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
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
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
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
《挺经》原典
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势，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原典精译
龙蛇，就是讲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保持情操高洁，就是伸的一方面。谦逊礼让，就是屈的一方面。此诗讲害怕行高于世，必被伤害，所以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
大凡有血气之性的人，都会油然生出想超过他人的念头。他们讨厌卑下，追求高位，讨厌贫贱而希图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是世人的常情。而普通人中间的那些，大都常常是终身沉寂，悄悄退守。难道他们跟一般人天性相异吗？事实上他们是看到了大的方面。而知道一般人所争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自从秦汉以来，直到今天，所谓达官贵人，哪里能数得清呢？当他们高居权势要职时，举止仪态从容高雅，自以为有超过他人万倍的才智。但等到他们死后来看，就跟当时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浑浑噩噩地活着又死去的人，没有什么不同的。而其中又有所谓依靠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也自以为有超过他人万倍的才智。但等到他们死去来看，他们跟当日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浑浑噩噩地活着又死去的人。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既然这样，那么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虚名的人，自以为自己文章蕴含高深的义理而地位显贵，因而毫无愧色地自认为高明，而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浑浑噩噩的执劳役供使唤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一样，都将要同归于尽，而没有丝毫差异，难道不让人感到悲哀吗！
古代的英雄，胸怀都很恢弘广大，事业规模宏大，而他们教训与告诫子孙，总是显得恭谨慎深，身体如同鼎一样稳固。依仗贵重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气；以威望加于人，人不讨厌。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声色嬉游之类活动，不应该让他们太过度了。赌博酗酒钓鱼狩猎，这一切都不要他供身体享用的物品，都有规定。奇异的服装玩物，不应有太大兴趣。应该适宜地多多引见佐吏。与他们相见次数不多，他们与我就不亲近。不亲近就无法了解他们的心情，不了解他们的心情，又如何知道各类事情呢？这几位先生，都具备雄才大略，都有经营天下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孙，都是意旨简约，从卑微处着想，收敛抑制自己得很厉害。
智慧解析
一、为建军移师衡州
为了远大的追求而暂时退避三舍的忍耐，那是有远见的作为。曾国藩初到长沙办团练的时候，按照清朝常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负召绿营兵的训练等事务，团练大臣只能管辖团勇，对地方绿营军营务根本无权过问。可那湖南提督鲍起豹很是无能，将绿营兵交给塔齐布统一训绸，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非常严格，风雨烈日，照常操练，这对于那些来自田间地头的乡勇来说，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大烟的绿营兵，却无异是一种“酷刑”。于是，副将清德拒不出操，根本召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提督鲍起豹也与清德一起与塔齐布为难寻衅。
绿营兵与湘勇一起训练，绿营兵战斗力差，颇被湘勇看不起，而湘勇的月薪高出绿营兵二三倍，又为绿营兵嫉妒。因而兵勇之间常发生磨擦。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斗。。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加约束，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样一来，绿营兵更加嚣张了，竟然整齐队伍，带着武器，鸣号击鼓，包围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才幸免于难。然而，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在一把火烧了参将府，又一窝蜂似地拥曾国藩的官邸，扬言要杀曾国藩，并打伤了曾国藩的好几名卫士。
曾国藩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驻在隔壁的骆秉章早就听到了曾公馆发生的事情，可因对曾国藩在办练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官非绅、自以为是非常不满，想借此教训教训曾国藩，所以便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救，才不得不出面。但此时的骆秉章并没有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营。事后骆秉章对此事想不了了之，还暗中指使人散布说，是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完全是咎由自取。
曾国藩知道自己目前尚扳不过骆秉章、鲍起豹和绿营。他已逐渐清醒地看出，长沙不是做事的地方。官场暮气沉沉，绿营腐朽透顶，他们自己什么正事都不干，而别人要干事，则又是嫉妒，又是掣肘。漫说建不成新军队，就是辛辛苦苦建起来，不久也会被绿营的恶习所传染。必须离开长沙！曾国藩给皇上写了一份奏折中，提到衡州一带地方混乱，想到衡州查办土匪。
假如曾国藩当时不能忍下争强好胜的躁动之心，暂时躲到衡州练兵，而是继续留在长沙与绿营斗下去的话，也许就很难实现自己练成“曾家军”的愿望了。
二、为筹饷舍名代奏
曾国藩移师衡州后，最让他头疼的就是饷银，当时衡州城里的几家大豪绅、大商人都不愿捐款，曾国藩为此事十分焦急。一天，彭玉麟告诉曾国藩说，衡州首富杨江愿意带头认捐，条件是让曾国藩为其上奏皇上，准许为其祖父杨健在原籍建乡贤祠。对于这个条件，曾国藩不由得沉吟起来，因为他对杨健的情况是清楚的。杨健是衡阳人，嘉庆年间进士，官至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在衡州病逝。衡州籍京官欧阳光当时就奏请建乡贤祠。道光帝因杨健在湖北巡抚任上贪污受贿，官声恶劣而严斥不允。曾国藩也讥嘲欧阳光的孟浪。现在却要自己出面，为贪官杨健申请。曾国藩思虑再三，同意为其代奏。
对于一向好名的曾国藩为了创建湘军，能够大违心愿地为贪官请名。然而，当时曾国藩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为杨健请名的奏折，竟然引来了朝廷的严厉斥责：“前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轻信一面之辞，为革职降级业已亡故之前湖北巡抚杨健请人乡贤祠，实属大干律令，部议革职严办。朕思曾国藩将统率湘勇北上剿贼，改为降二级留用。钦此。”曾国藩对朝廷的这道圣旨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即使那份奏请完全不当，也不至于受如此重的处分，不过，令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由于自己的代奏和因此而受到朝廷的斥责，使杨江极为感动，此后他不仅自己带头认捐，而且积极劝说其他富户商贾捐款，使曾国藩很快就筹集到了二十多万两银子，暂时缓解了募勇和洲练的燃眉之急，总算不负曾国藩“忍名代奏”的一片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