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7年4月至2007年6月三个月的时间里，分别采访了几十位在上海生活工作的女性，从她们那里，我很强烈地感受到了精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无奈』和『向往』。这种『无奈』和『向往』在这些新上海女性那里，并不是一对矛盾，而是支撑着她们活下去的一剂麻药。她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境遇常常使我想起张爱玲曾经说的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姚菲，女，1981年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未婚。捷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职员，2003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同年7月到上海。
姚菲：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该去哪里，那时成天都很郁闷，校园生活不再是欢跃和充满梦境，仿佛一切都像是一张纸，被撕烂了。
招聘会那天人很多，我和同学去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我看着会场里拥挤的人群，不禁一阵阵地发呆，后来也不知怎么就转到了我跳槽前的那家公司——环达电脑上海有限公司的招聘现场。
我记得那位小伙子姓张，手里拿了一大堆的资料，他坐在我的对面用上海腔普通话给我介绍公司的情况，并不时问我一些问题。后来我就填了应聘表，交了照片。那时心里就只想着上海大，机会比其他中小城市多，对今后自己事业的发展有帮助。
我是2003年的7月19号到上海的，那段时间，上海的天气热得比四川还厉害，来接我们的中巴车沿着高架路走，我也分不清是往东还是往西，只看到一幢幢的高楼打头顶向后划过，那种快节奏的确让初到上海的我觉得有些担忧。我在“环达”的第一年是做项目管理，事情虽然不多，但却很枯燥，尤其是写不完的项目报告，经常弄得人心里很烦。好在我是个自控能力很强的人，只要稍稍在生活上作些调整，比如打打羽毛球，与同事结伴出去旅游，就又能重新找回好心情了。
由于我工作成绩显著，第二年就当上了电子工程师，从事硬件设计。我的男朋友当时和我在一个办公室，他做结构设计，是浙江人，也喜欢运动。我们常常在午间一起吃饭，讨论相互关心的问题，后来日子长了，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
之所以离开“环达”是因为公司将项目设计这一块要搬迁到位于昆山的工厂，这样离上海市区就太远了，再加上我与“环达”签订的合同已经到期，所以经朋友介绍，就到了“捷普”我现在工作的公司继续做本行。
我是个个性很强的女孩，从小生活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县的安富镇。那里有许多化工单位，比如很出名的“泸天化”和化工研究院就距离我们家只有几步之遥。那座镇子紧挨着长江，在我的记忆里总是闹哄哄的，来往的船只汽笛长鸣，每逢化工厂放气的时候，整个镇子的上空都在轰响，仿佛空气也在颤抖。
我一直在子弟校读书，同学大多是厂子里职工的子女，他们和我一样，整天看着高高的大烟囱做一个又一个的梦。那些年流行台湾歌星张雨生的歌，我常常哼着《我的未来不是梦》穿行在大街小巷，好像美好的梦就在巷子里不远处的前方等着我似的。
上高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独处，不太像别的女生，三三两两地邀约着去某一个地方。我尤其喜欢去江边看落日，坐在一块被江水冲刷过的礁石上，看阳光从金黄变成橘红，那时我会感到暖洋洋的，就像紧挨着自己的未来一样。这种习惯后来被我带到了上海，但凡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我就会去黄浦江边看看，因为那里能够让我找到故乡的影子。
在上海生活最大的压力就是居住问题，我住在闵行区莲花路地铁站的附近，每月租房要花掉我1300元，剩下的买完保险后作为日常开支，有时买件衣服什么的，几乎就谈不上积蓄了。我想如果今后有一天我离开上海，一定就是因为房子问题。
我每天乘坐开发区或者公司的班车到位于漕河泾的公司上班，周末参加一些聚会，都是AA制的那种，大家会去酒吧或者KTV尽情地发泄，闹上一晚，把一周囤积的疲劳和烦心事都抖落干净，忘掉昨天。那时每个人都很放松，都很真实，甚至很鲁莽。那时的开心的的确确使我们忘掉了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在那些疯狂的时光中，没有谁会感到寂寞，感到的只有生活的美好，人情的温暖和彼此的理解。当然，有时关系比较好的几个也互相请客，但大家都知道，这种花费是需要很谨慎的。
在我住家的那一带，有许多的诗人和艺术家，我常常看见他们披着乱糟糟的长发，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在大街上行走。我觉得他们都很好玩，那种懒散和漫不经心就好像他们与这座城市没有任何的关系。有一次我在超市遇见一位，年龄大约就二十来岁，他拎着一箱方便面，缴费的时候我问他这能吃多久？他笑着说，如果没人请客，就三天。
对于感情生活，我不是那种只追求浪漫的女孩。也许是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非常现实的环境里，我很早就懂得了“生存是第一”的生活准则。我对任何事情好像都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婚姻也是这样，就目前上海的生活而言，光购房首付30%，就大约需要20至30万元，所以没有50万元做底子，组建家庭的事，最好是想都不要去想。
我很看重上海的发展环境，但却感觉很难真正融入到这座城市的骨子里去。因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似乎不太接受我们这些新上海族，他们是一个圈子，他们会用上海话把区别拉开，使听不懂的人感到尴尬，感到与他们之间有一堵很高的墙隔着，逾越起来很困难。当然我在努力地适应，尽量使自己入乡随俗。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老家探亲了，一方面是工作忙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回去一次要花掉很多的钱。我很想念家里的人，我觉得他们做的菜才是最好吃的。
季惠珏，女，1964年生于上海，离婚。当过工人，化工产品检验员，现为上海鑫禾霖子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季惠珏和我坐在上海教育会堂五楼餐厅的包间里共进午餐的时候，我才感到了她作为一个上海女人的温馨。那时她要求服务小姐把窗帘拉上，打开所有的壁灯，并且在上菜时不要打扰我们的谈话。她说上海就是这样，人多，找一个清净的地方不容易。季惠珏说这些的时候用她的右手很自然地理着头发，那姿势很优雅也很普通，让我想起上海弄堂里一位渐渐变老的三小姐。
季惠珏说她出生在一个很不错的家庭里，父亲这边的许多亲戚都曾是上海的政府官员，外公做南北货贸易生意，母亲搞食品承包，自己则从小受着传统的教育。季惠珏最难忘的是她少女时代的舞蹈戏剧天赋，她在回忆十岁被招收到舞蹈学校那段经历时，脸上显露着一个女人一生的骄傲。季惠珏说要不是因为腰伤，她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舞蹈家，但她同时又笑着摇头道：“不过家里人也不许可呢！”
季惠珏读高中的时候就考上了上海越剧院，她不仅能唱《十八相送》，还能唱《宝玉哭灵》。之所以没有去当越剧演员，也就是那句“家里人也不许可”。季惠珏说为此和母亲有一年时间没有说过一句话，那些日子她感到一身又轻又空，仿佛不在尘世，每天都要望着天上，把一些乱七八糟的想象分发给云彩。
高中毕业后，季惠珏去橡胶厂做了一名检验员。她每天穿着质地粗糙的劳保服，行走在车间之间，既感到无聊，也感到无奈，幸好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在上海军工厂设计科从事子弹设计的军人，才使她真正享受到了生活的一点点意义。
季惠珏说与那位军人四年的恋爱经历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那时他们走在静安寺宽阔的林荫道上，听着电车往来摁响的喇叭声，心里都藏着一种无法言语的喜悦。她说有一次两人去国泰电影院看日本电影《望乡》，事先听说有演员的裸体镜头，彼此都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后来电影散场了，她才问讲的是什么？而他也很漠然地看着她说：“日本的故事。”
对于这位军人为何没有最终成为自己的老公，季惠珏没有作更多的说明。她只是很惋惜地看着餐桌上盘子里的基尾虾说；“阿拉信命，有时候命运这个东西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啦！”
季惠珏结婚了，丈夫是上海第一批开婚纱影楼的个体户。按季惠珏的话说：“老公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啦。”但“普通”有时也能将人的特质磨砺出来，季惠珏说那段“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婚姻简直把自己的骨髓都要熬干了。因为不爱，季惠珏不仅精神上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身体的健康也每况愈下。到了1992年生完孩子的时候，她说自己就像是已经死过了一回。季惠珏搬回了娘家，她在与丈夫分居的日子里，开始了对未来生活的思考。那时季惠珏已经离职，她一边帮母亲料理生意，一边寻找着机会，她说自己能干上“眼镜”这个行业，纯属是个偶然。
那天季惠珏从西康路经过的时候，一则招收验光配镜学员的广告引起了她的注意。出于好奇，她报名参加了这次培训，并且很快就入了门。她说那完全是一次新的开始，什么都是新的，就连阳光在玻璃片上的折射，都新得那样别致，那样的义无反顾。她开始了“眼镜”生涯的“视觉人生”，把眼镜的折射放到了心底，那年月的季惠珏像踩着风火轮，干什么都如有神助。到了2004年拥有自己的鑫禾霖子贸易有限公司时，她的履历表上已写着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担任香港“斯维卡”验光员，和香港泰兴集团美视博扬店荣誉店长以及上海红星眼镜公司红星店店长等等，而取得的销售业绩，也足以让当时的同行钦佩或嫉妒。
季惠珏说，她其实不想当“女强人”，她的内心是柔弱的，她希望和儿子待在一起，或者约上一两个女伴去南京路、淮海路转商店，看看新到的化妆品和最新流行服装。她在说这些的时候，眼神柔和得犹如墙上的一盏盏壁灯，我知道那是她的向往，即使带着很多无奈，也依旧是橘黄色的，温暖得直让人感动。
丁丽萍，外号“喵喵”，1982年生于上海，未婚。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现为《国际展望》杂志社美术编辑。
“阿拉一出去就想上海。”。这是丁丽萍、也就是喵喵回答我的提问时说的第一句话。她那时的表情很幸福，怀里抱了一只玩具狗。
“那回到上海呢？”我接着问。“回到上海，好像、好像又很麻木吧？”喵喵睁大天真的眼睛看着我。喵喵说，她是第一次被采访，心里有很多的疑虑。
我知道她说的“疑虑”就是“该不该说”。那时，我们坐在澳门路华生大厦张伟的家里，远处的中远两湾城在阳光下忽闪着一道道亮光，让喵喵的视线变得有些扑朔迷离。喵喵告诉我，她现在每周的双休日都要去华东师大学数码动漫，因为花的是业余时间，所以显得特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