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人因此将文学视为避难所，一个与现实隔离的安全地带。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在早期的两篇“非演讲”中，卡明斯用十分简约的语句概述了他“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童年经历：家庭给了他良好的诗歌熏陶，让他自由成长，自由想象，但入学后，老师们就用道德化的诗学来束缚他的头脑，强调诗歌有好有坏，引导学生归纳诗的“意义”。孩子们遵嘱去给诗确定“意义”，“一首好诗能起到好的作用，坏诗则碌碌无为”，与之相应的是各种社会化的规训，逐一削去异状，以便他们顺利成长为三观正确的成人。
卡明斯连续引用布莱克的句子，说，我们应该一直为个体，而不是世界祈祷，又说，如果要行善，就要具体而不要笼统，否则就是虚伪；他近乎无节制地颂扬个体主义，显然深受美国诗歌鼻祖惠特曼的熏陶。时光飞逝，诗人从哈佛大学毕业，在回顾那段经历时，他特别提到一本《日晷》杂志，说它是几个“英勇的个体”、高尚的冒险家完成的事业。而现在，“冒险家”们仍然在受到惩罚，美国知识分子里的学阀、“黑帮”拼命扼杀创造者的自由。
诗人与凡人的区别，简而言之，就是创造与非创造的区别：诗人求异而凡人求同，诗人涉险而凡人趋利，诗人以忠于自我为底线，凡人则借从众得到安全感。卡明斯还点出了一个区别：创造行动是诗人无法逃避的当务之急，“反之，非创造者们必须使他们自己满足于如二二得四这样仅仅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凡人无趣，因为他们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且轻易地活在成见和道听途说之中；他们只能看到有形的客体，听到能听见的声音，仅仅关心人类以外的事物功能性的一面，接受所有被传授的规则而不加质疑，听任自己变成机器上的零部件。有趣的人必须具备想象力，他们无不对个性化有着近乎强迫性的追求，能在平常的景观里找到不满、感动或大喜大悲。
一流的诗都不是“写”出来的。诗人不只是说出他要说的而已，他要在他的自我——他那个无时无刻不在被拷问、被震撼、被补充、被营养、被捶打、被棒喝的自我——之中切取一块，填塞进去，如同将真话漂流瓶丢进大海一样，邀请陌生人的响应。兰波、魏尔伦和波德莱尔变成了时代的反义词，枯守着自己的孤独却又不能放弃，因为，真正的诗人都是不得不表达的，写诗是最理想的表达方式，而且，他们也绝不能容忍自己言人所言，见人所皆见。当卡明斯进入第五第六讲时，他几乎不再回忆了，而是让听众大量地听读他得意的十四行诗。他陶醉在孤傲的自我之中。墨在纸上化开，我们恍然大悟：之前那些成句的散文式回忆真不是他擅长的声音。
人啊，都去做自己吧，都去用自我去反对众人，抵抗规范，抵抗国家和它赖以维持的各种俗见吧！你未必要写诗，但一定不能自甘乏味，那是一条黯淡的死路，而多数人都在那上面幸福地行走。当你意识到自己面目可憎的时候，就去看看演讲台上那个诗人，他骨骼清奇，正出言挑衅你呢：
我的演讲达到高潮了，“而从你们的角度，十有八九却已濒临厌倦——让我自说自话地假定这厌倦还不是由来已久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