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在洞察力和理解力方面能够超过托马斯·爱迪生。我第一次见他，是很多年以前，当时我在底特律爱迪生公司工作，也许是1887年或稍晚一点。
电力方面的专业人员在亚特兰大市举行一次会议，爱迪生作为电力科学的领导者，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
我那时候正忙于开发汽油发动机，而大多数人以及我在电力公司的所有同事，都劝告我说把时间花在汽油发动机上纯属浪费，未来的动力将是电力。然而这些批评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仍在努力开展我的工作。
但由于我和爱迪生同在一起工作，这促使我想知道这位电力大师是不是也认为电力将成为未来唯一的动力。这将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因此，在爱迪生先生做完演讲之后，我想办法和他单独在一起呆了一会儿，并告诉他我正在做什么。
他马上便对我说的产生了兴趣。事实上，他对每一种知识的探索都有兴趣。然后，我问他内燃发动机会不会有前途。
他用一种特有的方式回答道：
“会有前途的。任何重量轻而又能产生大马力，并能自给自足的发动机，都会有非常光明的前途。其实，没有任何一种动力能做好所有的工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电力能做哪些活，但我自己认为，它并不能做好一切。继续做你的发动机。如果你把你想做的做出来，我看必定会有远大前途。”
这就是爱迪生的观点。
他作为电力工业的核心人物，而当时电力工业又正处于年轻而充满激情的时代，虽然那些电力人员的眼睛看不到任何别的动力，只能看到电力，但他们的领导却能清晰地看到没有一种动力能做好所有的工作。我想，这正是为什么爱迪生能成为领导的原因。
这是我第一次见爱迪生，很多年之后，我又见到他，这时我们的汽车已经制造出来并且投入了生产。他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从那之后我们经常见面，他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们俩一起对很多问题交换过意见。
他的知识非常广博，并且对每一个充满想像的问题都有兴趣。他不受什么限制，相信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同时他又总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进。
他认为“不可能”只是因为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知识。他认为随着我们的知识的积累，我们将完成任何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
他反对不进行知识积累而盲目蛮干。爱迪生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他有建设和管理才能，不仅有设想，而且还能把它们转变成现实。他还有着一个发明家身上所罕见的管理能力，经常被认为是有想像力的、好幻想的人。
虽然他不是一个商人，但由于特别需要，他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商人。爱迪生能做好任何一件需要用脑筋去做的事情。他能看穿事物——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最为缺乏的就是看透事物的能力。
约翰·巴洛夫是我另一个令人尊敬的朋友，我们都非常喜欢鸟。我喜欢户外的生活，喜欢在乡间的小道上穿行，跨越一个个篱笆。
我们在农场有500间养鸟的屋子，我们称之为鸟的旅馆。其中一座馆，有76个房间。
冬天，我们用铁丝把装满食物的篮子挂在树上，还放上一个大水盆，水盆里的水靠一个电热器保持温度，使其不至于结冰。
夏天和冬天，食物、饮水和住房都为鸟儿准备好了。在我们的孵化器里孵出过雉鸡和鹌鹑，然后把它们转到雏暖房里进行喂养。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鸟窝。麻雀是最不识好歹的鸟，它们的窝是不能晃动的，哪怕在风中也不能有晃动。鹪鹩却喜欢摇晃的鸟窝，所以我们用有弹性的钢丝做了很多鹪鹩笼子，这样它们便自然地在风中摇晃了。鹪鹩喜欢这种摇晃的感觉，而麻雀不喜欢，这样我们便能让鹪鹩在安宁中入眠。
夏天，我们任由樱桃留在树上，草莓留在地上，供鸟儿们食用。我认为我们这里是北部各州中鸟的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地方。约翰·巴洛夫也说是这样，因为有一天，他在我们那里看到了一种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鸟。
大约10年前，我们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鸟，如黄鹀、苍头燕、金翅鸟、红白鸟、黄嘴朱顶雀、红腹灰雀、松鸦、朱胸朱顶雀、云雀——大约有500种。它们在我们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后，就自己飞走了，我不知道它们现在在哪里。此后我再也不想进口鸟了，因为我始终认为鸟儿有权利呆在它们想呆的地方。
鸟是人类最好的伙伴。因为它们的美丽，我们需要它们；此外，我们需要它们，也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它们可以为我们啄食很多害虫。我借用福特公司的名义对立法进行的唯一一次影响，就是为了鸟。我想这样做能使候鸟保护合法化，《威克斯一麦克林鸟类法案》主张为我们的候鸟提供避难所。但是这一法案还在我们的国会闲搁着，而且很可能失效。这一法案的支持者无法在国会议员们中间唤起大多数人的兴趣，而鸟儿是没有选举权的。
我们提出支持这一法案，请求我们的6000位经纪人都给他们在国会的代表发电报。事情开始变得很明朗了，鸟儿也有选票了，结果法案被通过了。
我们的企业从未用于任何政治目的，并且永远不会有政治目的。但我们认为人们有权选择自己所欣赏的法案。
我们再谈约翰·巴洛夫。当然，我知道他是谁，而且几乎读过他所写的所有东西，但我从没有想过要去见他。直到好些年前，他提出了反对现代文明的观点。他说自己厌恶金钱，特别憎恨金钱赋予那些粗鄙的人权力，认为他们在毁坏美丽的乡间。他由对金钱的憎恨，而产生出对工业的讨厌。他不喜欢工厂和铁路的噪音，甚至批评工业的进步，并且宣称汽车将会扼杀人们对自然的欣赏。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想他过于偏激的感情把他带上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所以我送了他一辆汽车，并请求他亲自试一试，让他自己去感受汽车会不会帮助他更好地了解大自然。
他花了不少时间才学会自己驾驶，此后便完全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发现汽车能帮助他看到更多风景。他有了汽车之后，几乎所有的追寻鸟儿的探索都是用汽车进行的。他终于认识到自己不再被局限于斯拉布赛德的数英里之内，整个乡间都在向他敞开了。
那辆车增加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友谊。他不是一个职业的自然主义者，也不是为了伤感的情绪而进行艰苦的研究。在户外人很容易变得感情用事，因此追寻关于鸟的真理的人很难像追寻机器原理的人一样不动感情。但约翰·巴洛夫却做到了这点，他做的观察都是非常的准确，而且他对那些对自然生活的观察不准确的人很不欣赏。
约翰·巴洛夫爱自然，是因为他爱自然本身，而不是因为自然是他作为职业作家的写作素材。他在写作之前就爱上了自然。
在他的晚年，巴洛夫转向哲学研究。他的研究更多的是关于自然的哲学，是一个一直居住在自然的安宁氛围中的人所进行的悠长而静穆的思索。
他不是异端分子，也不是泛神论者。他并没有在自然和人的本性之间做什么区分，也没有在人性和神性之间做何区分。
约翰·巴洛夫过着健康的生活。他很幸运，他的家就是他出生的农场。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周围都是使人头脑安宁的环境；他热爱树林，并且让那些满脑子尘土的城市人也热爱树林，他展现给人们他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他挣的钱仅够他的生活。他本来可以挣到很多钱，但那不是他的目标。像美国其他的自然主义者一样，他的工作可以说是观察鸟窝和山间小道。当然，这份工作是拿不到美元的。
当了解到汽车的真相后，巴洛夫改变了对工业的看法。也许我在这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使他了解到全世界不能仅靠寻找鸟巢来生活。
在他生命中的某一段时期，他反对所有的现代进步，特别是与燃煤和交通噪音相关的工业。也许这是因为他对文学的喜好而产生的。
华兹华斯也讨厌铁路，梭罗说他靠步行可以看到更多的自然，也许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使约翰·巴洛夫有一段时间反对工业发展，但这只是一段时间而已。
他终于明白过来，他说幸亏人们有不同的兴趣，就像他的兴趣在自然上，别人也有自己的兴趣，这是世界的幸事。自从有了观察记载以来，鸟巢的营造方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这并不能成为人类不选择现代的住房而仍在洞穴居住的理由。这就是约翰·巴洛夫说服自己的理由。
他是一个自然的热爱者，但他并不是自然的仆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终于能够看到现代工具的价值，并称赞这些工具，这真是一件很令人感兴趣的事情，但更有意思的是，他做出这些改变是在他年过七旬之后。
约翰·巴洛夫决不会因年龄大而不能改变自己的观点。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在不断地成长。那些由于年老而不能改变观点的人虽生犹死，而葬礼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
在巴洛夫的谈论中，有一个人谈得较多——这个人就是爱默生。他不仅从一个作家的角度了解爱默生，而且他在精神上也了解他。
他教我如何去认识爱默生。他是如此倾心于爱默生，有一度他曾像爱默生那样进行思考，甚至用爱默生的表达方式进行表达。但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这对他来说是一条更好的路。
对约翰·巴洛夫的死没有悲哀可言。当稻谷在温和的阳光下变成成熟的金黄色，收获者便忙着把它捆成束时，此时的谷粒没有任何悲哀可言，因为它已熟透了，已圆满地走过了自己的一生。约翰·巴洛夫就是如此。
对于他，这仅是完全的成熟和收获，没有腐烂可言。巴洛夫几乎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他们把他安葬在他喜爱的风景之地，那是在他的84岁生日之时。那些风景将保持着原来的面貌。
约翰·巴洛夫、爱迪生、我和哈维·费尔斯顿一起结伴漫游旅行过几次。我们坐着有篷的汽车，晚上睡在帐篷里。一次我们去阿迪龙达克，再经过阿勒汉斯，并向南方一直走去。旅途非常有意思——只是他们在开始时引起别人太多的注意了。
今天，我比以前更加反对战争，并且我相信，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战争绝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即使政客们不知道。正是由于战争，才使得世界的良好秩序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成了一个松散、混乱的大杂烩。当然，有人从战争中发了大财；另一些人由于战争变穷了。那些发财的人并不是参战的人，或者那些在战争后方帮忙的人。
没有爱国主义者会从战争中捞钱，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可能从战争中捞钱——从其他人的生命伤亡中捞取个人钱财。假如战士能因战斗而挣钱，母亲因为把自己的儿子交给死亡而挣钱，那么公民才有可能从那些为保卫祖国而献出生命的人身上挣钱。
如果战争还将继续，正直的商人们会越来越明白战争不是获得高额、快速利润的合法手段。战争每天都在使人们丧失信心。在多数人不认可战争和反对战争谋利者的情况下，总有一天对战争的贪婪会停止。
企业将会站在和平的一边，因为和平才是企业最好的财富。在战争期间，发明创造的天才也会非常稀少。
如果对上一次战争发生之前和战争之后的情况进行一次公正的调查，将会毫无疑问地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他们呆在不为人知的幕后，表面上并不寻求公职或任何权力，他们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整个国际社会。他们利用每一个政府和每一个广泛分布的企业组织，利用每一个公共机构，利用每一个民族心理的敏感点，寻找机会把整个世界抛进恐慌之中，这样他们便能从中攫取更大的权力。
那些赌徒玩的一个老花招便是当桌上有很多钱的时候，大喊一声：“警察！”在随之而来的众人的恐慌中，他们便拿起钱，带着跑掉。
在现实世界中也有一股势力在大叫：“战争！”在各国陷入混乱，人们为安全与和平做出无限的牺牲时，这股势力便带着从中捞取的好处跑了。
我们头脑里应该记住一点，那就是虽然我们赢得了军事竞赛，但并未完全成功地赢得对战争贩子的胜利。我们不应该忘记战争完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恶魔，并且是根据明确的技术而制造出来的。
为战争而开展的运动，与为其他任何目的而开展的运动一样。首先，他们把人们召集起来，通过一些聪明的故事，使人们对那些他们希望与之交战的国家产生疑心，并让整个国家产生疑心；同样让另一个国家也产生疑心。而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些有点聪明却没有良知的机构，和一个其利益与战争受益者的利益联在一起的新闻机构。
随后，“公开行动”很快便会出现。一旦两个国家之间的仇恨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么采取公开行动是一件毫不费劲的事了。
在每个国家，都有人高兴看到爆发世界战争，而看到它结束却会难过。上百位的美国富豪发家于南北战争；上千位的新富豪发家于世界大战。没有人能否认，对那种喜欢从战争中发横财的人来说，战争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战争是金钱的来源，同样还出产鲜血。
如果我们真正考虑是什么使得一个国家变得伟大，那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战争吸引。
外贸数额不会使一个国家真正伟大；创造私人财富和创造一个独裁政体一样，不会使国家变得伟大；仅仅把农业人口转变成城市工业人口，也不会使一个国家伟大。
一个国家只有通过人们的智慧开发它的资源，提高人们的技能，使财富得到广泛而公平地分配时，才会变得伟大。
对外贸易总是充满幻觉的。我们希望每一个国家都能尽最大可能地自力更生，依靠自己，不要让他们依赖于我们所生产的东西。他们应该学会自己生产，建立起基础稳固的文明。
当每一个国家都学会生产其能够生产的东西时，我们将回到彼此服务的基础上，循着那些互通有无的原则，因此不可能会有竞争。
温带地区绝不可能去和热带地区竞争热带的特产。这就好比我们的国家在茶叶生产方面绝不可能成为东方国家的竞争者，也不可能在橡胶的生产上成为南方国家的竞争者。
对外贸易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外国经济落后的基础上。那种自私的想法就会任其保持这种落后的状况，而人道主义则会愿意帮助落后国家变得自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