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绕着小小的荷塘转了一圈，回到“原点”的时候，董东风和姚睫正朝我们走来。董老师仍是老师的样子，面无表情，脸像块石头雕的；而姚睫呢，脸上也泛着一团稚气的严肃，像个小大人。哈哈，他们一定进行了一场“触及灵魂”的谈话。她把该说的说了吗？他又是怎么回答的呢？我仍站在十来分钟前站过的地方，手搭在轮椅的靠背上，连姿势都没有变，但董东风和姚睫走出去又走回来这一趟，却仿佛将我的世界改变了。
但是因为和董太太扯了会子闲篇儿，此刻我的心里忽然却没那么多“事儿”了。也是：要说心里有事儿，董太太心里的事儿肯定远比我要多、要沉重。人家都这么风轻云淡的，我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什么不痛快呀？
我绽开笑脸，对慢慢走来的那两个人招招手。董东风也向我笑笑，姚睫则把眼睛看像别处。我们又回到病房收拾了东西，把董太太的书和衣服装好，然后把她抬上捷豹车的后座，将轮椅折叠起来放进后备箱。姚睫坐在后面陪着她，董东风坐在副驾驶上。
回去的路上，谁都没提起刚才都“聊了些什么”，甚至连话也懒得说了。一车人的面色都是平和、安宁的，和充裕的阳光沆瀣一气。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亲密得像一家人了。
但是“一家人”转眼就要分散。b哥本来还想给董东风“接一下风”呢，还没来得及安排，董东风却已经买好了到最近的去新疆的机票，连送行的时间也没有了。两天之后，又是我和姚睫把董东风夫妇送到了机场，大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下道别。
姚睫和董东风再没单独说过话，他们之间甚至连长时间的对视都没有。倒是董太太拉了拉我的手，说：“多亏了你。”
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姚睫满脸完成任务的轻松，舒了一口气说：“总算送走喽。”我却又心神不宁起来，忐忑着和她的关系会不会发生改变、变又会变成什么样。开车的时候，我不时偷偷瞥着她的脸，而她则浑然不觉地哼着歌儿。
车从机场高速拐上三环路的时候，她忽然说：“去你那儿好了。”
我心里一慌：“干嘛？”
她说：“你们俩男的住了这么多天，屋子还不变成猪窝啊？我给你们收拾收拾去。”
那天下午的景象，后来一直固定在我的头脑里：我坐在沙发上，抽着烟看杂志，姚睫则一边数落“这儿脏那儿脏”，一边勤快地打扫。她带起了我前老婆留下的围裙，头上还扎了一块蜡染布。
“脚抬起来。”她的拖把挥舞到我脚边的时候，勒令道。我满心恍惚地服从，看着她的脸发呆。
收拾完屋子，她又开始清理冰箱里的东西：已经蔫儿了的苹果、喝了半瓶却存放了半个月的啤酒、不知什么时候晕头转向放进去的一只打火机……片刻，她又大声训斥起来：
“这是什么时候买的香肠啊？都干成这样了。”
我突然想起来，那还是从哈尔滨带回来的呢。而让我带这东西的人，就是姚睫。
“是你上次说……”
她也大概也想起来了，又抱怨一句：“早不给我吃。”
我说：“都抽巴了吧……吃不了就扔了得了。”
“那多浪费，好歹还是坐火车来的呢。”她执拗地检查着那肠，忽然又说，“有办法了。”
吃晚饭的时候，姚睫把红肠切成片，用油煸一煸，再放进辣椒、菜心炒了一盘，色泽倒也红亮喜人，只是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变质。我毕竟是被假酒荼毒过的人，心存疑虑地说：“该不会吃出什么问题吧。”
“没事儿，腊肉放的时间更久，也没见吃死谁。”姚睫说。
因为都懒得出去买菜，我们便就着那盘存放了三个月的红肠，每人扒拉了一碗饭。吃完饭，天色不觉已经昏黄，姚睫开了餐桌上的台灯，面朝着我低下头。我们却像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也不问问我……”过了很久，她才小声嘀咕了一句。
“问什么？”
“问我和董东风说什么了。”
我的心咚咚跳了两下，马上又归于平静：“那不是你们的事儿么？我不瞎打听。”
“你是觉得跟你没关系？”她抬起头来，眸子亮闪闪地直视我。
我心一慌，躲着她的眼睛：“即便有，也是知心大哥那个层面的……”
“那知心大哥再给我分析分析，”她笑吟吟地探过身子来，“我以后应该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喜欢归喜欢，生活归生活，千万别自己弄伤了自己。”
“那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假如不是董东风的话。”
我听到大团的气流在耳边呼啸、回响，但脸上却面不改色。啊，我真敬佩我自己。我这套深藏不露、口是心非的本事要是用在别处，没准早混成人上人了。
“应该找一正常人。”我说。
她说：“那什么叫正常人，什么叫不正常的人？”
“人都是正常的……我说的是感情的形态，”我说，“比如说，大部分姑娘都是怎么恋爱的呀？找个年龄相仿、学历长相各方面都相配的小伙子，那多好。用征婚广告的话说，女的肤白貌美气质佳，男的阳刚开朗有风度，最关键的是，俩人都不能有特别丰富的感情史……曾经失恋可以有，拖家带口决不行——这就叫正常的恋爱。别看我说的是套话，其实挺有道理的，两张白纸拼在一块儿才能画出最美的图画，谁也不会觉得亏欠谁，在双赢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契约……”
“你真这么想的？”
“我真这么想的。”
我真这么想的。
“哦那我明白了。”姚睫说，“岁数大的人说话就是有道理。”
“不必恭维我——我只是勇于流俗。”
“喝一杯吧。”她提议，“闲着也是闲着。”
“我这儿有伏特加——也是应你之邀带回来的，今天喝了就算功德圆满了。”
那天我和姚睫隔桌而坐，一人捏着一个小酒杯，像外国电影里的黑帮一样也不就吃的，你一杯我一杯地干喝，竟然不紧不慢地把整瓶酒喝完了。
我的神志固然迷离了很长时间，但坚持着往下喝，像跑长跑一样突破了临界点，脑海之中便陡然清澄、明亮了起来。面前的姚睫一清二楚地端坐于我面前，每一个线条乃至大眼睛上的睫毛都纤毫毕现。她拈杯如同拈花，妙相庄严，宛如正在发育中的菩萨。
都说酒壮松人胆，此时此刻，我大可以推翻方才说过的那些话，腆着脸问她一句“你觉得我怎么样”，我也可以索性犯浑，抱着她的脑袋搂头盖脸一阵狂“锛”。但不知为何，反而是她的醉态让我止步不前了。她晶莹剔透，不谙世事，她美好如月亮，单纯如孩童。
你们他妈的见过仙女吗？告诉你们一个求仙之道：找一个一直心仪但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女孩，俩人喝高了，然后长久地与其对视，仙女就在你眼前。你将对她产生类似于宗教偶像般的情怀，五体投地地崇拜起来。你会自惭形秽，哽咽无语，但就像革命者们所言，认识到自己的肮脏，恰恰是通向纯洁的必经之路。
尽管这很可能造成你和她失之交臂，但我认为，那也是值得的。
“等你像我这么老的时候，最好不要觉得自己亏欠过谁……”我的头脑清楚无比，嘴上却仍然拌蒜，像寻常醉汉一样往外掏着臭烘烘的肺腑之言。
“那是，坚决不亏欠……”她附和我。
“我的意思是，就算亏欠了也不能认帐……不能当个好人，那就得下定决心大奸大恶……”
“嗯哪。”
“也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傻，你放心，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你意想不到的大傻逼。”
“比如谁？”
“比如我。”
“嗯哪。”
“更不要和追着你灌输人生哲理的家伙交心——这种人倒不一定有坏心，但一定比你糊涂得多，满脑子屎，于丹老师就是典型的例子。”
“再比如你？”
“那是自然。”
我就这么絮絮叨叨、语无伦次，仿佛只有不断说话，才感到自己仍活着，时间在流逝。而姚睫则瞪着一双大眼，给我捧哏，听我胡唚。
也不知是夜里几点钟，门忽然被敲响。不用说，肯定是b哥。白天我们去送董东风夫妇时，这厮便难得去巡视一下自己的产业，把几间底商的帐收上来，然后再去给基金公司里的“内线”烧香上供，这时候总算席卷了大笔的民膏民脂，准备到我这儿继续做噩梦了。
“屋里没人。”我隔着门说。
“放你妈屁。”b哥笑道，“快点开门，爷要睡你的沙发。”
“今天不行。”我说，“出大门右拐有一洗浴中心，你去那儿吧。”
“为什么不行？”b哥愤怒地吼叫起来，“除非你沙发上有人睡了。”
我看看无动于衷的姚睫，又对门外喊：“没人。”
“没人你开门。”
“就不给你开，怎么着吧？”我像混蛋一样吼起来。
b哥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贴心贴腹地坏笑：“我到联防办公室举报你去。”
“要去快去。”
然后他就滚蛋了。为了防备他再次滋扰，我把手机也关了，然后转身回到桌旁，手撑着椅背问姚睫：“要不咱们再聊会儿？我还有好多人生感悟呢。”
“已然听了不少了，够我三十岁以前都能‘知道北在哪里’了。”姚睫打了个哈欠，“困了。”
“那睡觉。”我说，“你睡我屋，我把床给你实落实落。”
“不了，我就睡沙发。”姚睫说，“下午收拾你那屋的时候，发现被子沿儿都成黑的了，倒不如沙发干净呢。”
“也好，我换地儿就失眠。”我踉跄而行，像盲人一样摸索着家具的边边角角，从里屋的大衣柜里给她拿了条新毯子，然后到沙发旁边为她铺好，“请吧。”
姚睫便站起身来，轻巧地到卫生间洗脸。非常惊人，她喝了与我差不多的量，步履竟然没有半点异常。有些女性的酒量就是这么深不见底。
我坐在沙发的一角，愣愣地看着她躺到沙发上，像猫一样蜷起身子，然后才站起来，去摸墙上的开关：“给你关灯？”
“关吧。”她说。
我关了灯，正待摸黑钻进自己的房间，她忽然又叫我：“哎。”
“干嘛？”
“让我靠会儿。”
“哪个‘靠’？”
“靠——就是靠着你躺会儿。”
“那可以。”我说着回到沙发上坐下。她拽起我的一只手，把袖口捂在鼻子上闻了闻，然后脑袋抵着我的胳膊。客厅没拉窗帘，月光从阳台钻进来，像给地板上洒了一层盐。我的臂弯里，也枕着一轮月亮。她在发光，睡觉。
我们就这么默默无声地相互靠着，不知是谁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再次被敲门声吵醒。这次的敲门声内敛而谨慎，轻轻地响两声，停顿一会儿，再响两声。b哥这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礼貌了？我看看仍枕着自己手臂熟睡的姚睫，欠起身子对门外喊：
“你怎么那么不知趣儿啊？”
敲门声停住了，但没人说话，也没有离开的脚步声。我心下反而烦躁起来，又喊：“非得进来不可啊？你怎么像一只丧了家的狗？”
门外仍没声。我只好轻轻把胳膊从姚睫的脑袋底下抽出来，站起身，气哼哼地走到门口，一边拧开门锁，一边回头指着沙发说：“看吧看吧，都在这儿呢。”
我面对着桃儿一样的姚睫，身后却传来另一个女声：“赵小提。”
我的意识迷离了两秒钟，然后回头，看见了我前老婆茉莉的脸。
我的前老婆，茉莉，她和我同龄，但是眼前的她却显得比我年轻了起码五岁。就算号称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女研究生，恐怕也有人相信。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气候、水土和化妆品有多么养人。她穿着一身黑色的“普拉达”西装套裙，脖子上系了条翠黄色的“卡蒂尔”丝巾，双手握着一只“古驰”皮包，耳朵上戴着“萧邦”耳坠，落落大方地看着我。这些拗口的奢侈品牌名称，我本来统统记不住，但是离婚以后，听我那些女同学议论她议论多了，也就耳熟能详了。那些女人热衷于当着我的面儿渲染茉莉如今混得有多好，仿佛把我衬托成一沱狗屎，就可以抵消她们心里的不平衡。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她。
“昨天晚上的飞机。”茉莉扫了一眼犹在熟睡的姚睫，就像怕弄乱了妆一样不动声色道，“给你打电话，但是你关机了。”
“有什么事儿么？”
“看看你不行么？”她笑道，“你要不方便，咱们……出去走走？”
我也看了看姚睫，不知她此刻是真睡还是假睡。如果换作我，碰到眼下的情况，一定会闭着眼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胡撸胡撸脑袋，弯腰穿上鞋，轻轻关了门，和茉莉走出楼道。
“我变样了没有？”走在部队家属区宽敞、破败的林荫道上，茉莉问我。
“变了——越发光鲜了。”
“用你们过去讽刺我的话说，更像一白领丽人了吧？”
“你真是离开祖国太久了，不知道‘白领’现在已经不是令人引以为傲的词汇了吧？”我心里忽然泛起一团恶意来，“你现在就像郭敬明小说里的那些大傻逼。”
茉莉的脸色僵了一下，随后温和地说：“你生气了？觉得我打搅你了？”
我旋即泄了气：“没有。原谅我一张狗嘴。”
我们走出大院儿的正门，默契地拐上一条水泥砖铺地的小路。一间早点店门口支着一口十年如一日的大油锅，香喷喷的味道四溢，招来一群穿海魂衫水兵服的小伙子排队。过去住在一起的时候，我早上经常被茉莉叫起来，出门散步、到这儿买早餐。那个时候茉莉的性格还不像后来那么宽厚，我的嘴却比现在刻薄得多，因此我们两个经常吵架。记得有一次，我们拎着油饼往回走，不知道讨论什么问题，说着说着，我就把她挤兑哭了，她饭也没吃就留着泪上班去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过出了相依为命的感觉，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她的脾气越来越好，我也学会了看人脸色、阳奉阴违那一套，但我们却离婚了。
我从塑料筐里拿了马粪纸，垫在塑料袋上，甄选着锅里逐渐蓬松、绽开的油饼，对老板说：“两个——哦不三个。”
“来之前我在宾馆吃过了。”茉莉说。她一身盛装，站在油烟里，显得非常突兀。
“再吃点儿吧。”我说，“也好多日子没吃这东西了吧——除非你现在健康得只吃兔子的食谱了。”
“反正如今吃沙拉的时候只放醋。”茉莉道，“我这个岁数，最怕的肯定是胖和丑。”
“你还年轻，依然漂亮。”念完这句王朔小说里的台词，我非常后悔。这话我对茉莉搪塞过，对姚睫也敷衍过，还对许许多多的异性都说过，说时油嘴滑舌，根本不过脑子。我对女性只能说些隔靴搔痒的套话么？这让我怀疑自己是否曾经真心对过谁。这种怀疑真让人悲哀。
茉莉却已习以为常，她仿佛也从来没认真思考过我说的话。我们等着勤勉的安徽小老板把油饼放进塑料袋，便拎着它们往回走。在路上，茉莉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还那样——一个忧心一切现状却又无所事事的社会贤达。她说，不是精神层面，是生活。我说，那更没什么好说的了，吃不好也饿不死，和大多数中国人民一样。然后她又问了b哥和另外几个熟人，我尖酸地讽刺了所有比我过得好的家伙，茉莉放心道：
“你的心理也还挺健康的，起码活力十足。”
我也想问问茉莉，她过得怎么样，但想想还是作罢。我觉得自己没那个资格——她过得好，我自取其辱，她过得不好，我难逃其咎。而茉莉也根本不说她自己，转而又问起了姚睫：
“你跟那姑娘认识多久了？”
“不长，也不短。”
“你挺喜欢她？”
“……算是吧。”
“什么叫‘算是’啊？又没人逼着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别人。你老这么含含糊糊的，弄得我连当初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都不敢相信了。”
“我说过什么话么？”
“没说过我就嫁给你啊？我有那么贱么？”
我想了想，又说了一句挺伤人的话：“就算我说过，真也好假也好不都无所谓了么。”
“你这么认为？”
“我是说，咱们应该向前看。”
“这不用你提醒，我早就向前看了。”茉莉强硬了一句，好像要生气，但表情随即又柔软下来。每当看到她这种样子，我都会很伤感——她本是个外柔内刚的人，但却习惯了迁就我。就连现在也是如此。
我沉默了一会儿，茉莉幽幽地、好像自言自语一样说：“看得出来，你是挺喜欢她的。”
“是吧。”
“你一惯喜欢这样鲜亮、稚嫩的‘果儿’。”
“你怎么知道她稚嫩？”
“从睡觉的表情就能看出来。”
“你也很鲜亮……”
“可我从来不想当一稚嫩的人。你当年看走眼了。”
“是你看走眼了，没看出我是个废物。”
“不，那时候我就喜欢废物。”
“这个品味——还敢说自己不稚嫩呐？”
茉莉笑了一笑，也沉默了下去。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无法进行下去了，便问起她“正事”来：“你那么百忙，找我一趟肯定有事吧？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