对我所已遭受的伤害感到心满意足，若不是你谋划，至少用了你的手段。我知道你的辩护和辩解——责任和正义。但行不义者没有好报，或者，如果这句法国格言还显得不恰如其分，我可以让你向一种更古老的语言和更高的权威请教，以谴责这种行为，你可在内心时时将其谴责。
在整个这桩不愉快事件中，我已尽了最大努力来回避痛苦，但不管怎样，痛苦在我们之间尚存。倘若你偶尔回首，想到为了你家庭的利益，那个在名誉、情感，在一切方面被当成了牺牲品的男人，恰是你曾经爱过的，而且他——不论你从反面怎么想象他——曾爱过你，也是痛苦的。要是你认为我通过向你报复可受到激励，你错了：我没有低下地来实施报复。也许我曾感到恼怒，现在还如此——这奇怪吗？但在这种恼怒的情况下，除了短暂的表示，自你以此报答我之时起我没有做出反应，你的行为使我方明白，我们的女儿将成为我们不和的必然继承人，我们痛苦的继承人。
要是你企图通过积累针对我的苛刻办法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你又错了：你不幸福，甚至不得平静，以后也不得如此，即使是一般人性所容许的很适中的程度。
至于我自己，对自己的命运有着信心，它会使我坚持到底。命运能比我们更好地安排一切。
已发生的上诉是我应早就意料到的，若把你和你的同伙仅仅作为对我最近逆境推波助澜的人看待，我难以指责你们，一切似乎并没有显示你们蓄意害人的目的可加以充分的系统整理。不过，时间和复仇女神会替我干的，我却不会，即使最近还是将来我能办得到。
你会对这个预言一笑置之——笑吧，但想一想：它是被所有人类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每个即使是无意中引起他人巨大痛苦的人都会得到报复：我已经偿还并正在偿还——你也会的。
贞操问题
胡适
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新青年》四号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受了几千年的无意识的迷信，到近几十年中，方才有些西洋学者正式讨论这问题的真意义。文学家如易卜生的《群鬼》和托马斯·哈代的《苔丝》，都带着讨论这个问题。如今家庭专制最厉害的日本居然也有这样大胆的议论！这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
当周先生翻译这篇文字的时候，北京一家很有价值的报纸登出一篇恰相反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海宁朱尔迈的《会葬唐烈妇记》（北京《中华新报》）。上半篇写唐烈妇之死如下：
唐烈妇之死，所阅灰水，钱卤，投河，雉经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则其亲试乎杀人之方者凡九。自除夕上溯其夫亡之夕，凡九十有八日。夫以九死之惨毒，又历九十八日之长，非所称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者乎？…
下文又借出一件“俞氏女守节”的事来替唐烈妇作陪衬。
女年十九，受海盐张氏聘，未于归，夫天，女即绝食七日；家人劝之力，始进糜日：“吾即生，必至张氏，宁服丧三年，然后归报地下。”
最妙的是朱尔迈的论断：
嗟乎，俞氏女盖闻烈妇之风而兴起者乎？……俞氏女果能死于绝食七日之内岂不甚幸？乃为家人阻之，俞氏女亦以三年为己任，余正恐三年之间，凡一千八十日有奇，非如烈妇之九十八日也。且绝食之后，其家人防之者百端……虽有死之志。而无死之间，可奈何？烈妇倘能阴相之以成其节，风化所关，猗欤盛矣！
这种议论简直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俞氏女还不曾出嫁，不过因为信了那种荒谬的贞操迷信，想做那“青史上留名的事”，所以绝食寻死，想做烈女。这位朱先生要维持风化，所以忍心害理地巴望那位烈妇的英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这种议讨可算得贞操迷信的极端代表。《儒林外史》里面的王玉辉看他女儿殉夫死了，不但不哀痛，反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五十二回）王玉辉的女儿殉已嫁之夫，尚在情理之中。王玉辉自己“生这女儿为伦纪生色”，他看他女儿死了反觉高兴，已不在情理之中了。至于这位朱先生巴望别人家的女儿替他未婚夫做烈女，说出那种“猗欤盛哉”的全无心肝的话，可不是贞操迷信的极端代表吗？
贞操问题之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节的风俗。在文明国里，男女用自由意志，由高尚的恋爱，订了婚约，有时男的或女的不幸死了，剩下的那一个因为生时爱情太深，故情愿不再婚嫁。这是合情理的事。若在婚姻不自由之国，男女订婚以后，女的还不知男的面长面短，有何情爱可言？不料竞有一种陋儒，用“青史上留名的事”来鼓励无知女儿做烈女，“为伦纪生色”，“风化所关，猗欤盛矣！”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
这不过是贞操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真相，谢野晶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她提出几个疑问，内中有一条是：“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这个疑问，在中国更为重要。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份。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怪不得古人要请“周婆制礼”来补救“周公制礼”的不平等了。
我不是说，因为男子嫖妓，女子便该偷汉，也不是说，因为老爷有姨太太，太太便该有姨老爷。我说的是，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犯的是同等的罪恶；老爷纳妾，与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
为什么呢？因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这并不是外国进口的妖言，这乃是孔丘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丘说：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孔丘五伦之中，只说了四伦，未免有点欠缺。他理该加上一句道：“所求乎吾妇，先施之，未能也。”这才是大公无私的圣人之道！
我这篇文字刚才做完，又在上海报上看见陈烈女殉夫的事。今先记此事大略如下：
陈烈女名宛珍，绍兴县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与王远甫之子菁士订婚。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岁。陈女闻死耗，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其家人觉察，仓皇施救。已无及。女乃泫然日：“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殁或相从地下……”言讫，遂死，死时距其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此据上海绍兴同乡会所出征文启）
过了两天，又见上海县知事呈江苏省长请予褒扬的呈文，中说：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
……兹据呈称……并开具事实，附送褒扬费银六元前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事。”
我读了这篇呈文，方才知道我们中华民国居然还有什么《褒扬条例》，于是我把那些条例寻来一看，只见第一条九种可褒扬的行谊的第二款便是“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第七款是“著述书籍，制造器用，于学术技艺或发明或改良之功者”，第九款是“年逾百岁者”！一个人偶然活到了一百岁，居然也可以与学术技艺上的著作发明享受同等的褒扬！这已是不伦不类可笑得很了。再看那条例《施行细则》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如下：
第二条：《褒扬条例》第一条第二款所称之“节”妇，其守节年限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者。但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及六年者同。
第三条：同条款所称之“烈”妇“烈”女，凡遇强暴不从致死，或羞愤自尽，及夫亡殉节者，属之。
第四条：同条款所称之“贞”女，守贞年限与节妇同。其在夫家守贞身故，及未符年例而身故者，亦属之。
以上各条乃是中国贞操问题的中心点。第二条褒扬“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的节妇，是中国法律明明认三十岁以下的寡妇不该再嫁，再嫁为不道德。
第三条褒扬“夫亡殉节”的烈妇烈女，是中国法律明明鼓励妇人自杀以殉夫，明明鼓励未嫁女子自杀以殉未嫁之夫。第四条褒扬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贞二十年以上，是中国法律明明说未嫁而丧夫的女子不该再嫁人，再嫁便是不道德。
这是中国法律对于贞操问题的规定。
依我个人的意思看来，这三种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
第一，寡妇再嫁问题。这全是一个个人问题。妇人若是对她已死的丈夫真有割不断的情义，她自己不忍再嫁；或是已有了孩子，不肯再嫁；或是年纪已大，不能再嫁；或是家道殷实，不愁衣食，不必再嫁——妇人处于这种境地，自然守节不嫁。还有一些妇人，对她丈夫，或有怨心，或无恩意，年纪又轻，不肯抛弃人生正当的家庭快乐；或是没有儿女，家又贫苦，不能度日——妇人处于这种境遇没有守节的理由，为个人计，为社会计，为人道计，都该劝她改嫁。贞操乃是夫妇相待的一种态度。夫妇之间爱情深了，恩谊厚了，无论谁生谁死，无论生时死后，都不忍把这爱情移于别人，这便是贞操。夫妻之间若没有爱情恩意，即没有贞操可说。若不问夫妇之间有无可以永久不变的爱情，若不问做丈夫的配不配受他妻子的贞操，只晓得主张做妻子的总该替她丈夫守节，这是一偏的贞操论，这是不合人情公理的伦理。再者，贞操的道德“照各人境遇体质的不同，有时能守，”有时不能守；“在甲能守，在乙不能守”（用与谢野晶子的话）。若不问个人的境遇体质，只晓得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只晓得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用程子语），这是忍心害理，男子专制的贞操论。——以上所说，大旨只要指出寡妇应否再嫁全是个人问题，有个人恩情上、体质上、家计上种种不同的理由，不可偏于一方面主张不近情理的守节。因此，故我极端反对国家用法律的规定来褒扬守节不嫁的寡妇。褒扬守节的寡妇，即是说寡妇再嫁为不道德，即是主张一偏的贞操论。法律既不能断定寡妇再嫁为不道德，就不该褒扬不嫁的寡妇。
第二，烈妇殉夫问题。寡妇守节最正当的理由是夫妇间的爱情。妇人殉夫最正当的理由也是夫妇间的爱情。爱情深了，生离尚且不能堪，何况死别？再加以宗教的迷信，以为死后可以夫妇团圆。因此有许多妇人，夫死之后，情愿杀身从夫于地下。这个不属于贞操问题。但我以为无论如何，这也是个人恩爱问题，应由个人自由意志去决定。无论如何，法律总不该正式褒扬妇人自杀殉夫的举动。一来呢，殉夫既由于个人的恩爱，何须用法律来褒扬鼓励？二来呢，殉夫若由于死后团圆的迷信，更不该有法律的褒扬了。三来呢，若用法律来褒扬殉夫的烈妇，有一些好名的妇人，便要借此博一个“青史留名”，是法律的褒扬反而引发一种沽名钓誉、作伪不诚的行为了！
第三，贞女烈女问题。未嫁而夫死的女子，守贞不嫁的，是“贞女”，杀身殉夫的是“烈女”。我上文说过，夫妇之间若没有恩爱，即没有贞操可说。依此看来，那么未嫁的女子，对于她丈夫有何恩爱？既无恩爱，更有何贞操可守？我说到这里，有个朋友驳我道：“这话别人说了还可，胡适之可不该说这话。为什么呢？你自己曾做过一首诗，诗里有一段道：
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我却常念他，这是为什么？
岂不因我们，分定常相亲？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
依你这诗的理论看来，岂不是已订婚而未嫁娶的男女因为名分已定，也会有一种情意。既有了情意，自然发生贞操问题。你如今又说未婚嫁的男女没有恩爱，故也没有贞操可说，可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听了这段驳论，几乎开口不得。想了一想，我才回答道：“我那首诗所说名分上发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若没有那种名分上的情意，中国的旧式婚姻绝不能存在。如旧日女子听人说她未婚夫的事，即面红害羞，即留神注意，可见她对她未婚夫实有这种名分上所发生的情谊。但这种情谊完全属于理想的。这种理想的情谊往往因实际上的反证，遂完全消灭。如女子悬想一个可爱的丈夫，及到嫁时，只见一个极下流不堪的男子，她如何能坚持那从前理想中的情谊呢？我承认名分可以发生一种情谊，我并且希望一切名分都能发生相当的情谊。但这种理想的情谊，依我看来实在不够发生终身不嫁的贞操，更不够发生杀身殉夫的节烈。即使我更让一步，承认中国有些女子，例如吴趼人《根海》里那个浪子的聘妻，深中了圣贤经传的毒，由名分上真能生出极浓挚的情谊，无论她未婚夫如何淫荡，人格如何堕落，依旧贞一不变。试问我们在这个文明时代，是否应该赞成提倡这种盲从的贞操？这种盲从的贞操，只值得一句”其愚不可及也“的评论，却不值得法律的褒扬。法律既许未嫁的女子夫死再嫁，便不该褒扬处女守贞。至于法律褒扬无辜女子自杀以殉不曾见面的丈夫，那更是男子专制时代的风俗，不该存在于现今的世界。”
总而言之，我对于中国人的贞操问题，有三层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