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文艺的确能帮助他们“刷存在感”，但即便是圣西尼，在流亡的处境中也不得不屈从于生活的残酷压力。更大的恐惧源于写作这一职业本身。B在诗集里读到了居伊·罗塞的诗，那是法国的一位二流诗人，在年法国沦陷后失踪，没有谁知道他的下落，朋友们遍寻不着，签证下来后就都忙着去美国了，“个个忙于找个安全的地方”。正如明末士人好说宋末光景，那一代法国遗民文人的境遇，在智利的流亡文人看来，处处预警他们的命运；读一个被人忘却的人的作品，作为同行的你怎能不心有戚戚：焉知自己的作品会不会也有沦为“遗作”的一天？不论罗塞是否善终，他究竟都被人忘却了。在另一篇小说里，波拉尼奥更是虚构了一位名叫勒普兰斯的三流法国诗人，他在沦陷期搭救了一些比自己优秀的作家，换来了继续书写蹩脚诗歌的名誉资本。
作家必须要出版，靠市场的力量来证明创作的价值，而流亡的环境一方面增加了出版的难度，另一方面增加了作家对“泯然众人”的恐惧。波拉尼奥虽然从岁才开始出版作品，但他对这种困境一定早有体会。物伤其类的感觉贯穿于所有这些小说之中，有时体现为思念（《恩里克·马丁》），有时体现为感激（《戈麦斯帕拉西奥》），有时只是天涯沦落人之间泛泛的同情（《毛毛虫》），有人死去，有人消失，有人依然在为理想挣扎着写作，波拉尼奥从不描写他们内心的痛苦，他收笔总是很急，镜头总是在睹文思人、触景伤情的一刻匆匆转换。
如若聂鲁达那种狂傲是对困苦的有意回避，无足可观，真正高致的文人境界又当如何？我想，那必如王静安所说“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必须深品人生况味而不得失萦怀。波拉尼奥在末篇《邀舞卡》中自问自答：“我这一代智利人是勇士吗？是的，是勇士”，沉抑了一整本书之后，读到这句话感觉很突然，细想之却也不为过。相对于聂鲁达的全然不入，那些籍籍无名的流亡者入人生入得太深，深到杯酒相对默默无言，深到死于纯粹的厌世和伤心，像那位诗人恩里克·马丁一样，死时留下一串无人能索解的数字秘符，而无一句怨天尤人之语。死于伤心，在波拉尼奥看来远远高于死于政治暴力，或死于那些有塑像效果的壮怀激烈。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可算是勇士。
十四篇文字，波拉尼奥完成了起跳前的下蹲——他用这本消散的、惆怅的、寂寥的书给更具野心的作品清理出场地。每一个故事抵达结尾，我们会发现，注意力已被作家带离了出发地很远很远，几乎回不去了，我们就这样被他抛在了半路，落入了与剧中人相仿的四顾茫然的境遇里，我们被迫去他的下一本书《荒野侦探》里寻找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