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甸这个被称为“建塘”的坝子，既是全州最大的草原，也是自治州首府所在地，有着全州最大的城市群落。现代人向往淳朴的、无人工雕琢痕迹的大自然，而生活在这块康巴地区的藏人却向往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都市。在奔子栏这一带险山恶水中生活的藏人，用歌声这样赞叹已经有点都市味道的州府——太阳最早照耀的地方，是东方的建塘；人间最殊胜的地方，是奶子河畔的香格里拉。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们无法体会深山峡谷中的藏人对都市生活有着这样强烈的向往。而稍有一点社会发展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是最终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向往大自然，我认为是人们厌倦了都市的喧嚣和嘈杂，这种厌倦在心理上应该是暂时的，而在内心深处却是对都市生活恋恋不舍的。电影《甲方乙方》就刻画了一个腰缠万贯的老板突发到偏僻山村生活的奇想，而这种生活他刚刚体会了几天，就几近疯狂地要求回到他原来的都市生活中去。试想想，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连吃一个冰激凌都属于“天方夜谭”的穷乡僻壤，从小就习惯于都市生活的人如果不疯狂，恐怕真的叫怪人或者圣人了。
这样的人或许是有的，但在这世界上为数应该极少。
向往大自然，并不意味着人们要摈弃积聚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都市。从古希腊人创造了城市国家至今几千年，城市就是人类创造文明的主要场所，是人类社会的“增长极”。城市化进程愈快，这个国家或地区就愈发达。城市化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
人们建造了城市，却毁掉了自然景观。但人类毕竟是从大自然、从大森林中走出来的，回归大自然，恐怕也是一种天性使然。所以就在城市开辟一些公园之类，尽量堆砌、建造一些与大自然相仿佛的假山、假水、小森林等。使得都市的人在享受够了都市文明的闲暇，在这样人造的自然风光中获得一丝恬静与平衡。但是这种微缩的、人造的自然风光太小了，而真正的大自然又太丰富多彩了，小公园挡不住都市人对大自然的向往，于是就积聚更多的闲暇，往真正的大自然奔去。这就构成了方兴未艾的旅游业的全部。
与城市相对应的，是农村；与城市景观相对应的，是自然风光。
我这样想，如果一个城市，能够把城市景观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她的市民还会十分热衷于旅游么？
我又这样想，如果把城市居民都赶到农村去生活，整天享受大自然风光，恐怕最热衷旅游的人也会畏缩。
真这样了，这个社会肯定是在倒退。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回到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吧。她的确是这块康巴地区藏人心目中向往的圣城，因为她比起这里的其他地方，更像城市了，物质文明更多一些，人气更旺一些。作为管辖这片藏区的行政中心，她的历史还是相当久远的。哥登石器文化遗址证明，六七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烟了；尼西乡发掘出来的石板墓及文物更进一步证明，两千三百年前吐蕃先民就在这里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土著文化。汉代就有了行政管辖，那时属越郡姑复地。到了隋朝，又转属南宁州总管府。唐朝对吐蕃实行“和亲”，中甸就属吐蕃铁桥节度。云南进入鼎盛的南诏时代，曾与吐蕃有过领地的角逐，中甸被划归剑川节度。到了宋朝，划归大理国巨善郡，取名“旦当”。元朝，成为宣政院直辖地，改名为“大旦当”，是否与我国现在的直辖市雷同，我目前还无法考证，这也说明这块汉地和藏地结合部当时的地位十分特殊。明朝属于丽江府管辖，得名“忠甸”。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升为中甸抚夷同知，可能相当于县的架构，仍属丽江府管辖。民国元年（1912年），正式定名为中甸县，但被列为二等，曾先后归云南省腾越道、省政府的第七和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代管。新中国成立后，仍称为中甸县，属于丽江专员公署管辖。到1957年，成为新成立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不管行政辖制怎样变更，毋庸置疑，她历来是这片藏区的行政中心，有人去楼空、斑驳陆离的“独克宗”古城为证；在这座古城东面，还有断壁残垣的府衙遗址为证。现在，当地藏民大都迁离这座古城，搬到旁边条件更好的新城，这座古城安静得要命。我走在芳草萋萋的城中古道上，耳畔似乎响起过去千百年曾有过的喧嚣，街道两旁尘封的店铺，无言地诉说着旧有的热闹与辉煌。由于这座古城的完整，尽管破旧不堪，但仍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世代在这块藏区生活的人们对自己的这座小城引以为荣，是因为缺乏对高原以外精彩世界的了解。香格里拉尽管神秘，是一块净土，但仍然与尘世相连，时代的脉搏同样在这里跳动。这里的社会发展进程与其他地方不会两样。按照现代眼光来衡量，无论古城，还是旁边的新城，她作为城市，确实太小了，古城恐怕就是一平方公里大小，新城也就是四平方公里，甚至不如内地一个像样的县城。这个小小的高原城市，太不像城市了，缺乏一个城市必备的一些要素：诸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育、起码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供排水体系、体育设施、消闲场所、林荫大道、广场公园甚至垃圾收集处理系统等等，连自来水也是近几年才有的新鲜事。长期以来，这座高原小城只是茶马古道途中马帮匆匆过往的驿站，只是这片高原上毫不起眼的小部落。建州以后，这座高原小城虽几经拓展，但只是房屋数量上有所增加、马路有所拓宽，于城市功能的完善，于突出这座城市的个性及特色无多大补益。相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建筑风格向内地学习，这座藏区小城就更谈不上什么个性和特色了。当然，如果没有后来的“香格里拉”声名远播，这座小城也就没有人来研究她的功能、风格、特色等等，更不会把她作为一个风光旅游城市来规划建设了。
谁知道呢，机遇在一种必然和偶然之间到来了。洗却了千百年的历史烟尘，幸运之神终于驾临这座高原小城。1997年，云南省政府宣布：香格里拉在迪庆。海内外游客怀着浓厚的兴趣到这里探寻香格里拉之谜，他们惊喜地发现，这里的自然风光确实神奇诱人，这里的文化和风情确实丰富灿烂，太值得玩味了！于是乎，旅游大军浩浩荡荡向这里进发，几个仓促投入开发的景区，到处留下游客纷乱的足迹。游客人数直线上升，从1998年的二三十万人次剧增至2000年的一百万人次。游客纷至沓来，当地人兴奋之余感到措手不及。小小的高原城市几乎被撑破了，到处人满为患，每一个酒店、宾馆、招待所直到藏民家，挤满了前来投宿的游客。开创这座城池的吐蕃先民以及他们千百年来与世隔绝、与世无争的后裔，怎么料想到会一下子有这么多客人造访？
旅游业成了这个州最为兴盛的产业。藏民们开始从这个新兴产业中获得收益。但是旅游产业的起步却很仓促，缺乏事前的规划、铺垫和建设。游客们需要吃和住，自治州的首府是游客绕不开的滞留之地，但这座小城与现代城市相距甚远。毫无疑问，这里的自然风光确实神奇生动、纤尘不染，民族风情确实丰富灿烂、源远流长，当地藏民确实豪放淳朴、热情洋溢，这些，构成了香格里拉之旅的内涵，也正是令游客向往及心动的地方。但是这个自治州最大的城市却这样灰头土脸、蓬头垢面。两者反差太大了，太不协调了。这就令游客大失所望。有游客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的失望：“不到香格里拉遗憾，到了香格里拉更遗憾。”
游客的遗憾，说明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产业的壮大，经济社会的发展，确实离不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果绮丽的风光再加上秀丽的小城，这旅游的内容不就丰富起来了么？更何况这里还有一座近千年历史的古城亟待保护，可供开发。从推动旅游业以及当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角度，从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从发掘和弘扬藏民族文化的角度，加快这块藏区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势在必行了。
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工作就有了方向。首先是县委、县政府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建设规划，为了提高规划层次，按照建成旅游风光城市、高原特色城市、自治州首府的建设方向，聘请了清华大学的资深专家来进行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新一届自治州的州委、州政府在2001年向全州发出了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通知，出台了若干的政策措施，筹集了必要的前期工作经费，一批有关香格里拉城市建设的项目正在落实和建设。比如自来水厂、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厂等等项目相继建设和竣工；比如城市街道正在改造和建设；比如城市绿化正在有计划地进行；比如正在对这座城市进行藏文化包装，高原藏区城市的特色正在初步显露出来……令人欣慰的变化开始出现了，这座高原小城开始亮丽起来。新任中共云南省省委书记白恩培，省长徐荣凯，省委副书记杨崇汇、丹增等领导同志到迪庆视察工作，都对这一系列的变化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这就更加鼓舞了香格里拉建设者的信心，他们开始着手打造香格里拉特色城市品牌，塑造全新的城市形象，把特色转化为生产力，构筑优良的发展环境，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推动这座高原城市的更快发展。
但是，要让这座高原小城跟上内地城市化的进程，使藏民心中的向往成为现实，使游客对这座城市彻底刮目相看，香格里拉的建设者仍然任重道远。
尤其是那“独克宗”古城，尽管破败不堪，但仍是藏族先民留下来的遗产，究竟蕴藏了多少藏族文化的内涵，谁能如数家珍地说得一清二楚？所以，谁也不敢轻易动她。没有那种既懂建筑又通历史，还深谙藏文化的“高人”来运作，随意动弹她，恐怕就易成为历史罪人。古城依然在飘摇的风雨中苦苦支撑，在旁边新城的现代化热潮中独守一份寂寞。香格里拉的建设者虽然搞了一个保护性的方案，仍然由于资金筹措难度很大而未能付诸实施。况且我想，古城仅仅是保护起来就万事大吉了么？应该找有实力、有文化的人来经营她，修旧如旧，依古就古，再现往昔茶马古道的繁华。把她作为香格里拉境界的一个有机组成向世人推出，可能会成为旅游亮点，可能会使古城焕发新的生命。我说的是一种古老生命的真正复活，而不是现代人凭空想象的仿古。
如果香格里拉的新城很新、古城很古，这座城市的名气就出来了。
我只希望这个进程更快一些，毕竟藏民期待得太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