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充国接到诏书后，并未诚惶诚恐，他不是那种为保个人富贵放弃主张，对皇帝唯命是从的将军。他再陈安边之策。他说，先零羌叛汉有罪，理应讨伐，而罕部并未反叛，如今是伐无罪，开脱有罪，无罪遭伐，形同树敌，有罪不伐，是鼓励有罪，攻罕部，先零必援，汉军树敌，先零得友，各部见状，必结同盟，此策两害而失有利，望皇上勿听。
汉宣帝终于明白过来了，由不满而龙颜大悦。
内部关系协调妥了，战机也来了。先零羌屡次挑战，见汉军不应，军心有些懈怠，赵充国则暗传将令，引兵潜行接近先零羌突起攻击，羌兵猝不及备，望风奔逃，辎重财物丢弃遍地，逃至湟水边，军士争相抢渡，乱成一团。赵充国却收住士兵，任羌人渡河，部将急了，请求乘势掩杀，必获全胜。但赵充国不同意，不是他不会打仗，说起来，一个军人征战一生，未必能碰上一次这样好打的仗。此次打仗，只是为了安边、宁边，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以杀伐多少为目的。但这层意思又不好明说，他只好虚言道，此乃穷寇，不宜追击。其实，哪有什么危险呀。羌人渡河而去，汉军慢慢追赶，此役，羌人除被淹、被杀、被俘数百人外，七八千主力部队渡湟水而去。赵充国也不去追赶，而是移兵罕部，严肃军纪，秋毫无犯，罕部羌人心悦诚服，远近羌人部落闻讯，忧疑之心稍解。
毕竟年纪大了，连日征战，饱受风寒之苦，赵充国身患重病。病中的赵充国仍是一脑门的边务，他挣扎着给汉宣帝上“屯田之策”，建议将骑兵撤回，只留一万步兵在此屯驻，以农养战，以战扩农，兵农一体，安边自给。
此策一上，在朝廷又掀起轩然大波，各种责难纷至沓来。宣帝命赵充国与辛武贤合兵进攻先零。赵充国按兵不动，继续上表陈情。他的儿子赵卯害怕了，知子莫若父，同样，知父莫若子，他不敢面见父亲，托人来劝：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绣衣，就是御史，是管官的官，御史敲门，与敲丧钟差不多。儿子的话不能不说没有道理，与皇帝闹别扭，那是拿全家、三族、九族的脑袋开玩笑，皇帝要是翻脸了，什么功臣勋旧，连亲老子亲儿子都不认的，何况您这是给战场上的敌人谋利呀，搁得着吗，皇帝说杀就杀呗。可赵充国不这样想，他断然道：头可断，计不可改！他不是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心想，老子在宦海沉浮时，你小子在哪里！老子混到这份上了，也混到这把年纪了，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只要是为国家着想，为皇上尽忠，豁出去了。他拖着病体，连夜上奏，条陈屯田十二策，字字恳切，句句辩驳，再次呼吁：“班师罢兵，万人留田。”当然，他是一个明白人，只有打动皇上的心，才有望皇上听自己的忠言。
且看他是怎么说的，他在奏折中让皇上看到了屯田罢兵的三个好处，在政治上，“万人留兵屯田以为武备”，免得劳师远征，虚耗国力，引发民怨；在经济上，屯兵自给自足，朝廷既不用千里馈粮，还可创收，以实国库；在军事上，以往由于供给跟不上，万里疆域，日常守军只有数千人，敌人来犯，才发兵远征，代价既大，又远水难解近渴，现留兵屯田，我为主，敌为客，以逸待老，战无不胜。
俗话说，话有三说，巧者为妙。与皇上说话，要说到他的心坎上。赵充国书凡三上，有效果了。每次折子奏上，宣帝都要与群臣讨论，第一次赞同者不足十之三，第二次十之五，第三次十之八。丞相魏相原是坚定的反对者，到第三次，也改变态度了，他诚恳地说，我等昧于兵事，后将军规划有方，定当奏效。今天的红古区一带，便是当年赵充国的主要屯田处。汉宣帝认可了赵充国的方略，可他仍和了稀泥。他两策并用，命许、辛二将和中郎将赵卯会师进剿，三人各杀羌人数千，收降数千，只有赵充国兵不出营，而收降五千多人。赵充国担心别的将领滥杀无辜，便上书说，羌人共有五万军兵，已斩七千六百，降三万一千二百，他死者五六千，逃者不过四千，况且罕部承诺要带杨玉人头来献，现在应该班师回朝了。宣帝准奏，赵充国于神爵二年“振旅而还”。当年秋，杨玉被部下杀死，部属四千多人降汉。羌人降者，前后达四万人，被安置在今永登、红古、永靖、青海民和等地游牧。为了管理这些羌人部落，汉朝于神爵二年置金城属国都尉，以统降羌。
还得对赵充国的后事略作交代。他还朝后，宣帝没有追究他的抗命行为，相反，给了他很好的待遇。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赵充国病逝，享年八十有六。这是在汉朝，人生七十古来稀。古人云，仁者寿。赵充国征战一生，在血雨腥风金戈铁马中，对敌尚存仁爱之心，攻心为上，兵革慎用，堪为后世用兵者之楷模。
汉羌再拉锯：黄河在锯齿下流血呻吟
王莽乱边
《资治通鉴》说：“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此话用在金城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再也准确不过。自从赵充国在兰州一带留兵屯田，以德服羌后，汉羌和睦相处数十年，大的战端再没有发生。俗话说，不怕事多，只怕多事。俗话还说，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王莽就是一位“人作孽者”，此君之伪善，古今罕有。有人说，一个人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骗了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骗了所有的人。可是，王莽除外。他几乎在所有的时间骗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好名声，所有的溢美之词，所有的高官厚禄，他都占尽了。连那位一手操纵了几代皇帝兴废的太皇太后王政君，也被王莽玩于股掌之上。王莽是王政君的娘家侄子。直到最后一切条件成熟，王莽凶相毕露，要废掉皇帝自代去向姑母索要传国玉玺时，姑母才醒过神来，睁大眼睛看了这个一向乖巧仁义的侄子好一会儿，可事已至此，太皇太后也只剩下乡野村妇一招：把玉玺狠狠地砸在地上。
这又起什么作用呢。
事情过去数百年了，改朝换代多少回了，大诗人白居易还为王莽之祸感叹不已，赋诗道；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屈躬折节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问题是，“当初”他身未死，一生真伪在他未死之时，天下人已尽知了。在我们中国某些人那里，要是认定谁是好人，那他便好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时便主动放弃了思考的头脑和观察的眼睛，他明明在做坏事，也当作好事看了；而一旦发现他是坏人，又是坏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把自家先前说过他的好话统统忘了。王莽死得很难看，因为人们发现他原来是坏人。军士打破皇宫抓住王莽时，人人争相砍杀，头挂在南阳大街上后，人人扔石块砸这颗先前让他们顶礼膜拜现在已臭气熏天的死人头，有人还不过瘾，把他的舌头剜出来囫囵吃了。
王莽之坏，照我们今天看，不是坏在篡汉自立——西汉气数已尽，皇帝一代比一代差，国势日衰，早该改朝换代吐故纳新了——他坏在了“托古改制”。西汉也早该改制了，但条件是往好的改。有人说，王莽是个改革家，他改的内容倒挺多，政治经济军事，方方面面都改到了。但改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改的目的是要改良，而非改坏。他把手段当目的了。于是，便胡改，乱改。所以，他只能算做胡改家，乱改家。
别的不是我们这本书要关心的问题，单说在对待周边民族问题上，他所做的有些事，实在稀奇古怪莫名其妙。比如，他模仿周朝封建制度，分天下为九州方国，改诸侯王号为“公”，四夷君长一律降为侯，改变了西汉以来汉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惯例，弄得大家都不适应。这还不算荒唐，顶多只是举措失当。最荒唐的是，他诏令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高句丽改为“下句丽”，等等。这纯属没事找事。这些带有侮辱性的名号，谁能答应？在兰州这边，他虽没改羌人的名号，但也不忘了过一把“改”的瘾，他把金城郡改为西海郡。
他的种种古怪举措，直接引发了中原大地的战火。本来，西汉的社会已经矛盾山积，他以“新”代汉，凑合都没法再凑合了，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他的新朝上了。中原有绿林赤眉驰骋纵横，北部边疆匈奴频频入侵，西北兰州这一块儿，羌人也纷纷离散，地方军阀隗嚣乘机恩威并施，招其首领，羌人乐为其用。《后汉书·西羌传》说：“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王莽死了，虽死得难看，毕竟死了也就了了，死人长已矣，留下的政策后遗症，却让汉羌双方又流血数百年。
乱世博弈：窦融兵发金城
王莽末年，天下大乱，每个人都得做出人生选择，无知无识又无力者，随波逐流，生死荣辱听天由命，身怀志向者，或择主而事，或超然世外，或等待观望，或待机而动，毫无疑问，两汉之间，除了作了皇帝的刘秀，窦融是这场人生博弈的最大赢家。
窦融，陕西扶风人，家族靠女人发迹，其七世祖为窦广国，广国的姐姐是汉文帝的窦皇后，姐弟幼年逃难时，弟弟被垮塌的河堤埋了，姐姐以为弟弟必死无疑，独自流落京城，被选人宫，一朝见幸，便怀了龙种，母以子贵，地位飙升。弟弟闻讯，千里寻姐，情动天下。因是皇帝的小舅子，被封为章武侯。到西汉末，那条裙带已经松弛了，窦融少小丧父，王莽时期在强弩将军王俊部下作司马，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以军功封为建武男，社会地位高了点，他的妹妹就有资格嫁给大司空王邑了，虽只是个小妾，也算是重新回到上流社会了。全家因此得以徙居长安。这时候的窦融就不像当孤儿时那般孤苦无依了，而是如《后汉书·窦融传》所说：“出入贵戚，连接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
好景不长，刚得意便逢末世。王莽末年，起义者蜂起，窦融得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去战斗。樊崇义军纵横青徐两州，官军屡战屡败，王莽遣太师王匡领兵镇压，王匡说，领兵出战，责无旁贷，但我有一个条件，要让窦融给我当助军。王莽正在焦头烂额，吃饭的臣子塞满朝内朝外，干活的，尤其能干活的人却找不出几个来，即使这样，活还没干，条件倒先提一大堆，都是自家人掌权，天下人都反对我，再把自家人一个个处理了，我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早知皇帝这样难当，费那么大劲篡权干啥。可一旦当了皇帝，要不自己死，要不别人死，没有让位平安为民这一说。一听是要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随军征战，王莽大喜，满口答应。窦融没想到，这仗真难打，打了一仗又一仗，一仗比一仗凶险。跟王匡出战几次，王邑又要他随军去昆阳打刘秀。王匡人多，刘秀人少，但结果，却是人多者大败，人少者大胜，窦融好歹保住了一条命逃回长安。
这一仗把窦融打清醒了，他看见了王莽的末日指日可待，而王莽的末日就是自己的末日。王莽的末日果然到了，窦融无奈又投奔气势正盛的更始军，一去便被任命为巨鹿太守。但才几天，他便发现了更始政权也不会有多大出息。东方扰攘，他不愿出关去当太守，可滔滔天下，究竟谁主沉浮？窦融遍观当时各路豪杰，满眼茫然。所谓当局者清，旁观者迷，大局不明，当全身而退，待大局稍明，再适时而出。可遍地烟尘，到哪里去做旁观者呢，只有远离中原的河西走廊了。他把兄弟们招来共商出路。
窦家在河西是有基础的。他的高祖父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曾为护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累世经营河西，深知当地民情风俗，他对兄弟们说，天下安危尚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国，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他的想法得到了兄弟们的一致赞同。于是，他辞去巨鹿太守，奔走关节，谋求镇守河西。这差事好谋，别的官员只图眼前富贵，个个鼠目寸光，向来把去西北边陲当官视为畏途，哪里有这等眼光？刚取得政权的更始小朝廷正愁没人去呢。窦融顺便带走了家属，给人造成扎根边疆的印象。
窦融一到河西，便紧锣密鼓建设根据地了，他广结豪杰，安抚民众，很快就站稳脚跟了。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厍均、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一时成为窦融的座上宾。共同的处境使得他们必须寻找共同的出路。出路无他，只有河西一体，联手保境安民，才可站得住脚。五人形成了共识：“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谁当此任呢，从家世、资历、名望、才干，窦融均胜他人一筹，大家一致推他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
大权在握的窦融眼下要做的有两件事，一是治民，一是练兵。河西民风质朴，你投之以桃，我必报之以李，何况人家是官，我乃乱世草民，命如朝露，旦夕不保，而窦融却“政亦宽和”，所以，“上下相亲，晏然富殖”。民亲且富，窦融又以保卫家园相号召，共同利益将官民结合起来，河西一时兵源充足，赋税丰盈。窦融练兵习战，组织民间团防，打的旗号是防备羌人和匈奴侵扰，实则，窦融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原。天下大乱，而河西无兵祸，消息传开，人们奔走相告，临近诸郡，如安定、北地、上郡流民，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中原局势渐渐明朗，群雄争锋中，刘秀后来居上，且一枝独秀。他以刘家天下传人自许，在洛阳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此时的中原大地已告平静，只有陇上的隗嚣和蜀地的公孙述还在拥兵观望，但已不足抗衡扫平中原的刘秀了，而坐镇河西的窦融已具备了与刘秀博弈的资本。他的人生战略正在按计划实现。他曾是刘秀的敌人，来河西前，如果单身只影去投，即使刘秀能容他，也无非是在帐下做一走卒，继续在更始军中混，显然，更始不是成大业的料。河西这步棋走对了，如今五郡在手，民富兵强，足以成为与刘秀讨价还价的筹码。
是时候了，刘秀还剩两大敌人，隗嚣正好夹在刘秀与河西之间，而要伐蜀必先得陇，假如陇蜀联兵，再有河西相助，刘秀要一统中国还得耗费时日。刘秀还是用他在关东屡试不爽的战略，即远交近攻，各个击破。那么，要顺利拿下隗嚣，与河西方面合作，刘秀出前，河西击后，方为十全之策。
两人想到一块了。窦融不能再观望了，若等刘秀平了陇蜀，窦融只剩两种结果了，一是率众归附，可对新朝无尺寸之功；二是起兵相抗，以河西而敌天下，胜算不大。其实，到那时只有一种结果，就是做刘秀的敌人，举手投降嫌太迟，问他个抗拒天朝之罪，是题中应有之义，死战到底，只落得玉石俱焚。窦融决定通款刘秀，但路途遥远又兵革未靖，没有接上头。刘秀经略西边，隗嚣首当其冲，他虽然表面拥戴刘秀，实则首鼠两端，“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他也在做河西工作，特派辩士张玄到河西游说，他没说谁归谁的话，只建议各据一方，意图无非是要河西至少保持中立，别给刘秀帮忙。窦融召集各路诸侯商议，但意见不一，他觉得隗嚣之说，实属下策，正好便于刘秀各个击破。于是，“遂决策东向”。
此时，刘秀已称帝五年了。刘秀不能再等了，窦融更不能再等了。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夏，窦融遣使者以献马为名，踏上了去洛阳的合作之旅，在中途，碰上了刘秀的使者。他们是奉刘秀之命来河西通款窦融的，要求双方联手夹攻隗嚣。窦融的使者随刘秀的使者一同去了洛阳。刘秀大悦，当即修书窦融，盛赞其安定河西的远见卓识，并赐黄金二百斤，还送了一顶官帽：凉州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