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人以及早为人知的温州人、台州人，他们的那种不唯书（很多企业家的文化水平很低）、不唯洋、敢想敢干的自信精神和动手能力实在令人钦佩。按常规思维，他们似乎是最没资格搞发明创造的，也是与高科技最没缘分的。但实际上很多的洋技术就是在他们那股不信邪的劲头下被破解出来的，很多匪夷所思的专有技术就是在他们不懈的试错过程中发明出来的。他们的成功实在是可让很多的高知、海归汗颜的，同时也会让人们更加明白一个道理：动手能力与文化学习同样重要，有时还会更加重要。中国经济的强盛，不但需要一批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更需要成千上万个像温、台、永康那样的敢想敢干的企业家。
与永康人不同，比亚迪的总裁王传福可谓地地道道的科班出身、专家身份，他在土洋结合上的创新显然不能用“无知而无畏”来解释了。尽管我们无从得知他的成长历程以及这种历程对于创新精神的影响作用，但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知识分子的成功创业，不但需要理论知识，更需要从实际出发的动手能力；二是民营企业的上述特性更有利于形成这种精神和能力。
四、值得提倡的理由
今天，我们对于产业进步中的“贪大求洋”已经习以为常，而对于比亚迪们的“土洋结合”却颇感新鲜。实际上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后者曾经长期存在过。回顾这段历程，有助于今天的重新提倡。
1.“土洋结合”的传统何以消失？
“文革”之前，我国一直有着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传统，“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也是当时常见的词汇。其中虽然也有弄虚作假的现象，但仍有不少的创新成果为当时的生产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一些著名的劳动模范也是由此而生。
可是自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精神似乎没人再提倡了，原因可能有这么几条：一是开放的主要任务是反对闭关锁国、鼓励引进技术，因此出于矫枉过正的考虑，自力更生、土法上马之类的口号自然就提得少了。二是出于对过去弄虚作假行为的反感。在过去，尤其在“大跃进”、“浮夸风”年代，确实出现过以革新为名、实为劳民伤财的行为。
因此一提“土法上马”，人们便容易联想到历史上的弄虚作假。避之唯恐不及，自然也就无人愿意再提了。三是实力更加强盛。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投资实力远非昔日可比。过去视作天文数字的投资规模，现在一家民营企业就可独自完成。引进的资金障碍既已明显降低，“土法上马”的必要性也就随之降低了。四是急于求成。引进现成的生产线有利于尽快产生效益，而自力更生则见效较慢，一般企业自然不会舍快而求慢，就连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出业绩也会有此冲动。此外，毋庸讳言，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着借引进而出国游玩或利用引进而收受贿赂的现象。当然这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及内部人控制的上市公司之中。
2.和谐需要“土洋结合”
今天，和谐已成为我国发展的主旋律。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环境之间无不强调和谐。它之所以深得人心，也是因为不协调发展的种种弊端已经充分暴露。从比亚迪、美特们的效果来看，今天有必要重新倡导“土洋结合”的模式。
首先，昔日放弃的理由已渐失前提。
前述关于“土洋结合”一度消亡的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意识形态上的担心，比如对于妨碍引进和被人误会的担心。
这些担心今天已无必要，因为一方面关于引进先进技术的必要性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日渐强盛也使得历史上的弄虚作假失去了必要的土壤。另一类是属于企业投资模式的改变，比如因财大气粗和急于求成而贪大求洋。对于这种模式，今天似乎更应强调其盲目和消极的一面，而重提“土洋结合”会有助于抵制这种消极面。
其次，“土洋结合”有助于和谐的实现。
从前面关于“土洋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种不排斥劳动力优势和就业机会的技术引进模式。而现在深深困扰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就是与就业有关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因为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可能减少100万个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伴随着增长的是两极分化，并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从逻辑上讲，解决这个两难困境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改变增长的方式，变导致两极分化的增长模式为有利于就业的增长模式。而“土洋结合”的模式正是可以兼顾增长和就业的模式，因而有助于和谐的增进。
不过，强调在引进中发挥劳动成本优势，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的绝对完美。下一节中将会看到，在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中，如果存在着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称的话，就有可能发生对员工的严重剥削。这样，不但有违公平，而且也可能破坏效率。
（第三节）权利分配中的剥削问题
差异化战略要求企业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有更好的协调，从而要求权利在利益相关者之间作更合理的调整。尽管如此，若企业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信息和力量上的严重不对称的话，处于强势的一方就仍然可能通过对于弱势方的剥削而获利，由此也构成了企业战略转折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剥削的表现
这里把剥削定义为：任何利用某种强势而将本属利益相关者的收入占为己有的行为。就企业而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分别有：客户、员工和供应商，剥削也主要体现在与他们的利益分配上。
1.对客户或消费者的剥削
在今天已普遍供大于求的市场背景下，剥削客户或消费者似乎是不应该发生的。然而，即使在供给严重过剩的行业中这种剥削仍有存在。家庭装潢市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案例1：竞争激烈而投诉最多的行业
2002年仅上海市涉及家庭装饰经营范围的企业已有1.63万余家。其中，属正常经营活动的近3000家，而真正具备施工资质的不足400家。由于市场准入门槛相对较低，“挂靠式”经营现象严重，给家庭装潢消费留下了种种隐患。
以当年的一次涉及400多家装潢公司的调查来看，其中在施工安装质量上的顾客满意度水平相差极大，得分最高公司的满意度为73.67%，而最低的则为19.32%。有51.2%的顾客认为家庭装潢企业亟待提高施工和安装的质量，并且应在施工过程中对材料的质量严格把关。材料质量在这次调查的“施工质量”项目中，是满意度水平最低的一个子项目，仅为67.37%。装潢材料的“以次充好”是市民们反映最大的另一个问题。目前，家庭装潢基本上是由装潢公司提供材料的。由于多数市民是外行，一些装潢公司便利用这一点而在装潢材料上做手脚。接业务时，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批量进货，以批发价让利于顾客，并且已对进货材料作了专业鉴定、质量有保证等等。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有两种现象比较常见：一是用同一品牌中的低等级、低价格的材料冒充高等级、高价格的材料；二是以不同品牌的装潢材料相互冒充。
其中以地板、木门、电工料、五金件等物件的冒充尤其严重。
面对这么些严重的问题，市民们大多是投诉有门，处理无日。
有人因此而戏称“家庭装潢是一项遗憾工程”。据业内人士分析，之所以产生如此情况，主要是因为本市家庭装潢行业中，真正有规模、能做到诚信服务的企业实属凤毛麟角。由于该行业对于市民的投诉基本上采用的是只赔不罚的处理办法，因此很难引起业者对于装潢质量的足够重视。有人认为即使偷工减料或其他问被发现，也只是按实赔偿而已，自己并不吃亏，但如果没被发现的就等于是赚了一笔了。至于另外一些实力有限的小公司，对其索赔更无异于与虎谋皮了。
以上尚为2002年的状况，但其中以次充好的问题至今仍未有效解决。为什么竞争如此激烈，却仍不足以约束企业的坑人行为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所涉及的材料以及每种材料的规格太多，一般人根本搞不清楚。因此在投机者看来，这是一个“不宰白不宰”的市场，整个业界也由此而出现了不讲诚信的风气。
但可喜的是终于有人敢于向行业歪风叫板了。
案例2：刚德公司的白皮书
据2004年7月25日《人民网》的一则报道，在近日举行的一个家庭装潢交易会上，上海刚德装潢公司向消费者赠送了《家庭装潢成本白皮书》，将家庭装潢公司的材料成本、管理成本及利润构成完全公之于众。上海消费者协会秘书长称，《家庭装潢成本白皮书》在上海的面世，将对家装市场的规范起到推进的作用。
上海价格协会会长也表示，白皮书中的价格是家装市场比较公平的指导价。
然而，这本白皮书却在装潢业同行中遭到了围剿，一些家装业者“直言不讳”地说：“本来‘暗箱操作’挺好的，如今把成本、利润、材料差价等‘内幕’全盘公开，今后大家还怎么做生意？”刚德公司的总经理说，尽管这本小册子成了一些装潢公司的“眼中钉”，但公司还是顶住了压力和指责，将白皮书向社会公开。她表示，混乱不利于市场的规范，是到了让家装价格“彻底透明”的时候了。在赠阅现场，一名消费者说：“装潢公司做生意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关键是，作为消费者我们有权知道他们的利润赚得是否合理。家装行业‘打闷包’的时代该结束了。”
是的，“不透明”、“打闷包”的时代是该结束了。尽管我行我素者依然存在，但以诚信求发展毕竟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要刚德们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一定会在市场上培育起良好的口碑和客户群。而“负隅顽抗”者只能是自掘坟墓。
2.对于员工的剥削
如同供大于求时仍有人会剥削客户一样，在企业需要更多员工来协力打拼的今天，同样会发生对于员工利益的严重侵害。
案例1：兴昂鞋厂的骚乱
据2004年10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从3月到4月，拥有3万多名工人的兴昂国际有限公司旗下的5家鞋厂中，有4家发生了骚动，数千名工人卷入其中。4月23日是兴昂鞋厂的发薪日，大部分工人已得知，他们的工资将比以前少大约50至100元。晚上11点半，他们叫喊着要求“提高工资，改善伙食”，拿起劳动用的斩刀，砸烂了车间、宿舍、汽车的玻璃，推翻了小货车。
防暴警察和工厂的30多名保安，无法控制数以千计工人的骚动，直到3个小时后疲惫的工人们留下一片狼藉和153534元的厂方财产损失回到宿舍。
事发后，与前两天闹事的兴雄厂一起算，共有上百名工人受到警方调查。厂方则张贴告示，要求员工举报闹事者，知情不报者将受到处罚。兴昂还开除了23名工人，据称兴雄厂还更多。
一位调查者估计，事后整个集团有近千名工人被开除、逃跑或辞职。最后，有10名工人站在了被告席上，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而被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