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这案子做决定，绝不是轻易的事。那刑法辩护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可以接纳言论的人，无疑也是个有良心的人，但近来好像有什么事情触恼了他，也或许他突然想起他在政府里还有个办公室，必须受那个立场的约束。这确实不可思议，但现在他又确实比上午严厉了，不那么宽容了。如果事实上犯了罪，他说，那就是件严重的事：如果事实上像今天上午的证人说的那么不容置疑，那也就不容置疑了。他希望提出三点让庭上注意：一、在事先他们有没有掩藏生产之事，庭上对这一点是否清楚。关于这一点，他表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第二、是裹布，那块衬衫布——被告为什么要带？是不是为了事先想好的目的？他把这一点做了更细密一点的铺陈。第三点是匆忙可疑的埋葬，没有向教士或蓝斯曼德告明。这一点，男的要负主要责任，而庭上对于这一点上正确的判断乃是至为重要的，因为，如果男的是同谋，做掩埋尸体的工作，那么他的女仆也就自然在他的掩埋之前先犯了杀婴罪。
“哼！”有人在庭里发出这样的声音。
艾克塞尔·斯屈洛姆觉得自己又危险了。他向法庭各处巡着，没有遇到一个眼神；大家都盯着说话的刑法辩护人。但远远的地方坐着盖斯乐，完全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就像他的优越感要把他胀破了似的，下唇噘出老长，脸朝着天花板。这种对法庭的庄严完全不看在眼里的态度，这一声毫不掩饰的，大声的“哼”，让艾克塞尔心情大振，他觉得自己不再是完全孤独的。
现在情况又向好处转。刑法辩护人似乎觉得他说够了，已经使人对这男的产生了猜疑与恶意；现在，他停了下来。还不止此，他几乎可说是转了个身，并没有要求定罪。他最后说，在听过证人们的言词之后，他并不要求庭上对被告判罪。
这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艾克塞尔想——事情其实已经过去。
接下来是被告辩护人，是个研究法律的学生，现在受托付为这件最可以发挥的案子辩护。从他语气的本身就可以看出他的立场来：从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确信自己所保护的是个无辜的人。说真的，关于这一点，海耶达太太已经把他帆上的风取走了一些，把他准备要用的几个论点在今天上午用过了。他懊恼她已经把“社会”这个主题用尽了——噢，但是他自己还是可以就“社会”这个主题提出几个第一手的观点。首席法官不中止海耶达太太的演说，是过分的宽容，是不对的，因为她的演说本身就已经是辩护了——那留给他们又还有什么呢？
他从那女孩芭布罗的生活史说起。她的家人虽然勤勉可敬，生活却不宽裕，她不得不自幼年给人帮佣，最先就是在蓝斯曼德家中。庭上在今天上午已经听过她的女主人海耶达太太对她的叙述——再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推介了。以后，芭布罗到卑尔根。说到这里，辩护人把主力落在卑尔根两个雇芭布罗帮佣的青年所写的证词——这当然是可信的。再以后，芭布罗从卑尔根回来，在那荒山野地做一个未婚男子的管家。她的困境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她发现她跟这个男人有了孩子。博学的刑法辩护人已经提到——让我们说一声，他的态度是最顾念被告的、最宽大的——掩藏婴儿出生之事。芭布罗有过掩藏怀孕的意图吗？否认过她有身孕吗？两个证人，两个她本村的女孩曾经说认为她有身孕；当她们问到她的时候，她一点也没有否认，她只是把这个话题打发开。一个处在这种状况下的女孩不把这种话题打发开，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关于这件事，再没有别人问过她了。向她的女主人去坦述？她没有女主人，她自己在那地方就是女主人。她有个男主人，当然，但一个女孩能向男人坦述这件事吗？她只是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不说，不言，只像个吃了黄连的哑巴一样沉默。掩藏？没有，她只是自己背负自己的命运。
孩子生下来了——一个健康的男孩，生下来以后有了呼吸，但被窒息死了。庭上对于孩子出世的情况已经有所知悉：是在水里生的，母亲落在河里了，然后孩子生下来，但是她无法救孩子的命。她躺在那里，有一段时间连自己也起不来。在那婴儿的尸体上找不到暴行的痕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孩子是被有意谋杀的。它的溺毙，是生时的不幸，如此而已。这是最明白不过的经过。
博学的刑法辩护人刚刚提到了一块布，认为那天她要从衬衫上撕下这块布来带着有点奇怪。一点也不奇怪：她拿这块布是为了包树枝的。她本可以——姑且让我们这样说——她本可以拿一个柳条箱的，可是，没有，她拿的是一块衬衫上撕下来的布。不管怎么说吧，她总得带点什么，她不能手捧着树枝回来。既然这样，她带的是柳条箱还是一块布，又有什么不同呢？她带的是块布，又有什么奇怪呢？
然而，还有一点是不十分清楚的：被告有没有得到适当的体谅？有没有顾虑到她的情况、处境？她的主人待她好不好？如果能够证明待她好，那么，对这主人也是有利的。在详细的查问下，这女孩自己对那男子做了令人满意的证词，而这又反过来证明女孩自己性格的高贵。那男子，艾克塞尔·斯屈洛姆呢，也尽量不加重那女孩的担子，对她没有任何指责。他这样做是对的——还不用说也是聪明的，因为他自己的案情大部分要依那女孩的案情而定。加重她的罪责，使她被定罪，他自己也会跟着有祸。
在目前这个案子中，想到这年轻女孩的悲凄处境不能不令人感到最深的同情。然而，她的案子并无求诉诸慈悲，只要正义和人性的了解就足以使她无罪。她跟她的主人，就某种意义来说，已经是互许终身，但由于性格与兴趣方面的某些不同，使他们未能结婚。这女孩无法把自己终身委托给这样一个人。裹尸布不是个令人愉快的话题，但我们仍旧可以暂时再提一下：请各位注意，那女孩带去的不是她自己的内衣，而是她主人的衬衫布。一个问题立刻出现：是不是这男人自己有意提供的这块布？我们一开始会产生这样的猜疑，认为这男人艾克塞尔可能参与其事。
“哼！”有一个人从法庭里发出了这个声音，又粗又大——以至于，那说话的人停了下来，大家都转头，看打断演说的究竟是谁的责任。首席法官皱眉头了。
但是，被告辩护人又说下去了，重新凝聚注意力。他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放心，而这得归功于被告本身。把罪责分摊，这对她可能有益处，但是她并没有想这样做。她完全地，毫无保留地解除了艾克塞尔·斯屈洛姆共谋的可能性，完全独自承担全部的责任，承认到河边是她一个人去的，拿衬衫布到河边去捡桧树枝是她一个人做的。被告的这点声明是绝无可疑的；而她的性格自始至终都跟她的行为相合，本案前后也是一样。如果那衬衫是男人给她用的，则杀婴就可设定系预谋——现在这被告，秉持她一向的诚实，毫无推赖那男人做了他实际没有做过的事的企图。她的品行自始至终就是坦白诚实的；她从没有想嫁祸于人。关于她这种细心的情感，在庭上已经屡次述及了，譬如说，她尽力把那孩子包裹好，放在一个得当的地方，这有蓝斯曼德的发现足资证明。
这时首席法官插话了，仅作为形式而提出说明：蓝斯曼德发现的坟墓实际上是第二号——是艾克塞尔从第一号移尸以后埋葬的情况。
“对，这是对的，我更正。”辩护人对首席法官表示着一切应有的尊敬。但是——艾克塞尔自己说过他只是把尸体从一个坟墓移到另一个。再者，女人自然比男人更会包裹婴儿——因此，谁包得最好呢？岂不当然是母亲温柔的手吗？
首席法官点头。
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女孩，如果她是另一种人，她不可能把那孩子赤身裸体地埋葬吗？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猜测，她可以把它丢在垃圾箱里。她可以把它丢在树下，让它冻死——当然，这是说如果它原先还没有死的话。她可以在旁顾无人的时候把它丢在炉子里烧成火灰。她可以把它拿到塞兰拉的河边丢下来。但这个母亲没有这样做；她把那死去的婴儿包得干干净净地埋起来。而当坟墓掘开发现婴儿包得干干净净的时候，那必然是出自女人的手，而不是男人。
现在，那被告辩护人继续说，女孩芭布罗究竟判为何罪，全靠庭上决定。她可以受责备的，是少之又少——其实，在辩护人的观点来看，是全无可责之处的——除非庭上认为没有做死亡报告可以定罪。但就是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说，孩子已经死了，再做任何事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他们的地方是荒山野地，不论离教士还是离蓝斯曼德，都有很多哩路；让那孩子在树林中干干净净的坟墓里永恒安眠当然是最自然不过的。设若把孩子这样埋葬是一桩罪恶，那么被告的罪显然并不比那孩子的父亲更大——也就是说轻得足可以不予考虑。现代法律越来越侧重改善罪犯而不在惩罚罪犯。对于每个凡人都寻求施以惩罚，这是古老的制度，是旧约时代Iex talionis——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制度。近代的法律中已经不再有这种精神。今日的法律更为人道，每件案子都视当事人的犯罪意图而有所不同。
不能！庭上绝不能定这女孩的罪。审讯的目的不在增加罪犯的数目，而在把善良而有用的分子还给社会。现在我们应当请求庭上注意，被告将可在最佳的监护人之下有一个新的前途，新的职位。那对这女孩有深切认识的、自己又有宝贵的母亲经验的海耶达太太，现在要把她家庭的门敞开，迎接这个女孩。庭上务请考虑到在这里所做的决定责任是何等重大，有罪、无罪，关系这女孩的一生。最后，他要向那博学的刑法辩护人表示感谢，因为他仁慈慷慨地没有提出定罪的要求——这十足表示了深刻的对人性的了解。
被告辩护人坐下。
审讯的其余部分没有经过多久。总结只是把各方面的观点复述一遍，干涩沉闷而威严。案子的各方面都已经清楚不过，两方的辩护人都找出了首席法官必当注意的地方，因而他的工作似乎很容易了。
灯点起来了，两盏灯笼挂在天花板上——荧荧如豆；法官几乎难于看到他要读的东西。他带着相当严厉的神情提到婴儿的死亡没有得到适当的报告——不过，在当时的境况下，报告死亡的应当是父亲，而不是母亲，因为母亲的身体当时太虚弱了。因此庭上应当决定有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掩藏孩子的出生与杀婴。于此，又把证据从头至尾概述了一遍。然后是常见的责任意识部分，而这部分，法庭已经听过了，最后则是也并非不常见的说明，凡是有疑问的案件，量刑须偏向于被告有利的方向。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法官们离开了法庭，到另一间。他们是去研讨其中一位法官拿着的一份文件上的几个问题。他们去了五分钟，对这几个问题一概做了“没有”的答复，然后回来。
没有，那女孩芭布罗没有杀她的婴儿。
然后，首席法官说了几句话，宣布那女孩芭布罗无罪获释。
法庭空了，喜剧演完了……
有一个人捉住了艾克塞尔·斯屈洛姆的胳膊：是盖斯乐。“哼，”他说，“你现在没事了！”
“哎。”艾克塞尔说。
“但是他平白无故的浪费了许多时间。”
“哎，”艾克塞尔又说，但他已经逐渐恢复了神智，隔了一会儿，接着说：“虽然是这样，我还是很高兴没有搞得更糟。”
“更糟？”盖斯乐说。“我倒愿意看看他们怎么搞！”他语气强调，艾克塞尔则猜想盖斯乐一定插手了这件案子。天知道，如果不是盖斯乐亲自引导这个案子，结果会变成什么。无论如何，这是个秘密。
至少艾克塞尔是这样想，盖斯乐是完全站在他一边的。
“我非常感谢你。”他说着，伸出手来。
“谢什么？”盖斯乐说。
“谢什么？所有的呀！”
盖斯乐简短地把它打发过去。“我什么也没做。赖得做——不值得。”尽管如此，听到了感谢，盖斯乐却未必不高兴；就好像他原先在等着，现在等到了。“我现在没时间站在这里聊天，”他说。“明天回去，是吗？好，那么，再见，祝你好运。”盖斯乐晃到对街去了。
在回家的船上。艾克塞尔遇到了蓝斯曼德和他的太太、芭布罗，还有两个从村里来做证人的女孩。
“怎么，”海耶达太太说，“结局这么好，高兴吧？”
艾克塞尔说：“高兴。”最后一切都那么顺遂，他实在是高兴的。
蓝斯曼德自己加了一句话，说：“这是我到这里以后第二个这样的案子——第一个是塞兰拉的英格，现在是这个。对这种事情是不能鼓励的——法律必须遵从。”
但海耶达太太猜测，艾克塞尔对于她头一天的话并不那么高兴，因此想要平复，想要做些弥补。“当然，你明白我昨天为什么讲那些话？”
“哼——了解。”艾克塞尔说。
“了解，当然，我知道。你当然不会以为我想叫你为难。我一向都认为你很好，我不在乎这样坦白告诉你。”
“哎，”艾克塞尔说，没有再接下去。但他确实为了她的话而高兴和感动。
“对的，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海耶达太太说。“但我不得不把罪过推一点在你身上，否则芭布罗会被判刑，你也跑不掉。这完全是为了大家好，真的。”
“多谢你。”艾克塞尔说。
“在这地方上东跑西跑的人是我，不是别人，尽我的力量为你们两个奔走。当然，你一定明白，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这样做——推一部分责任到你身上，到最后好把你们两个都救出来。”
“哎。”艾克塞尔说。
“你当然一分钟也不会以为我有害你的意思吧？因为我是那么为你们两个着想的！”
哎，在一切羞辱之后听到这样的话终究是好的。无论如何，艾克塞尔是这么感动，以至于他觉得必须有所表示，是海耶达太太一点什么，只要是他能找得到的——或许是一块肉吧，因为秋天已经到了，他有一只小公牛……
蓝斯曼德海耶达太太说话算话，她把芭布罗带回家去。而且，在船上，她也照顾这女孩，看她是不是冷了，是不是饿了；同时也注意她是不是跟那卑尔根来的大副扯闲话。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芭布罗叫过来。但一会儿以后芭布罗又跟他聊上了，她的头偏向一边，笑着，说着卑尔根的方言。这一次她的女主人把她叫过来说：“真的，芭布罗，你当着那么多男人现在真不该这个样子。记住你刚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刚经历过什么事情。”
“我只是跟他谈一分钟，”芭布罗说。“我可以听得出他是从卑尔根来的。”
艾克塞尔不跟她说话。他看出来她只剩下一层皮包骨了，苍白的，牙齿好些了。他送她的戒指她一个也没有戴……
现在，艾克塞尔又重新踏在他自己的田地上了。天刮着风，下着雨，但是他心里是快乐的——一辆割草机，一辆耙草机在码头上在等他——他已经看到了。噢，那个盖斯乐！在城里他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送的东西。哎，盖斯乐是个深不可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