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陷落成全了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但一座城市的向往又有多少人能够赶得上呢？在寻找张爱玲的『上海』的那些日子里，我所看到的新上海与旧上海最大的重叠，无非是一种文化认同的重叠。从出国到居住和消费，上海人仍然沿袭着百年不变的喜好，仿佛整座城市都在孜孜以求、乐此不疲，甚至与往昔相比，还有着过之而无不及的表现。无论是在新上海的摩天大楼顶层，还是在散发着酸臭的老弄堂巷子里，我都一次次地领略着张爱玲尝试过的那个上海所特有的固执与疯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我的上海朋友：『究竟是什么驱使你们那么向往西方生活？』我的朋友笑着回答说：
『侬要是到上海来住上一年就知道了，上海的传统是崇尚「洋盘」拒绝「老土」。不管谁，只要想在上海待下去，就必须学会「洋盘」。』
梅龙镇广场八楼
这里是通向美国的唯一关口，也是无数上海人最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痛。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非移民签证申请受理时间是每周一至周四的上午八点到十一点半。那天，我在南京西路上的避风塘餐厅见到何军夫妇时，正是他们喜滋滋拿着赴美签证打梅龙镇广场八楼美领处出来庆祝的时候。我不认识何军，我只是在上海朋友家的某次聚会上见过何军的老婆。当然她那时还不是何军的老婆，而是画家钟小明的女朋友。
何军的老婆名叫赵霞，出生在苏北的农村。据钟小明说，赵霞念完初中就到了上海，她那时的理想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上海人。钟小明是我在美院的同学，人长得很瘦小，他的画谈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反正同他的为人差不多，有几分亲切，也有几分无耻。但钟小明在处理爱情这个问题上，却是我们年级绝无仅有的超级大师。就拿他和赵霞这件事情来说吧，他可以在三分钟内搞掂两人的关系，也可以在三分钟内将两人的关系解除。对于钟小明搞掂赵霞的过程，赵霞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她说那天自己刚从南京东路步行街的地铁口出来，就被挂着一脸笑容的钟小明拦住了。钟小明说认识她很久了，前段时间每天中午都要到吴江路的汤包馆买她蒸的包子吃。正当赵霞还在回忆的时候，钟小明又说她长得那么漂亮，卖包子多没意思呀！干脆做他的女朋友，实在不行做他的助手或者模特儿也比卖包子强。他还咬了咬嘴唇很严肃地表示，今后卖画的钱按二八开分二成给她。就这样，钟小明在三分钟内说服了赵霞，并把这位刚满十七岁的少女带回了家。
钟小明的家在淮海中路，这座带院坝的西式洋楼据说现在要值三千万。钟小明的父母十几年前去了美国，钟小明说他之所以留在上海，完全是因为有这么一座带小院的房子。他说赵霞那天跟着自己进到院子里的时候，两只眼睛如同做贼似的，对着屋里屋外一阵乱扫，仿佛连墙根的草叶有几片都要数一数。赵霞当天晚上睡在钟小明的床上用极不标准的上海话说：“阿拉现在是真正的上海人了。”
事实上，钟小明在与赵霞同居的那三个月里，也就让赵霞做了一回模特儿。而赵霞也就仅仅因为那幅画被卖出，分得了四千元的提成。后来两人就没那么亲热了。据钟小明说，两人搞不好的原因是赵霞还想当美国人。那时，钟小明已经带赵霞在朋友们的聚会上亮过相了，赵霞的妖娆博得了那次聚会上许多男人的青睐。我就亲眼看见一位胖乎乎的老男人不时围着赵霞的身子打转，一张脸就像没有充足气的皮球，横七竖八的皱纹拉扯着可以忽略的五官。赵霞说那个老男人是美国华侨，住在美国的东海岸城市波士顿，拥有一家大型超市和数家面包房。赵霞在说这些的时候，还不时看一眼在一旁装着无精打采的钟小明。后来钟小明告诉我，赵霞从那天晚上起就逼他结婚去美国。
其实，钟小明也不是不愿意去美国，按他的话说：“阿拉就是看不惯她那不要脸的样子，要去也轮不到带她去。”这是钟小明和赵霞彻底闹崩的最直接原因。赵霞在描述和钟小明解除关系的那三分钟时，一再地强调着两个字——憨大（上海话“傻瓜”的意思，发音“港都”）。我听着心里不免暗笑，不知她这“憨大”究竟是指谁？若是指钟小明，在我看来就大错而特错了。
至于赵霞是何时认识何军并与之结婚的我并不清楚，我只是从钟小明那里断断续续地听到过一些相关的信息。比如赵霞被那个一脸皱纹的华侨老男人耍了；赵霞来找钟小明借钱；赵霞认识了一个留美的博士；赵霞和留美博士的同学何军搞到了一块儿；赵霞和何军结婚准备出国了……钟小明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每次都要长叹一口气，说上一句“这些人啦！”有一天，也就是钟小明说完赵霞跟留美博士的同学何军搞到一块儿的时候，他突然问我知不知道上海每年有多少人出国？我回答说大概网上可以查询吧？他不屑地说：“网上的东西能信？阿拉告诉侬啦，上海现在每年的出国人数至少在15万以上，而且还不包括那些等待签证的。”钟小明说到这儿突然来劲了，他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继续说：“侬看啦，假设现在有一个人出国，那么理论上他就能带十几个人出去。首先是他的老婆或者她的老公以陪读身份出去，然后是双方的父母以探亲的名义出去，再后来又是双方的兄弟姐妹以探父母为名出去，此外还有帮谁做担保等等等等。所以在上海谁要是有海外关系，那是很吃香的呀。”
钟小明说得没错，“移民热”在上海这座地处江海要津的城市，的确从来都是一种时尚。长期从事上海近现代史研究的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忻平先生就认为，上海自古就是一座移民城市。今天的上海，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大约只有20%，其余的80%均为外地移民。因此，作为人口地理学上分类的“上海人”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他有自身的特征和独特的人文涵义，主要是指在该地域生活、工作、定居并认同该地域社会价值观的人群，而不一定需要有三代祖居的历史。钟小明还告诉我，上海之所以有如此高涨的“出国热”，除了本身具有移民传统这个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西方生活在这里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他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上海人，是中国人当中最没有中国传统这个概念的。那天晚上，钟小明专门带我去了坐落在静安寺对面的百乐门歌舞厅和黄陂路上的新天地酒吧一条街。他指着头戴卓别林礼帽、打着黑色领结的百乐门歌舞厅萨克斯演奏者说：“侬看啦，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后来到了新天地酒吧一条街他又对我说：“侬看啦，这是现在的上海。”
虽然钟小明的话有些偏颇，但不少上海人向往西方生活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上海向海外的移民人数就一直排在中国所有城市的首位。我在上海的那些日子，至少听到不下十个上海人说：“要么出国，要么留在上海。”而他们所指的出国就是去欧美国家（充其量还带个日本）。钟小明说，前些年申请赴美签证还在淮海中路1469号的美领馆时，每天等候办理的长队要排到他家的大门口。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上海人申请签证的笑话，说有个年轻女子被拒签了两次，她翻来覆去地想却找不到答案。后来她的一个朋友对她说，肯定是你当时的表情不对，引起了签证官的怀疑。年轻女子听后忙问要什么样的表情才能让签证官通过？朋友告诉说，不能媚笑，不能太严肃；不能圆滑，不能太拘谨；不能不说话，也不能说太多。年轻女子回到家便开始对着镜子练表情，一直坚持到半年后再次办理签证，但还是被拒签了。年轻女子非常伤心，找到那个朋友哭了起来，说自己表现得那么完美还是遭拒，这究竟是为什么呀？朋友看了看年轻女子说：“哎呀！阿拉忘记提醒侬啦，表现太完美是要惹人嫉妒的啦！”说实话，那天赵霞在避风塘餐厅告诉我她拿到赴美签证的时候，我真想问问她当时是种什么表情？因为我知道她那时的心情一定比那位年轻女子还要紧张。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张爱玲在谈到自己以难民身份转美国永久居民时说的：“移民官的表情很严肃，就像谁欠了他的债一样，他一边问着些套话，一边用眼睛梭巡着我。我只能保持低调诚恳的态度，即使说到被留在身后的亲人，也必须抑制住从眼神里流露出的丝毫情感。”
我和钟小明还去过南京西路几次，有一次我们上到梅龙镇广场群楼十楼的影院去看了一场美国大片《南极大冒险》。下来后我对钟小明说，这座主楼的八楼才是天天都在生产冒险者，不管拿到签证的，还是没有拿到的，他们的心其实已经不在这块土地上了。就像赵霞和她的老公何军，虽然那个中午还和我坐在南京西路，可恋想着的却是大洋的彼岸。那天，我给他们点了一道金橘糖莲藕，我的意思是希望他们今后在美国的生活，不要像这道有名的沪菜那样，虽甜却清汤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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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爱玲而言，“出国”同样是她一生中的隐痛。还是在1937年的夏天，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的张爱玲即向父亲张志沂提出去英国留学的要求，却遭到父亲和继母的反对。那时的张爱玲很痛苦，终日寡言少语，用沉默表达着自己对父亲和继母的不满。应该说，张爱玲的出国梦最初是由她的母亲为之编织的。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是李鸿章好友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由于对丈夫吃喝嫖赌的恶习感到不满，于1924年夏天远走英国，并很快从一个旧中国的小脚女人变成了崇尚民主自由的西化美妇。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他的母亲曾于1936年回国，托人约父亲商谈张爱玲出国留学的事情。但张志沂却避而不见，继母孙用蕃还用很刻薄的语言辱骂黄逸梵。尽管如此，黄逸梵依然没有耽搁张爱玲的学业，她不仅以每小时5美圆的补习费为女儿请来一位英籍犹太老师指导张爱玲的数学，还鼓励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虽然张爱玲在那次考试中名列第一，但由于欧战爆发，终未成行，后于1939年改读香港大学。1950年7月，张爱玲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在报到处，代表们排着长队，穿着清一色的列宁装，互致问候，充满了激情。但张爱玲却身着旗袍和白色网眼小罩衫，鹤立鸡群地站在队列里低头看会议章程。惹得代表们议论纷纷，不时还有人从队伍里探出头好奇地打量她。从那时起，张爱玲就隐隐感到了自己与社会的不和谐，1952年，她再赴香港，并于1955年移居美国。张爱玲曾这样回忆她出国时的一个情景：“我乘船到美国去，在檀香山入境检查的是个瘦小的日裔青年。后来我一看入境纸上的表格赫然填写着：身高六英尺六英寸半，体重102磅。不禁憎笑——有这样粗心大意的！五英尺六英寸半会写成六英尺六英寸半。其实是个Freudianslip（弗洛依德式的错误）。心理分析宗师弗洛依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尔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我瘦，看着特别高。那是这海关职员怵目惊心的记录。”
想要有个家
在上海，房子不仅仅只意味着“家”的概念，它还象征着财富和地位。
澳门路上的华生大厦是两幢远看极像男性阳具的28层电梯公寓，诗人张伟的家在这里。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住在这座锤子大楼里真的很锤子！”我知道他说的“锤子”是指在同自己的理想相比时，工作显得还不如意，生活也还不满足。但他又不止一次地对我炫耀：“老子这个房子现在翻番了，要值一百多万。”他的老婆肥猫也在一旁接着说：“是噻，那阵不买现在就买不起了哟！”
我查阅过近现代有关上海住房状况的大量资料，发现居住问题在每一个时期都是上海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比如按当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统计，1934年各业职工的月平均收入是14.08元（法币），境内公共租界里弄堂房屋的平均月租却为37.5元（法币），公寓、花园式住宅的租金更高。关于旧上海租房的价格，鲁迅先生曾在《病后杂谈》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
2007年5月，我在上海房屋中介看到的信息是：上海市区内一套60平方米的老弄堂房子，月租金为两千多元，新建的电梯公寓租金起码是三千元以上。而上海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上海人每月可支配的平均收入却只有3517元。至于购房，就更是上海人不忍提及的一块心病了。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测算，以夫妻二人的年收入4万元计，20年不吃不喝有80万元，如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发布的2007年上海商品房每平方米平均售价6698元选购，那对夫妻20年不吃不喝也还买不到一套125平方米的商品房（电梯公寓还需减去约15平方米的公摊面积）。这样算来，张伟两口子在上海的生活也是优渥一族了。难怪康麻花每次见到我都要骂张伟“六吼”（上海话贪心鬼）。
康麻花是张伟2000年刚到上海时交的女朋友，因长得高挑细瘦属骨感美女一类，张伟便给她取了个外号叫“麻花”。
康麻花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据说祖上也是沪上的书香门第，只是后来历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洗礼，才使得家道中落偏居于闵行区的莘庄。康麻花毕业于苏州丝绸工学院服装设计专业，其作品入选过2000年上海服装展，张伟认识康麻花的时候，也正是康麻花事业搞得红火的鼎盛时期。一家由别人投资，康麻花出技术办起的股份制服装厂在松江正式投产。那些日子，康麻花整日里不是画样稿，就是让张伟陪着逛南京路、淮海路上的各大时装商城，仿佛她和张伟在一起不是为了彼此增进了解建立更深的感情，而是为了尽可能地把服装设计好。几天下来，上海的服装商店还没走到三分之一，却把个张伟累得一身酸软，满脑子装的全是各色花样的衣裤。那天，张伟躺在徐家汇康麻花租住的小屋床上，没精打采地问又在画样稿的康麻花：“你啥子意思啥？未必然我就这样陪你转下去、画下去哟？”对于张伟的质问，康麻花头都没有抬一下便回答：“阿拉要挣钱买楼。”
张伟和康麻花的恋情止于2001年夏天。那时张伟住在单位给他租的昌化路弄堂内三层高的老房子里，还没有现在属于自己的这家广告公司。张伟一边为单位联系广告业务，一边靠一手漂亮的文章给沪上的几家报刊写专栏，博得了许多女编辑女记者的青睐，他后来的老婆肥猫当时就是其中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