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便背靠豪宅，远眺灯火，坐在水畔的台阶上。湖上的风到底还没变质，仍然那么清爽、柔和。白天绝听不到湖水的声音，此时耳中却充满了汩汩的响动。我突然想到：董东风的太太在做什么呢？在那个荒凉的疗养院里，她是否能够不依靠药物的力量安然入睡？
再往后，我和姚睫聊了整夜的天。具体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些琐碎但又必不可少的内容，譬如我问她：你家那边什么样？你父母是干什么的？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很累吧，你父母一定很想你吧？
她回答我，她家那边山青水秀，以“三件宝”闻名四川：雅鱼、雅女、雅雨。雅鱼我已经吃过了，还可以还可以。雅女眼前就有一个，也还可以也还可以。雅雨这两年的情况不太好，随着那边大干快上了几个化工企业，水质发酸，已经大不如前了。不过整体来说，生活还是蛮惬意，就连以闲适著称的成都人，周末都开着车到雅安去找乐子，一到晚上，江边就排起了麻将桌的长龙，绵延数里，吃碰糊的声音连水声都淹没了。
至于她父母，居然是一家小麻将馆的老板。她爸爸每日收拾店面，妈妈烧好茶水，便等街坊四邻前来鏖战。到了中午，老两口会支起一口大铁锅，当街炒十几斤的回锅肉，由赢了钱的人请客，大家一起呼噜呼噜地吃。她又介绍说，回锅肉这个菜别看大路化，但是想要做得好吃，也颇有讲头的，得把肉的肥瘦、薄厚、凉热控制得当，才能炒出当地人心仪的“灯盏窝”，也即肉片像灯盏一样微微弯曲。
“你说得我都饿了。”
“饿了北京也没有，你们这儿就是青蒜烩肥肉片子。”
这么说起来，北京的生活当然是很不舒服的喽。我也承认，假如一个人真心地觉得北京有多“舒服”，他一定来自于更加无聊的穷山恶水——比如那些从美国西部流窜过来，以教英语为生的红脖子农民。但是这也不能阻挡那么多的外乡人往北京汇聚，把北京撑得越来越大，连河北省都被地产商划入“大北京”版块了。在千万个“不爽”之中唯求一“爽”，仿佛是大家共同认可的、孤注一掷的人生观。很万幸也很不幸，姚睫中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很好，作为一个小镇女孩，她势必考到那几个大城市去，于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地方的著名大学中随便填了一个，然后毕业，仍然以考研究生为名漂在这里。对于女儿的生活状态，她父母势必是极其矛盾的：既担心她过得不好，又害怕她一事无成地回去很没有面子。
滔滔不绝地讲完她自己，姚睫又问我：“你什么状况？”
我说：“我没什么状况……太普通了。而且怎么听着这么像相亲啊？”
她抗议：“那不行，为什么东西都得是我们外地人奉献给你们北京啊？体力智力税收——乃至于故事。这不对等，不公平。起码在讲故事这方面，咱们得等价交换。”
“在你眼里，别人的事儿都是故事吗？”
“不是故事是什么？”
那个词儿让我有点不好意思：“那不是……人生吗？”
她脆生生地说：“人生不就是故事吗——你快点快点，要不不理你了。”
“能把人生当故事，你真是个乐观的人。”我清清嗓子，拿腔作势地开始道来：“那是一个春风沉醉的午后，天上飞着扬絮，分明不冷，屋里的人倒觉得像是下雪。一个妇人分娩的时候疼晕了，疼得忘掉了季节，就在产房里喊了起来：要是个女儿，就叫她雪珂好了！”
“你这故事……太琼瑶范儿了。”
“很遗憾，生下了一个男的——就是我。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无法就此展开，反而走上了琐碎、无聊的操蛋现实主义路子。我妈妈遗憾地说：真可惜你是个男的。我说：男的不好吗？她说：女儿好培养，只要把你弄得漂漂亮亮的，有点儿起码的教养，长大了不变成淫妇就行；男的可不一样，你要是一庸人，这辈子就算完了。”
“然后呢。”
“然后我果然变成一庸人了。碌碌无为。我爸爸是个海军政工干部，早年间在连队的时候可能还是条好汉，曾经开着快艇带着一个班的战士解救过被南朝鲜无故扣留的我国渔民，后来调进机关，激情骤减老气横生，靠着熬年头混了个正团职，自己都觉得半辈子白过了。我妈妈早就看出当个勤勉的小官儿没什么出息了，一心想让我接她的衣钵并青出于蓝——连名字也使她给起的，赵小提。我很小的时候，她就从她们那个乐团办了内退，一心培养我拉琴，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儿成效，后来就毁了。”
“怎么毁了？”姚睫把脸放在胳膊肘上，侧头问我。
我抬起左手：“这只手出了点儿毛病，现在打字的时候都不利索，更何论拉琴了。”
“可你好歹还考上了个名牌大学嘛，那学校我们全县就考上俩。”
“我们北京孩子考大学本来就比你们容易——饶是如此，真让我考肯定也没戏。我是所谓的‘艺术特招’，高考之前，我妈拿着早年间提琴比赛获奖的证书去给学校看，正赶上招考特长生的老师是她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给我开了个后门，没试奏就蒙混过关了，高考加了一百多分。招进乐队之后，校方才发现我武功尽失，气得他们嗷嗷乱叫。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事儿还怀有内疚，觉得自己骗了人家，后来发现，咱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完全就是疯狂敛财外加误人子弟，跟诈骗也没什么区别，我一下儿就坦然了——两清，谁也不欠谁的。本着这个原则，我的大学生活自然也是扯淡，好在念的是一文科专业，傻子都能混及格，就没留下让校方开除我的机会。这么一混混到了今天，把该耽误的都耽误了，基本可以说是光着屁股推碾子——转着圈儿的丢人。”
也许我把自己的故事讲得太不昂扬向上了，姚睫反而不忿了起来：“我还是那句话：比起我们来说，你根本就没资格抱怨。有地儿住有班儿上还能隔三差五解个馋，你已然过上了寄生虫的生活，还一天到晚一说到自己就愁没苦脸的——没人批评你无病呻吟么？”
“我又没抱怨，我是说我自己不争气，本可以活得更像个人样……”
“那你说说，怎么才是你说的‘更像个人样’？”她换上了一种人生导师的口吻。我身边坐了一个桃儿脸的知心大姐，这个景象真是滑稽。
但我也只能顺着她的话思考下去：“让我想想——你不准笑话我啊：得是那种特煽情特波澜壮阔的感觉，背景音乐必须是交响的……战争电影看过么？试想我坐于枣红大马之上，奔驰在一望无尽的旷野之中，挥舞着军刀，对身后的同志们高呼：为了斯大林！除了斯大林，为了新中国也行，毛主席也行，自由也行，实在不行三个代表也凑合，反正得是一足够大足够蛊惑人心的字眼儿指引我前进，而同志们必须得众口一词地给我捧哏：乌拉！freedom！你有我有全都有……”
姚睫笑道：“又是这套个人英雄主义的意淫，你幼稚不幼稚？”
“这说明我还保留着一颗童心。”
接下来，她的话就很有励志讲座的味道了：“就算你有激情，也可以用在现实可行的道路上么，比如说在社会上正经八百地干点儿事儿……”
我警觉地问她：“干点儿什么事儿？不就是挣钱么？”
“挣钱有什么不好的？”
可算给我抓住泄愤的机会了，我陡然站起来，喝斥道：“俗！庸俗！你看看这社会都烂成什么样了？满大街财迷心窍地大傻逼，如今人连放屁都是一股铜臭，当所有人都奔着一件事儿去的时候你也漫无目的地跟着——这难道不可耻吗？”
姚睫就被我骂“瘪”了几分，仍然反驳道：“其实你也不是不爱钱，你只是希望自己与众不同而已……”
“对了。”我倔强地说，“所以我宁可当一混子。”
非常幸运，饶是如此涉及人生观的争论，我们也没有吵翻了。要是早几年，我大有可能为了很没有必要的事情和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像热衷于理论的红卫兵小将一样，誓将对方批倒批臭。但是现在，这个劲头总算过去了。我只是装模作样地抒发了两下儿，就像结束一场手淫一样颓丧了下去，同时开始自己笑话自己：绷什么块儿呀，说到底，你还是一只会玩儿嘴的平庸之辈。
后来姚睫说：“不甘于流俗的人其实也有……不过他跟你可不一样。”我也没再接她的茬儿。
再往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些“不触及灵魂的讨论”，比如电影、书、饭馆什么的。她还给我讲了自己的几个同学，那些年轻人正在各条战线上发光发热，有的正在读研究生，开始帮导师攒论文，有的在政府上班，已经被某个领导的儿子看上了。有意无意地说了很多，天就亮了，一波湖水泛着银光，空气潮湿得脸上像刚哭过的感觉。
我们从湖边的小路走出去，拦了一辆急着交班的夜驶出租车，好在司机正是要去马甸那个方向。趁着宜家商场没开门，我迅速开出自己的车，载着姚睫去“前八家”的住处。
“你肯定结过婚吧？”她本来靠在门上昏昏欲睡，忽然像说梦话似的嘟囔了一句。
“结过，又离了。”
“为什么？”
“我没出息呗，她就把我踹了。”
“那她倒真干净利索。”
“我也觉得大快人心。”
然后，姚睫就哭了起来。她在副驾驶上嘤嘤地抽泣，哭得肩膀一抖一抖的。但我实在太困了，能把车开直了已属不易，便没再跟她说一句话。
半小时之后，我把她送到胡同口，然后就近找了家宾馆，开个房间进去睡觉。年纪一大，真熬不得夜，此后的两天里，我一直昏昏沉沉的，脑仁儿一蹦一蹦地抽着疼，好像里面装了个锯齿。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姚睫保持了一种松散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仍然以筹备开咖啡馆为名，放任自己在城里的各个景点和商业区闲逛，在有些名气的店里，我总能碰到过去的熟人。大多数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常常是隔着桌子互相瞟个十来分钟，才把对方认出来。有些人拎着油光锃亮的“登喜路”公文包与洋人谈生意，有些人仍然坚忍不拔地卖着一张嘴，勾引那些不知装傻还是真傻的年轻女子；还有一个家伙明明因为偷税漏税被抓进去了，此时忽然又人模狗样地混迹街头，不免让我对执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后来才知道，此人已经刑满释放，因为当初犯罪的手法称得上高明，很多企业便慕名前来求教，索性干脆开了一家“财务咨询公司”。那人一再强调自己已经“吃上了干净饭”，而我则有恍若隔世之感：
“你被抓进去是三年前吧？都三年了……时光荏苒啊。”
混得好的朋友大都淡淡地与我聊两句，甩下张“片子”就走了。仍然为发财这事儿气急败坏的家伙听说我正在“考察项目”，也都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热心，纷纷要求入伙，还向我许诺“能拉到一笔大款子”。有些人说出的数额着实吓了我一跳——倒不是数字本身，而是让人惊愕于他们招摇撞骗的手法至今还是那么幼稚。我只是要开一家咖啡馆，他们张嘴就是五千万，这个反差稍微有点智力的人都会警觉。
“我是劝你要有鸿鹄之志——咖啡馆就算了，咱们到山东弄个开发区好了。”有人这样给自己自圆其说。
我一律客客气气地与这些人道别，扭脸就把印满了头衔的名片扔到垃圾桶里。谁他妈还不知道谁啊。
有人和我说话的时候，我会烦躁、缺乏耐性，但每当身边真没了人，我又会孤独难耐，喉头发干，特别想找人说点什么。按说已经众叛亲离有些年头了，我应该不这么怕寂寞了啊。这种时候，我总是想起姚睫，想起她在圆明园里一挥手，生生展开一幅山水画的“奇迹”。而她呢，则对我表现出既不期待也不厌烦的态度，真忙的时候，她会实话实说：
“我还得上课呢，下午有考研政治的班儿。”
或者：“我要去站柜台，给自己找食吃。这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晒着肚皮混天黑的只是少数人。”
而不忙的时候，她也会出来。有时候是我开着车到考研班或者宜家商场接她，有时候则是她坐地铁直接到饭馆找我。我们经常在簋街吃两个她家乡口味的实惠菜，然后就近在南锣鼓巷、北海闲逛，有一次她看上了一个狗熊帽子，我就给她买下来了，结果一路上都有人对她指指戳戳，而她则浑然不觉地笑话别人的打扮“太二了”。
不嫌远的时候，我们也去著名的伪艺术园区“七九八”看画。我有个早年间贩卖腻子涂料的朋友改行当了画家，总爱画些裸女坐在小发廊里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政治波普”，颇蒙骗了几个自以为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而姚睫则批评他的画：
“你的阴毛画得太假了。”
“这是山水画里泼墨的手法，写意而已。”画家抗议，“要那么真实干什么？我也不能真弄一撮毛粘那儿啊。”
不过自从后海那天晚上之后，我们见面相处的时间长度都很有节制，也就是吃个饭溜个弯，颠三倒四地聊几句天。再没“刷”过夜。我也是从她那个年龄过来的，我明白，人只有在情绪特别压抑的时候才会夜不归宿——在夜里，你会感觉整个儿城市都是为自己一个人建的，心情会豁然开朗一下。而姚睫刚认识我的时候，看起来的确是“心里有事儿”的样子，也许是找工作不顺利，前途未卜，也许是——为情所困什么的。那天清晨送她回“前八家”的时候，她不是还没来由地哭了么？可惜我当时太困了，连问一句的精神都没有了。
好在现在她看起来好多了，朝气蓬勃地上课、打工、找乐子。看到那张桃儿脸越发光润，越来越像平谷那边出产的，我心里就涌起一阵近似于果农的欣慰。我也一直认为，这个年头的人心理或多或少都有点毛病，而她在同龄的姑娘里，得算是健康、开朗的那一类吧——起码不歇斯底里、不满脸世故、不觉得全世界都欠她的——这就很招人喜欢。
那段期间，恰好有一研究《红楼梦》的老作家老在电视上开“讲坛”，他一口咬定贾宝玉最后没娶林黛玉和薛宝钗，而是娶了史湘云。尽管此人将奇书解读成了一部暗含杀机的政治阴谋小说，被很多专家斥为胡乱猜测，但娶了史湘云这个推测还是让我感到大快人心的。
但是没想到，大概两个星期以后，便出了那档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