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舱里热得透不过气来，到处都是浓烟。我下到里面去，看看有哪些东西可以抢救的。我拿到了自己的手表，还有一个小锡盘，里面装有一些衬衣和几本旧笔记，有植物和动物的草图，拿着它们就到了甲板上。许多衣服和一大堆草图都还在我的铺位里，但我再也不敢冒险下去了，事实上我感觉到很冷漠，再也不想去抢救任何一种东西了，这些东西我现在很难一一说出来了。
最后，船长命令所有人下到小艇上去，他本人最后一个离开大船。
我的收藏集里有多少罕见和令人好奇的昆虫，我看着它们的时候曾经产生过多少快乐啊！有多少次，差不多要被疟疾折磨死的时候，我却爬进林中，得到了一些未曾见过的漂亮物种的回报！有多少地方是欧洲人的足迹从来不曾涉猎的。但我自己却踏了上去，如果那些罕见的鸟和昆虫都还在的话，一定会唤起我多少的回忆！
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没有一样标本可以显示我踏过的未知的陆地。可以显示我曾见过的野外的风景！但是，这样的遗憾我知道都是没有用的，我尽量少想那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只关心目前实际存在的东西。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从热带回国，跟达尔文一样，他相信相关的物种是从同一个共有的来源分化而成，并为它们分化的原因而困惑。华莱士所不知道的是，达尔文从比格尔号航行回到英国之后的两年内便已经考虑到了一种解释方法。达尔文回忆说，1838年，他在读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达尔文说“为了娱乐”，意思是指那不是他须认真阅读的书目），因为其中的一个想法而震惊。马尔萨斯说，人口繁衍的速度比食物的发展速度快。如果对动物而言也是如此的话，那么，它们就必须竞争才能够生存下去；因此，自然是一种选择力量的行为，灭掉弱者，从存活者当中形成新的物种，因为存活者能够适应环境。
达尔文说：“在此，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学说，可以借以着手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了这番话的人就会着手开始工作了，写出论文，四处走动，到处演讲了。完全不是这样的。在4年的时间里，达尔文甚至都没有把这种学说形诸论文。只是在1842年，他才写了共35页的草稿，是用铅笔写的；两年之后，才将它扩充为230页的文字，是用墨水写的。他把那份草稿跟一些钱放在一起，并留下一些说明，告诉他妻子说，如果他去世，她应该将它拿去发表。
“我刚刚完成自己的物种学说的梗概，”他在1844年7月5日从道恩写给她的一封正式的信件当中写道，并继续说：
因此，我把这些内容写下来。以防我突然之间死掉。这是我最庄严和最后的一个要求，我相信你也一定会有相同的看法，就好像我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将它列入了遗嘱一样。你将拿出400英镑作出版费用，请你本人。或者通过亨斯雷（韦奇伍德）费心宣传此书。我希望，我的梗概能够交给有能力的合适人选，并以这笔钱促使他费力改进和完成。
至于编辑上的事情，（查尔斯）莱尔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假如他愿意出任编辑的话；我相信他会发现这个工作令人愉快，而且他会接触到对他来说属于新东西的事实。
（约瑟夫·道尔顿）胡克博士当然是不错的。
我们感觉到，达尔文真的是想在他去世后再发表自己的学说，只要他死后优先权归他就行。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这里面透露出来的意思是，他知道自己将说出某种会深深地震动公众（当然也会深深地震动他妻子）的话，而且他本人也因为这些话而在某种程度上感到震惊。忧郁症（是的，他在热带的时候受过感染，因此可以找到借口）、药瓶、他的住家和书房那种令人多少有些窒息的气氛、下午的昏睡、写作的迟缓、拒绝当众辩论：所有这些都透露出一个人不想面对公众的心态。
而年轻的华莱士就没有这些麻烦了。尽管1854年的远东风云变幻，灾祸频频，但是，他还是直冲过去，并在接下来的8年时间里走遍了马来半岛的各个角落，收集野生动植物样本以供回国时销售。到现在，他已经确信，物种并非不能变易的；他于1855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调节新物种引人的法则》，并从那时起，“物种如何变化的问题就一刻不离我的脑海了。”
1858年2月，华莱士在新几内亚与婆罗州之间的香岛上，在莫鲁卡的特尔内特小火山岛上病倒了。他间歇性高烧，时冷时热，思路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而在那个地方，在一夜的高烧当中，他回想起了由马尔萨斯写的同样一本书，并想到了同样的一个解释，跟达尔文当初闪现的念头是一样的。
我突然想到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会死掉而另外一些又活下来？答案很明显，从整体上讲，最能适应的就活下来。疾病到来时，只有最健康的会逃脱；敌人到来时，只有最强壮的，最快速的，最聪明的才会逃脱；饥荒到来时，只有最好的猎手或消化能力最好的才能活下来，如此等等。
然后，我立刻就明白了，所有活体动植物当前的可变性将提供物质，通过在实际的环境当中清除那些适应能力较小的品种，最有适用能力的品种就会从这些物质当中延续种族。就这样，我的脑海里闪过适者生存的思想。
就此我思考得越多，我越是相信，我终于找到了长久以来人们一直都在寻求的自然法则，它可以解决《物种起源》的问题……我焦急地等待自己身体康复，以便立即做下论文笔记。同一天晚上，我把这一切工作都做圆满了，并在接下来的两个晚上仔细地写好了文章，以便等下一趟邮班到来时寄给达尔文，而下一趟邮班两、三天内便会出发。
华莱士明白，查尔斯·达尔文对这个课题有兴趣，他提出建议说，如果达尔文觉得这个想法有意义，请他将这篇论文拿给莱尔看。
4个月后，也就是1858年6月18日，达尔文在道恩之家收到了华莱士寄来的论文。接下来该怎么办他完全不知所措了。在20多年谨慎和默默无闻的工作当中，他收集了众多的事实来支持这个学说，现在，他的书桌上却从天落下一篇论文，而他本人正好也在同一天写出了论文的梗概。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惊人的巧合；如果华莱士有我1842年写成的手稿草案，他不可能写出更好的短篇摘要！
但是。朋友们解决了达尔文的两难问题。莱尔和胡克到目前为止已经见到了他从事的某些工作，因此他们作出安排，华莱士的论文和达尔文的论文将在两个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在下个月于伦敦的林尼恩协会召开的下一次会议上同时宣读。
两篇论文并未引起轰动。但是，达尔文的手感受到了压力。按达尔文的描述，华莱士“慷慨高贵”。因此，达尔文完成了《物种起源》，并于1859年底出版，该书立即引起轰动，并成为畅销书。
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当然是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明。当这个学说引起的所有愚蠢之风与智慧之风全都吹散之后，动物的世界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它已经被人看出是一个运动中的世界。创造不是静止的，而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的方式不是物理过程具有的。千万年前的物理世界与今天的物理世界没有什么两样，它的法则是一样的。但是，生物世界却是不一样的。例如。1000万年前。根本就没有人类可以讨论。跟物理学不一样，对生物学进行的每一种概念化都只是时间上的一小片，宇宙中的创造性和求新能力真正的缔造者就是进化。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进化过程追踪到自己的构成，一直追到生命的开始。当然，达尔文和华莱士调查了行为，他们调查了骨骼，他们研究过化石，描绘出你我可能经过的道路上的一些站点。但是，行为、骨骼和化石本身就是生命当中的复杂系统，它们也是由较为简单和一定会更古老的一些单元所构成。最简单的第一批单元可能是什么呢？可以假定的是，它们是有生命特征的一些化学分子。
因此，当我们回头寻找生命的共同起源时，在今天，我们看得更深些，我们看大家共有的化学结构。此刻，我手指上的血从能够复制自身的最初的分子开始，已经跨出了好几百万步，时间为30亿年左右。这是现代概念中的进化论。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过程一部分取决子遗传（达尔文和华莱士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一部分取决于化学结构（而这又一次归属于法国科学家而不是英国博物学家的范围）。这样的解释是从数个领域里共同流出的，但有一件事情是它们共有的。它们构成物种彼此分离的图景，是在连续的过程当中完成的，如果我们接受遗传学的理论，那就是这个意思。从那一刻开始，就不再可能相信生命能够在现在的任何一个时刻得到重新创造。
进化的学说暗示，某些动物物种比另外一些物种较晚存在，这样一来，评论者就时常引述《圣经》。但是，大多数人相信，创造过程并没有在《圣经》以后终止。他们觉得，太阳使鳄鱼在尼罗河的泥淖里生成。老鼠应该是从一大堆旧衣服里自行生长出来的，而且很明显，青蝇的起源是腐肉。蛆虫一定是在苹果内生成的——它们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进去呢？所有这些生物都假定是自行存在的，并没有什么父辈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