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招牌菜，自然非武昌鱼莫属。“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主席的诗句，为它做了活广告。武昌鱼就这样一下子跳进了龙门。众所周知，毛主席多次来武汉，有两大爱好一直没有变：其一是横渡长江，其二则是吃武昌鱼。看来水性好的人，必然爱吃鱼。但光爱吃还不行，能写出诗来才算真本事。
真实，毛主席的这两句诗，化用了三国时期东吴的民谣：“宁饮建邺水，不食武昌鱼。”东吴（公元222—280年）共经历四位皇帝，先建都武昌（湖北鄂城），后迁都建邺（江苏南京），又还都武昌，再迁建邺。一直在武昌、建邺两地荡秋千，所以才有了横向的比较。这首民谣，肯定是赞成定都南京的派别所传唱的。反对派听了会怎么想呢？我估计会撇一撇嘴：武昌毕竟有鱼吃，长江下游的南京呢，恐怕只能喝白开水了，傻瓜才会这么选择！且不论孰是孰非，至少能看出：武昌鱼在一千七百年前就出名了。武昌和南京的关系，在东吴人眼中，有点像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只能狠下心来取舍。
为武昌鱼写过诗的，还大有人在，而且基本上都持赞美的态度。北周的庾信，把那首偏激的民族给“平衡’了一下：“还思建邺水，终忆武昌鱼。”唐朝的岑参，寄托了远方的思念：“秋来倍忆武昌鱼，梦魂只在巴陵道。”宋朝的苏东坡，有美食家的超常嗅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而范成大则体会到一种挽留：“却笑鲈江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元朝的马祖常，更是刻意提醒：“携幼归来拜丘陵，南游莫忘武昌鱼。”明朝的何景明兴致颇高：“此去且随彭蠡雁，何须不食武昌鱼。”另一位汪玄锡，思想则复杂一些：“莫道武昌鱼好食，乾坤难了此生愁。”……李白来过武汉，估计也曾拿武昌鱼下酒，只是他登黄鹤楼时，读到崔颢的那首“昔人已剩黄鹤去”，长叹一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要不是崔颢把他给“镇”住了，他没准会给武昌鱼留一、两首诗呢。
据武汉女作家方方讲解：“这些诗词中所写到的武昌鱼，只是泛指武昌的鱼，并非特指哪一种。直到1955年，武汉的鱼类专家才将‘武昌鱼’归到一种名为‘团头鲂’的鱼身上。而那时武汉人早已知道团头鲂味道鲜嫩，脂肪丰富的价值了。”这种特指的武昌鱼，并非武昌本地所出，而是产于湖北鄂州市（即古鄂城）的梁子湖。但有那首民谣为证，三国时期的鄂城便叫武昌，把梁子湖里的团头鲂命名为武昌鱼，也没什么错。
因为这些典故，武昌鱼在我眼中变得神秘了。而湖北鄂州市的梁子湖，而更为神秘。它才是这一系列名诗佳名的真正发源地。我没去过鄂州，无法想像梁子湖是怎样一片水域，孕育出游泳于千百年历史中的武昌鱼。
今天的武昌，多多少少借了一点武昌鱼的光，借了一点古代的鄂城、那另一个武昌的光。许多中国人都还误以为武昌鱼，必然是流经武汉的这一段长江所特产。他们借了。当然，现在人工养殖技术这么发达，武昌鱼离开了梁子湖，一定照样能活，照样能生长、能繁衍，味道也不见得真会变差；武汉的酒楼饭肆作为主打菜隆重推荐的武昌鱼，又有多少确实是从鄂州的梁子湖里打捞出来的？
但要替大名鼎鼎的武昌鱼寻根，就不能不提那名不见传的梁子湖。它的根，在梁子湖，在一千七百年前的民谣里，在容易让历史失迷的烟波中。武昌鱼，原本是湖鲜而非江鲜。
在我意识中，武昌鱼就必须是由梁子湖的湖水养大的，才会有原汁原味。否则，只能算作赝品，或冒牌货。
我梦想着去一趟鄂州，在梁子湖畔，点起篝火，支起铁锅，灌满湖水，炖一条最信得过的武昌鱼来吃。它当然是我亲眼看见渔民从湖里钓上来的。在那样的氛围中，我没准也能为武昌鱼写出一首好诗。你信不信？
湖北的朋友古清生，来北京，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武昌鱼。我听着听着，快流口水了。他说吃武昌鱼必须亲临梁子岛，岛人云“黄山归来不看山，梁子离去不食鱼”；武昌鱼原生在梁子湖，冬季游到樊口的长江回流处避寒。俗称团头鳊，缩项鲂。武昌志载：鲂，即鳊鱼，又称缩项鳊，产樊口者甲天下。是处水势回旋，深潭无底，渔人置罾捕得之，止此一罾味肥美。今鄂州旧时称鄂城，鄂城又古称武昌，梁子湖位其西南，有水面积六十万亩。梁子湖通长江处为樊口，樊口水势回旋，有大小回流之分，“在樊口者曰大回，在钓台下者曰小回。”（《武昌县志》）唐代元结有歌：“樊口欲东流，大江欲北来，樊口当其南，此口为大回。回中鱼好游，回中多钓钩。漫欲作渔人，终焉得所水。”歌中所说的“回中鱼”，即武昌鱼……
古清生还讲授了武昌鱼的三种吃法：清蒸，精炖，和晒干腌制。但清蒸运用得更为普遍：“鲜武昌鱼一毛，去鳞、腮和肠肚，在满月般的宽体上遍抹油盐，腹内填肉末与姜葱，装盘置锅上清蒸即成。清蒸武昌鱼较能保持武昌鱼的鲜嫩度，是一种原味的吃法。”方方也说：“武昌鱼的吃法以蒸为主，鱼必鲜活，一次放料，一气蒸成，原汁原味，滑嫩爽口，清香扑鼻，的确是一道极诱人的好菜。”估计毛主席所吃武昌鱼，也是清蒸的。
武昌鱼因为这位大人物的点评，在当代名气更大了。武汉的其他特色菜肴，跟它相比，都只能算小菜一碟。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自故乡南京赴武汉读大学，乘轮船溯长江而上，应该算放弃建业水、投奔武昌鱼。可在那四年间，我终究未尝到武昌鱼到底什么滋味。原因很简单：囊中羞涩。穷学生，口粮之余，稍有点零钱，还不够买书的。吃腻了校园的大食堂，想打牙祭，顶多就是鼓足勇气去老通城吃一回豆皮。1958年，毛主席在这家老字号吃了豆皮，赞不绝口。不知武昌鱼他是否也在这里吃的？我吃着豆皮，旁边的一桌，正端上一盘武昌鱼。唉，我也只敢偷看一眼。别说武昌鱼了，小桃园的瓦罐鸡汤，当时在我眼中都是奢侈品。
在武汉生活四年，没吃到武昌鱼，不能说不算一种遗憾。可有什么办法呢？那毕竟是我生命中食无鱼、出无车的阶段。长铗归去兮！
后来我移居北京，离从小喝惯的长江水远了。有一年五一节，文坛老字号刘心武，在他寓所对面的九头鸟餐厅，邀一桌同行小酌。我也有幸列席其中。九头鸟是湖北菜，火暴京城。我正听张颐武、邱华栋等高谈阔论，服务员端上一盘香气四溢的清蒸鱼，我的注意力立马就转移了：这不正是武昌鱼嘛！让他们聊他们的，我且伸筷子，直奔主题——好吃呀。在武汉与武昌鱼失之交臂，想不到它也会北上，从茫茫人海中寻找到我。它是怎么游过来的？
作为对武昌鱼迟到的敬礼，我连喝了几杯二锅头。尽在不言中。只有我觉得自个儿在跟武昌鱼对酌，别人，一定以为我在自斟自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