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邦明
在我的图书馆工作岁月中，对我的人生和事业有过极大影响、又最难以忘怀的人是已故四川省图书馆前馆长彭长登先生。
一
1978年的11月我来到了四川省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了馆长彭长登先生。一个虽满头白发却精神极佳，说话中气很足的老者。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入馆谈话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他一面翻看我的档案一面询问，如字写得如何，学习成绩如何，古汉语的水平怎么样等等。虽轻言细语，我却十分紧张。一是我这个人读书少资质一般，学习成绩自是一般了；二是我虽有工作经历，但却是第一次面对手拿自己档案的领导问话，怕说错话，紧张是必然的了。当时我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至今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谈话中彭长登馆长对我参加图书馆工作表示了欢迎，并根据我所学专业决定安排我去古籍部从事古籍工作，他对我今后的工作既表示鼓励也提出要求和希望，此时我忐忑不定的心情平静了下来，开始认真聆听和思考他的讲话了。时值第一次全国古籍善本书编目工作全面展开，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古籍整理工作，也是为了完成已故的周恩来总理“要尽快把全国善本总目编出来”的遗愿，全国古籍和文物界不仅高度重视，工作开展面广、影响极大。彭馆长谈到了四川省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书编目工作，今天回想起来，他当时的谈话不仅思路清晰、要求具体且针对性极强，是一个颇具图书馆业务工作发展眼光和专业知识的领导干部，这当然是我也成为了一个图书馆专业工作人员以后的认识了。在我的认识中，古籍就是线装书，至于“善本”则是闻所未闻的事了。彭馆长是湖南人，他的湖南口音很多是我听不明白的，至于“善本”之类的专业概念则更是因为不懂而听不明白，但也不敢提问，只有诺诺，做出听懂了的样子，而且表示完全同意。对于自己当时的表现，至今想来，不仅觉得有些可笑，而且还会脸红。经过入馆谈话，对彭长登馆长我又有了新的认识，他是一个慈祥的宽厚长者，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同时也是一个尊重知识，对专业干部有着较高期待，工作要求标准较高且严的图书馆馆长，这也是在我具有了三十多年图书馆工作经历后对他的一个更为清晰不变的认识。
二
在全国古籍善本书编目工作中，四川省图书馆承担了全省公共、高校、文博、科研、党校诸系统的古籍善本书编目业务工作的组织、协调、督导及工作成果的审定汇总上报等任务，工作的繁忙可以想见。此项工作参加单位众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工作成果认定歧义较多，四川省图书馆在进行工作成果汇总时问题较多则是必然的。彭长登馆长是四川省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主任，因此，古籍部就成了彭馆长经常莅临之地。一是解决本馆工作的问题，二是解决涉及全省工作中的问题，发挥好省馆的组织协调作用，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深入相关单位征询意见，督促问题的尽快解决。其时，重庆尚未直辖，该地区的古籍善本不论数量和质量都位列全国前列，乃四川省善本工作之重中之重，他多次赴渝进行工作调研，召开现场会以指导工作，并约请中共重庆市委的文教书记帮助解决问题，促进成渝两地在工作中的通力合作，保证四川省工作的按时完成，国家善本古籍编委会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至今，一些古籍界的资深专家们，对于彭长登馆长当年的工作和贡献无不表示钦佩和赞赏。
古籍善本书的正确鉴定和著录对工作人员的学术水平要求较高，因而工作难度较大，虽然有统一的认定标准和著录规则，但要真正掌握并在实际工作中正确运用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与工作人员个人的学术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彭长登馆长是深谙此道者，他曾多次在部门会议或个人接触中，要求我们多读书，特别是要结合工作进行学习，要有广博的知识，提高工作技能，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这才是合格的图书馆员。我虽然认为他讲得对，但却没有真正体会到，直到工作中出现的一个问题使我对此有了深切的认识。馆藏古籍《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一书，因其没有具体的刊书明证，根据该书的刊印史和本书风貌，多年来一直著录为“元刻本”，到善本编目时仍沿袭旧例。1979年9月，为加强对各省工作的指导，国家编委会南片检查组沈津等先生来馆指导，宋元本是检查的重点，见到此书著录，即要求调看原书，面对原书，他说此非“元刻本”而是日本刻本，依据是该书某卷某页外栏刊有“日本永春刁”几个字，并见诸《日本寮汉图籍善本书目》所著录。翻检二书，果如是。我为之愕然，盖因此书目我曾阅读过，于此则无有发现，真是惭愧至极。事后反思，这还不仅是一个读书不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读书的目的性，即为什么要读此书及怎么读的问题。有趣的是，多年后，我曾将此书给一位较为资深的学者看，探及版本，仍曰“元刻”者，此乃后话了。由是，回想彭长登馆长有关读书必须结合工作，要有较强的针对性的教诲，其重要性可谓不言自明了。其后，我在业务知识和技能上的每一点进步可以说无不与此相关。
彭长登馆长有一个隨身携带的小笔记本，既是读书笔记，也是工作笔记。调研思考，各种数据，大至全省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小至某书某版特色价值，无分巨细，皆记于斯。工作安排，数据精确，要求具体，远近兼顾，环环相扣，目标明确；讲话指导，有理有据，内容翔实，逻辑严密。以至于在当时的具体工作中，面对他的工作要求和检查提问，没有对工作的精心思考和完成中的认真努力，不仅过不了关，还会面对严肃的批评，当时我们真有些怕他那个小本子。甚至在他离开工作岗位多年后，遇见我时，仍翻着他的那个小本子向我询问古籍善本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有时我也做不到完整作答，仍需过后的补充。这还真应了那句老话，好记性真是不如烂笔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那个小本子真是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动笔，勤奋于工作的真实记录，也是他最终成为文化工作战线内行领导者的真实见证呢。我认为，不管社会怎样发展，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动笔，勤奋于工作，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应具有的品质，彭长登馆长一生给我们的启迪作用正在于此。
三
凡藏书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因其建馆历史沿革的不同和古籍藏书来源各异而构成各自的藏书特点，而各馆在古籍工作中大同小异的工作习惯和传统多源于此。最突出的一点多体现在对文献的分等定级上，这是对工作结果而言的。面对各类古籍，虽工作方式相同得出的结论却不同，这是由工作人员自身的业务素养和经验所决定的。而这一切源之于工作实践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要“见多识广”，这是对具体工作而言的。因此，实践第一，是图书馆古籍工作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这些工作技能和经验不是在大学的课堂上能够学到的。读书期间我与古籍有过接触，然于纸张、墨色、字体、版本、序跋等古籍工作所需的知识则基本不了解。通过善本工作文件和相关书籍的学习和老师们的指导，对古籍工作的知识和技能有了了解和掌握，基本能上手工作了，多少也有了一些自信。然而工作却没有那么顺利。一次我完成了一部书的著录，沙铭璞先生审看后问我：“这部书的版本你是依据什么著录的？”我回答：“依据本馆目录。”铭璞先生倒有些幽默：“那就把本馆目录交上去不就行了。”随后，他将本书中的各种版本特征一一指出，“这些就是著录依据，它们在书中客观存在，对版本鉴定有认定作用或参考价值者。”我默然，好像又有所悟。其实一部古籍版本的认定，是诸方面知识综合考察的结果。在我这里那些关于古籍鉴定的知识，则是个别的、拘泥的，彼此没什么关联，实践经验的缺乏，见识极其有限，因而必然不能正确地运用于古籍的鉴定著录之中。如何尽快地适应和做好工作，不知所措的情绪在那段时间里始终有些纠结于心。
1979年10月，国家古籍善本总目编委会南片工作组沈津先生等结束在四川省图书馆的检查督导工作后，将赴重庆、贵州、云南等地检查督导，沙铭璞先生等陪同前往。行前，接到馆里通知，让我也参加此行，说这是彭长登馆长的决定。我一个参加工作不到一年的青年，竟能参加如此重要的工作，因为没有想到，自然是十分激动。行前，彭长登馆长打来电话说，让我参加此行，馆里是从培养年青人考虑，“这是一次很难得的学习机会，要利用好，不要荒废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要靠你们这些年青人。”可谓语重心长。沈津先生和沙铭璞先生都是图书馆古籍界的资深专家，我紧跟着他们，面对各馆展出的众多善本古籍，看他们怎样进行古籍鉴定，记下他们在工作中关于古籍版本各种特征的认定和讨论，同时也反复观摩和比对各种版本的古籍的异同，记下特征和要点，针对一些重点古籍及时向各馆同行进行求教，就工作中的体会进行研讨和交流，并仔细观摩诸馆之特色文献，如重庆图书馆之明清时代珍贵的稿本抄本和名人手迹，贵州省馆所藏何应钦所收集之明代版本的历代兵书，云南馆大量极其珍贵的地方文献。能够如此亲眼目睹和翻阅如此之多的宋元明清时期各种版本的善本古籍，可谓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我则更是如此。真是感受颇深，收获良多。事后，彭长登馆长曾利用来古籍部的机会向我询问此行的情况，我较为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此行的学习体会和收获，他表示满意，并说：“图书馆古籍工作人员应多出去看看、多交流，开阔眼界，这对于充实知识，提高技能是有极大好处的。应注意给年青人这样的机会，对他们的成长是有极大好处的。”这番话对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有着极大的鼓励作用。“善于学习且见多识广”是合格的图书馆古籍工作人员必备素质，这也是彭长登馆长言之谆谆的目的。
图书馆古籍工作有继承性很强的特点，前人的成果即是后人的出发点，多不会另起炉灶。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根据新时期古籍工作的要求，对馆藏古籍进行整编鉴定后，相当部分古籍的版本和文献价值得以重新认定，如张大千藏宋刻本《茶经》，杨昌浚手稿本《同治元年隨军日记》，陈长孺手稿本《花雨楼日记》等，成为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的馆藏珍品。普通古籍库中二十多部符合国家级善本古籍标准的古籍得到确认，这对于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古籍整体质量的提升，是毋庸讳言的。得知这一重大成果，已离休多年的彭长登馆长也为之兴奋，特地来馆调看这些古籍珍品，并叮嘱：“这些发现实属不易，要保护好，应及时上报国家相关部门。”
回顾自己三十余年来的古籍工作经历，如果我还算一个基本合格的图书馆古籍工作者的话，那么1979年彭长登馆长批准自己参加国家古籍善本南片工作组的学习之行则是我一生工作事业最坚实的基础。
两年前的一天，去医院探望住院的老父，在同层走廊与坐在轮椅上散步的彭长登馆长相遇，急趋前问候。此时的彭老虽然记忆很差了，但于我他还认识，并以“家门”相称，握着我的手，问及工作、家庭、身体等，殷殷之情难以言表，每念及此，心绪总是不能自已。
呜呼！逝者长已矣，驾鹤西去的彭长登馆长已是我心中难以忘怀的纪念了。
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 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