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绍鲁
成都！今日与以往已大不相同。新中国成立前成都只有几十万人口，街道狭窄，以黄包车、三轮车代步，行人很少。而今的成都，行人满街，小汽车一天比一天多，高楼林立，少则十几层，多则几十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为发达，扩近郊几个县，大大地增加了全市面积；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兴建地下铁路、地面快车道；双流机场扩建，使成都与国内和国际的交流更为便捷。城乡一体化，成都走在了全国城市的前列，大大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别，使每个人都能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成都地处盆地，气候不冷不热，十分宜人，确实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近年来按中共成都市委统一部署，各机关学校大多建新址于城郊。四川省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前在城守街只有两层小楼，而且与省科教馆合用。最近图书馆新建于天府广场旁。成都在变化，图书馆也在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全市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齐心协力，以现代化、国际化的田园城市领跑全国。省图书馆也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这让我一个一生从事图书馆事业的人深感欣慰。回忆省图书馆发展的历史，不能不想起家父蒙文通先生。
家父蒙文通先生（1894—1968）四川盐亭县人。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国学大师。家父自幼聪慧过人，五岁入私塾受师教，循序渐进。读四书、五经兼及诸子，时至老年犹多能背诵。其伯父公甫（裁成）先生，热心地方教育事业，任邻近绵竹县教谕，倡办新学。1903年，先生到绵竹，就读于县小学堂。1906年，公甫先生任成都府学教授，先生亦随之来成都，读高等小学堂。中学读的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师资中有杨沧白、刘豫波、徐子休、朱青长、廖学章、曾学传、文龙等名师。当时同学有王光祈、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曾琦等人。郭开贞（沫若）后亦自嘉定中学转来，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与先生相遇，还谈到与先生在中学时同一课桌，朝夕相处，或同访书肆之事。1911年先生考入四川存古学堂。这个学堂是1910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仿张之洞在湖北办存古学堂之例而创办的。学堂宗旨是“保存国学、尊重蜀贤”。辛亥革命以后，1913年存古学堂改为四川国学学校。先后担任校长的有谢无量、刘师培、廖平（季平）、宋育仁。先生在校深得经史诸大师之教，学业精进。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成都各界也起而响应。在李劼人主持下，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在5月15日成立。先生的同学和友人彭云生、周晓和、胡少襄、李思纯、何鲁之、穆济波、李晓舫等皆参加。先生下半年来蓉任省成中学（今石室中学）国文教员，1921年与彭云生、唐迪风等名家于重庆联中及重庆二女师任教。在此校任教的先后有张闻天、恽代英、萧楚女等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培养教育的学生中有李承宣（李伯钊）、廖竹君（廖苏华）、雷兴政、郭明清、童幼芫、缪云淑、程德馨等人，后来多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苏华、伯钊同志还参加了红军长征。
在重庆任教期间，先生曾作《近二十年来汉学评议》，廖先见之至为赞赏，虽已偏瘫，犹左书二纸以付之，末云：“文通文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谨献所疑，以待评定。”后得见钱穆先生在苏州第三师范学校校刊发表《先秦诸家论礼与法》一文。先生以其议论能与廖平先生之说相通，虽从未晤面，但喜学术能相知，遂去书盈万言，与钱先生共论学术。此为两先生一生友谊之始。
先生早年受业于清末井研国学大师廖平与刘师培先生，从研究传统经学开始，后来又去南京入“支那内学院”。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先生学佛学，同学有汤用彤、熊十力、吕澂、王恩洋等，均为博学多才之士，相聚谈古论今，均成为博通儒佛的大家。
1937年，因“卢沟桥事变”，先生偕家人由天津返川，居成都，任教于四川大学。先生离天津时，时年四十三岁，便将自己胡须留下，经数十年，须白如霜。先生十分爱惜，遇与人交谈，高兴时必捋须大笑。先生说：“此胡须乃是抗日战争纪念品。”时人因此而称为“美髯公”。惜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毁于红卫兵之手，悲夫！
1941年，时任四川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创立科学教育馆、博物馆、图书馆，力挽先生出任图书馆馆长一职，乃留成都任事，历时九年。
1927年，先生受聘为国立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时该校图书馆工作紊乱，迟迟不能开馆，校长张澜乃邀先生兼图书馆主任。先生到职，立即整顿馆务，不过二月乃秩序井然，遂得开馆，张老见状，慨然感叹说：“蒙文通不仅有学问，而且还有治事之才。”是先生涉足图书馆并不始于1941年。1929年夏，先生赴金陵践师门五年之约，遂留任中央大学教授，与同系著名学者柳诒徵教授相善，时柳氏兼长江苏国学图书馆，柳弟子范希曾任职馆中，因工作之便作《书目答问补正》，以其经部稿请益于先生，先生随阅随批四十余条。但其书尚未刊布，范氏遽以肺疾夭逝，翌年柳氏斥馆金印范书，亦并先生批语入之，而冠以“蒙案”。近世学者见之叹为精审，深佩先生学养深厚。然先生不治目录学，亦不乐为校勘版本之事，但因学识渊博、读书多，故对目录校勘有其独到看法，他曾说：“校勘一事，如清人那样专治校勘学者，是不会成功的。必治此学者才可校此书，若专从版本或类书下手，是用处少而害处多，所以清末有反对校书的说法，认为‘校书而书亡’，是有道理的。”郭有守之所以力挽先生出长省图，可能是有闻于这些赞誉吧！先生在省馆任内能做出一些成绩，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图书馆面积很小，只占两层楼房的一层。有四间办公室，馆藏图书大概只有五万册。类别有中文图书、外文图书、古籍、中外文期刊、报纸等。图书馆开放两个阅览室，一是普通阅览室，一是期刊、报纸阅览室。共计一百个座位。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城市，图书馆虽小，但看书的人不少。当时正值抗日期间，国家经济有限，出新书甚少，因此图书馆买新书不多，工作人员只有二十多人。
具有特色的是先生任馆长后，成立了研究辅导部，由先生亲自指导，就馆藏开展一些古文献之校勘工作。数年之间校勘达二十余种。工作人员多系先生学生，或有专长之士（钱伟长先生夫人孔祥瑛女士亦作校勘工作。钱先生去美国留学，便将夫人托先生照应。20世纪70年代孔女士还由北京来成都看望我的母亲）。又创办《图书集刊》，为图书馆不定期刊物得。共出九期，约七十余万字。
先生认为，作为一个省的图书馆，不仅应该作好图书流通为群众服务，同时还应当利用图书众多的条件做一些与图书有关的学术性工作，主要有：对重要古籍进行校勘，对有价值的已佚古籍进行钩稽，探寻缺佚要籍或要籍逸篇等。曾有人以馆藏善本相询者，先生笑而答曰：善本岂易得哉，余惟坐其间新勘善本耳！这是更高一级的为大众服务，而且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否则是不会有成效的。据我所知，在他任内，领导馆中同仁校勘古籍达二十多种：有《公羊传》、《穀梁传》、《仪礼》、《周礼》、《尔雅》等，此皆为四川大学整理原尊经书院刻板而作。又校勘《晋书》、《宋书》、《齐书》、《陈书》等七史，以此皆系宋眉山刻本，为蜀中重要文献之故。另又校勘《史通》、《文心雕龙》、《法书要录》、《说苑》、《新序》、《古今注》、《博物志》、《古今书评》、《新语》、《老子翼》等，然除其中五种有“校记”载于《图书集列》外，余皆仅存校勘记，其稿不知今尚存否？要籍逸篇之公布则有钱穆先生提供之《章氏遗书逸篇》，钱氏且撰有《记章氏遗书》，以述其所得二十二逸篇皆近世章书刻钞本所未见者。1956年古籍出版社（北京）重印章氏名著《文史通义》即据《集刊》所载以补所缺。前数年中华书局印行严君平《道德指归论》，《正统道藏》仅存下卷，上卷早佚，即据《集刊》所载上卷辑佚以补。其他尚有四川大学华忱之教授所提供顾炎武遗书《蒋山傭残稿》，且附华氏所作《校录》，载于《集刊》第六期，则异日之印顾集者当亦必用此稿。又刘咸炘先生著《道教征略》，刘氏逝世十余年既未整理，更未刊出。先生治道史，乃请其哲嗣暨弟子理出以载于《集刊》，自近年道教研究兴盛，该书一再翻印，亦皆据《集刊》。
1945年后，先生转治道家言，更进而读《道藏举要》，得见唐初道士成玄英有一“重玄”理论，所谓“重玄”盖据《老子》首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更取佛家“中观论”双遣二边而取中道之说，推衍阐述以诠释道家之“道”（最高原理），颇有理论意义。近世学亦认为此重玄学说“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作为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之本体”，“实为道教（道家）理论上之一大突破。”（见汤一介文）使道教理论从初级的炼养方术上升到高层次的思辨哲理。然成氏所著《道德经义疏》唐后即遗佚，重玄之学宋后亦绝，先生见《道藏举要》中强思齐《道德经玄德纂疏》、顾欢《道德经注疏》并多引成说，乃辑其遗文，参合他书，除其重复，而《成疏》遂得完籍，又校以罗振玉《古籍丛残》中罗氏疑为梁道士孟智周《老疏》者，及细校核，乃知即为成书，虽仅存第六十一章至八十一章，以与辑文相校，知辑文不佚一字，而敦煌写本乃脱误累累，乃定所辑字字皆从唐出。乃校《成疏》既竟，见《成疏》所用《道德经》文，与强、顾诸本多不合，乃更取《老子》异本数十种校之，最后乃定唐遂、易二州龙兴观《道德经碑》与成大合，而遂州碑为主，偶有异者则显取易州，而《成疏》所用经文亦得其全，而校《经》之功竟远过校《疏》。校书虽学问之余事，然亦非轻易可成。钱穆先生时寓成都，见而叹曰：有清二三百年间所辑佚书率多残逸，何意今日竟得全编，非治学精勤者曷能获此！书成获当局专欵用连史纸石印线装，由先大父手书药纸渍石，彭云生先生署封面《老子義疏》，扉页由谢无量先生书内书签《道德经义疏》，次由杨润六先生摹绘宋李公麟《九歌、国殇》图，背面篆书：“抗日战役期中，校辑《老子成疏》，竣工之日，适逢胜利，唯兵不祥，群生刍狗，奉愿国殇毅魄，早证三清，并祷永弭甲兵，天下安泰”。盖以此精品奉献给抗日战争英雄，祈祝烈士英灵早证三清，并祷从此天下太平。与《成疏》同时整理辑出的相关道书还有：李荣《老子注》、《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老子指归论）拾遗》、《〈老子河上公注〉校本》、《〈老子王弼注〉附〈音义〉校正》、《遂州本〈老子〉校文》、《老子章门》，共计八种。先生另撰写长达二万余言的《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除论述辑校《成疏》等书的经过，更多论说重玄理论的兴起、流传及其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和其在学术上的影响。虽这些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发布之初，由于当时的环境，在学坛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反响；60年代东瀛开始有学者注意及此；70年代台湾的广文书局翻印了《成疏》，看来是应读者的需要了。在大陆，则是到80年代随着道教研究的兴起，重玄学渐渐成为道教研究的一个热点，以至2002年在陈鼓应主编的《道教文化研究》中竟还出了一期《玄学与重玄学》专号，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较先生有所发展，而先生也为学林被以“重玄学研究开创者”的美誉（见《中国文化报》1996年9月15日），先生道家作品也被誉为“树立了利用敦煌道教经卷的崇高典范。”若先生于地下而有知，也当感到欣慰的。
在辑校《成疏》八书之后又校理了宋代道士陈景元的《老子注》和《庄子注》，陈氏把重玄学更向前发展了。同时又辑校了《王介甫〈老子注〉佚文》、辑校了《老子征文》。以及整理清代蜀中道士张清夜的《阴符发秘》。先生先后辑校的这些道书，2001年整理编辑为《道书辑校十种》，总计八十多万字，加上在“十年浩劫”中所损失者（上面所提到的有目无书者），显然在百万字以上，都完成在1945年到1949年的四五年间，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先生那时还要担任川大、华大两校的课务，时间很紧，因此，这些作品的钩稽辑编虽字字都是先生手定，而抄缮誊录之劳则多半都是馆中同仁共同承担，有的作品校改数次，则同仁的辛劳就更是不言而喻。但这些参与者现可考知的只有张蕴华、田明谟、冯璧如三人，实际参与者绝不止此。祖国的传统，旧时刻书，其镌刻者、校字者多常常留名于书的末叶，尽管他们所做也都是分内工作，但仍然是不应当被忘记的。而今天却多已不可考知，实在是抱歉得很，只好在此一并致意了。
1949年4月，先生辞去省图书馆馆长职务，仍任教于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只任教华西大学。1952年调整院系，乃合入川大。
1964年秋，越南河内综合大学陈国旺来函致先生并徐中舒、邓少琴先生，请教越史问题，先生以其事涉国际，不能以自己所知随便答复。于是深研越史，始见近世国际之言越史者，颇多奇谈怪论，而且涉及中国领土，先生遂一一进行研究并加以批驳。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先生被点名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但先生白天被迫“劳动改造”，夜晚归家仍继续其越史研究，历时四年，始成初稿，1983年，整理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海内外高度评价。
先生性格开朗，善言谈，喜交游。不但喜交朋友，爱护学生，就是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也一视同仁，所以许多和尚、道士也和他有交往。喜与朋友在公园茶社聚会。在北京就是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在成都人民公园鹤鸣茶社、二仙庵。喜与朋友共餐。先生不但善点菜肴，且连餐厅厨师也多与他相识，每吃饭必敬主厨，以示尊重。先生风趣幽默，与人交谈，经常是惹人哄堂大笑，真是谈笑风生！
先生数十年未离讲席，诲人不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在省图任内，据说也培养了十人登上大学讲堂。终身从事经史研究，遗稿经整理为《蒙文通文集》六卷：《古学甄微》、《古族甄微》、《经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书辑校十种》都先后出版，给后人留下丰硕成果。
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大学任教。先后执教于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以四川大学任教时间最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学术委员。
1956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先生致函先生称：科学院已与高教部商妥，调先生到历史研究所作研究员，家居北京或成都皆随先生之便。但先生因父母双在，迁移不便；且成都熟人多，居家能随心意，故迟迟未去北京，未调离四川大学。
先生病逝于1968年。初病，我陪他去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张澄庵先生处，从医院出来先生要去杜甫草堂，时天气阴冷，寒气逼人。先生直奔草堂南门，门前有大树两棵、一池清水，先生立于池旁，沉思长叹，良久始归。
1965年，我由北京图书馆调来四川省图书馆。工作二十余载，无所成就。现年已九十，言不达意，力不从心。略述于此。
副研究馆员（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