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的问题和困难要有灵活的思路，不受原来规矩的局限，要有衡量利弊轻重的过程才能使难题得到巧妙地解决，达到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规矩。按照规矩办事是理所应当的事，但规矩是经验的反映，是人在不断探索中得到的共识。所以相对于墨守成规而言，新的探索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只要这种探索是合理的、是对人有益的，是能解救危机的。
做生意必须手腕活络，不可固守成法。胡雪岩帮助王有龄解决运送漕米时采用的就地买米的办法，就是打破常规，推陈出新的典型例子。
漕运，就是将在江南稻米之乡征收的稻米由运河运往京城，以供应宫廷用度及京官的俸禄。因为这些稻米都由运河北运，故而称为漕米。漕运水路南起杭州，北抵京师，全程两千多里。依照定例，漕船必须至迟于每年二月底开行，启运太迟就会影响下一年的漕运。漕米征收是各地州县的公事，征多征少也有定例，但漕运积弊已久，主管漕米征收、解运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漕粮一事实际上已经成为各层官吏盘剥小民百姓的“黑”路。
按当时的做法，朝廷征收的数量按户口摊派，一般情况下不得增减，而朝廷也不负担运输费用。这样，漕运的耗费，各路人员的好处，自然也都出在小民头上。征收漕米时，各地州县往往将运输费用、想得的好处加征在老百姓应交的数量之上，这也就是所谓“浮收”浮收”额度至少在规定额度的一半上下，也就是本来只需交纳一石的，却要交纳至少一石五斗。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半的能上能下”才有了各层官吏的利益均沾。
王有龄坐上浙江海运局坐办的位置，一上任就遇到运送漕米的公事。只是浙江的情况却有自己的特殊性。浙江上年闹旱灾，钱粮征收不起来，且运河淤积严重，河道水浅，旱季甚至断流，没有办法行船，因此浙江漕米直至九月还没有启运。同时，浙江负责运送漕米的前任藩司椿寿与抚台黄宗汉素有恩怨，被黄宗汉抓住漕米没能按时解运的问题狠整了一道，以致自杀身亡。到王有龄做海运局坐办时，漕米由河运改海运，也就是由浙江运到上海，再由上海用沙船运往京城。现任藩司不想管漕运的事，便以改海运为由将这档子事全部推给了王有龄。
漕米是上交朝廷的“公粮”每年都必须按时足额运到京城，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里的官员就没好日子过，所以，看来不大的事情却关系到官场的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因此，王有龄自然不敢怠慢。而江浙因为漕米欠账太多，再加上由于河运改了海运等于是夺了漕帮的饭碗因此不愿出力而导致运力不足。漕帮与官府就形成了鱼死网破的局面，你不让我吃饭我就让你丢官。
王有龄请胡雪岩帮忙，胡雪岩巧思妙计就化险为夷。胡雪岩认为朝廷要米，看的是结果，并不管你的米是哪里来的，各地的米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只要能按时在上海将漕米交兑足额，也就算完成了任务。既然如此，浙江可以在上海买米交兑，差多少就买多少，这样省去了漕运的麻烦，问题也就解决了。
但凡不合常规的事情都要更加小心为事才好。这个妙计之中就有几个必须要注意的环节，胡雪岩也一一阐明，还帮其分析了利弊。
第一，要能得到抚台认可。买米抵漕粮是违反朝廷规制的，认真计较起来也是罪行一桩。但此时的府台与王有龄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利益攸关，要是没有按期交足米粮也是一起倒霉。所以应该问题不大。
第二，要说动浙江藩司挪用现银做买米之用。这也是不按规矩办事的，甚至可以说是擅作主张，玩忽职守了，不过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只要抚台同意，做下属的藩司也不能怎样。
第三，要能在上海找到一家大粮商，肯垫出一批漕米补出买米不足的差数，等浙江新漕运到后再归垫。虽然说一般商家是不愿意做先卖出后买进的生意的，违反规则不说漕米的成色也不好没有盈利的空间，但只要有现银贴补差价，自己不吃亏，给官家帮忙要眼光放长远些以后生意保护也方便些，所以总的说来还是可以的。
胡雪岩的三点提醒很重要，也很能解决问题，能够按时足额交兑漕米，能为浙抚台分忧，为王有龄在权场铺了路，一举多得，唯一不太完美的就是要花上几万银子以保事情顺利进行。不过与没完成任务被朝廷治罪相比这点银子花的太值了。
严格说来，就地买米，解决麻烦并不是通常意义的做生意，但从这里我们却看出来胡雪岩遇事思路开阔、头脑灵活能随机应变的本事。在他的观念里，与其干着急不如新事新办。既然浙江的困难是特殊的，那就要拿出特殊的应对办法。光在原来的思路上发愁是没有用的，情势不同还可以有新的运作方式。
由此可见，面对新的问题和困难要有灵活的思路，不受原来规矩的局限，要有衡量利弊轻重的过程才能使难题得到巧妙地解决，达到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
做事会算计是成功的保证。不会算计的人，一定是做到哪儿算哪儿，成败全凭自己的运气，很容易功败垂成。因此，做事一定要有一个运筹、谋划和权变的过程，这个过程通俗地讲就是算计。算计并不是阴谋，只是做事所需要的技巧，是人们为达到成功所采取的正当手段。算计使我们更具魅力，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做到潇洒自如、游刃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