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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告诉你作家是这个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职业之一，恐怕你会相当惊讶。我再告诉你，这是真的，连加西亚·马尔克斯都认为“写作是自杀的职业”。一个作家比一般人更容易被故事所诱惑，最可怕的是他久久地不能从故事里走出来。他被故事绑架了，他被故事撕票了，就是这么回事儿。
实际上一个时期以来，我对选择作家这个职业追悔不已。这样的情绪缘起于我那次北京之行。我去北京前刚做了一场新书签售仪式——在那个仪式上，我签到手软。我写的故事越来越被市场所认可。毕竟啊，美女作家，官场小说，漫不经意的表达方式，似是而非地针砭时弊，样样都能出彩，想不让读者喜欢都不容易。签完之后，我去看我文学院的老师，还没说几句话，他就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我刚出的小说集不满地说：“你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明白，虽然小说是讲故事，但故事不一定就是小说。”他把小说集嘭的一声扔在我面前的茶几上：“从原始人那个时代起，人们就会讲故事了。编一个故事，把各种小说元素掺进去爆炒一下，这就算小说了？那种低级的故事说来说去，隔靴搔痒，都是些盗版的生活。”我从幸福的峰顶一跤摔下来，心里真是洼凉洼凉的。老师一向对人说话不好听，但是这么严肃地对我还是第一次。看来他对我的不满已经远远地越过了边界，泛滥成一股洪流了。我诺诺而退，站在北四环那条从老师家出来的路上，禁不住悲从中来。谁不想要正版的生活呢？这个可恨的浮躁的世界……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世界不是我写好故事的必要条件，但却是我写坏故事的充分条件。作家应该走在时代前面——不过这也难说，如果碰巧活在当下，你走远了那你不是比时代还浮躁了？如果你走在了时代后面，就只有复制人家的生活，毕竟没有几个作家是伟大的先知嘛。
老师让我学我们那些先辈们，下去体验生活，或者是去找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来到鄂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县挂职当副县长，并在这里“找到”了很多故事，包括刘万福的故事。
其实后来在我被刘万福的故事弄得进退维谷的时候，我想，我干吗一定非要去关注刘万福的生活呢？那种关注已经超出了一个小说家的边界，让他与我的生活在某些方面重叠。说实话，我被这个故事俘虏了，“我体会了和他的悲哀同样的悲哀”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那时难以言表的心情。当然，当你读完刘万福三死三生的故事之后，相信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先说说我的家庭吧。我到这个县挂职之后，我的家庭就与这个县挂钩了。我老公是一个经济学家，师从经济学界京城三大才子之一、著名的经济学家梁晋先生。他和他的老师都是哈耶克的忠实信徒，信奉绝对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我到这个县不久，他就把这里作为他们的信息采集点——这是他们构建庞大的县域经济模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是找一百个县作为研究标本，在特殊性中寻找一般性，以期从底层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创造新的路径和模式。
我女儿是学艺术的，先是学钢琴，十岁那年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因为受不了每天像打铁般地在黑白键上至少敲击八小时，她要求改学作曲，写过几首被我们盛赞为新世纪噪音的曲子后，再也没有跟我们交流过音乐方面的话题。她是后现代的中坚力量，冷漠地解析着这个充满乱象的世界，任何我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有意义的事情，往往被她拆解成一地鸡毛——从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到某个企业家信誓旦旦的裸捐。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她来到我挂职的这个县，在某个地方与某个群体的某些生活不期而遇，因而从某些方面改变了她曾经自以为是的看法，决意要去最贫困的地区当志愿者（这是她博客里的原话）。
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的所有的作品，双脚都插在黏糊糊的现实里不能自拔。如果再加上老公的自由主义和女儿的后现代主义，我们这个家永远同时拥有三双不同的眼睛观察、体味和评说世界，而且在我接下来的叙述中，这样的家庭色彩使这个故事充满着历史的隐喻和现实的嘲讽。
该说说刘万福的故事了。
故事的开始，照例是平常的一天。那天我在群众信访接待室值班。在我来之前，这个县就制定了这么一个制度，每天由县委或者县政府的一名领导干部到信访接待室接待上访群众。那天我在接待室里接待了两拨上访群众。一拨是淮河岸边老船民公社的一帮村民，因为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强渡淮河时，征集他们的船作为渡河工具，到现在还没给报酬，他们一直向上级反映也没人管。我问那个牵头的老人，当时借船的那些人你见过没有？他说：“咋没见过？是个侉子，说话还带把儿，为这俺爹还跟他戗了几句，后来还是刘伯承出面亲自摆平哩！”我说：“看来你还见过大世面。”他说：“那世面大不大，村里老少爷们儿知道。”说着就把烟袋从腰里掏出来，在腿上磕了一下，把一根烟扯去过滤嘴插在烟嘴里，然后才噙在嘴上。这个动作让我忍俊不禁，它几乎是一个暗示，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他后面有个瘦点儿的小孩说：“邓小平睡过他家的炕，还给他爹敬过烟。”信访局长老刘插话道：“不是加长熊猫的吧？”“不是，”老者说，“那个时候天下还是老蒋坐着哩，共产党的头头们哪有熊猫烟抽啊。有一次我那在北京打工的孙子回来，给我带了两盒熊猫烟，说邓小平吸的就是这个。我吸了两口就熄火了，捻开一看都是烟梗子，可能邓小平觉得这烟劲大，想必有人在旁边跟着点烟吧？”信访局长说：“有。我老家俺老婆她娘家舅的媳妇的外甥，就在北京跟着他专门点烟。”这个玩笑把大伙儿都逗笑了，这一笑就把气氛笑松了。我说：“老伯，你把条子留这里吧，回头我们研究个意见再去跟你们见面，好不好？”老人说：“研究完了你县长去找我们？”我郑重地点了点头。他说：“我也不喊你县长了，你这闺女咋说咋好。虽然你穿裙子，我看比那些穿裤子的都干脆，你说咱老百姓，啥时候不相信政府？不过你们要好好算算账，虽然条子上没有写给多少钱，就是一块钱，再乘以六十二年零一个月又七天的利息，有多少算多少，这要求不高吧？”我说，不高不高。说了之后，我出了一身冷汗。虽然我的数学不好，但是这一块钱利滚利算起来，估计会让政府的钱袋子瘪下去不少。
另一拨上访的是一批下岗职工，情况比较复杂。他们的企业原来是生产文化用纸的，老厂长是个退伍军人，管理比较严，愣是把一个不死不活的企业发展成了亚洲最大的麦草浆造纸企业。但是，他只会管理不会拉关系，在企业内部，退下来的那些人组织一些工人拼命告他；而企业外部，党委政府的各个主管部门的招呼他也不怎么听。这些内外力共同作用，今天纪检委查，明天检察院查，后天审计局查，查来查去虽然没有大问题，但磨道里找个驴蹄印子还是不难的，而且人收拾人的内战游戏中国人历来是行家里手。很快上级就以一个正当的理由把他免了，任命那个牵头告状的人当厂长。那人刚当上厂长有些工人就说，新厂长胃口大，估计这个厂子吃不了两年。果然，两年下来，这个厂就被他搞垮了，工厂停产，职工下岗。这一拨上访者坚持认为，党委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有过错，错了就错了，他们也不是来纠缠领导们该负的责任，但是工人的饭碗政府要端着。
关于这个事情，县政府常务会上曾经议过，只是由于所需资金过大而搁浅了。我不顾信访局长和办公室主任的反对，坚持把政府常务会研究的情况告诉他们。
他俩反复提醒我说：“这样可不好，他们会越闹越大。先稳住他们把他们弄回去，再慢慢化解。”
“那不是糊弄人吗？”我说。
他俩互相对了一下眼神，好像我这句话问得太幼稚了。信访局长说：“眼下只能这么办了，基层情况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明白的，赵县长。”
我说：“我们已经犯了一个错误了，如果再欺骗他们，等于是犯了俩错误；对这俩错误再心安理得，那就是三个错误了。这样对老百姓，我们还有一点政治伦理没有？”
信访局长说：“赵县长，政治伦理是什么我不懂，可我知道捂住不让他们闹事是最大的政治！”
政治伦理他听不懂不能怪他，但我还是坚持给他们解释：“政治伦理是官员的良心和脸，最起码是遮羞的衣服。”
不过最终我发现不是他们错了，错的是我。当我向群众说明县政府常务会研究的结果时，领头的人质问我：“你是说县政府管不了是吧？”
“不是管不了，而是目前还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解决大家的问题。”我这样说，连自己都觉得这话绵软无力。不过宁愿这样，我也不想骗他们。
“你们把这个企业交给一个无赖的时候，怎么没考虑能力？”另一个领头的说。他的话音还没落，其他人喊起来：“算了！哪里能管得了我们就去哪里！”
这时信访局长站了起来，走过去给几个领头的人每个人散了一根烟说：“赵县长刚到咱们县里，情况还不是很熟悉，”他回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这样吧，你们要是觉得我老刘的脸还是人脸，就相信我的话你们先回去。过几天我亲自去找你们，我拿几瓶存放了多年的好酒，你们添几个小菜，不过可记住了，那菜得对得起我这酒啊！边喝咱们哥几个边聊，好不好？”他说着给他们几个人使着眼色，估计意思是让他们给个面子。那几个人合计一下说，咱们再信他一回，走吧。
面对这样的交易，我哭笑不得。人走了之后，信访局长对我说：“赵县长，您一直在大机关工作，咱们下面的情况你还不是很熟悉。接待群众上访都是有套路的，一般情况下我先说个意见，然后再让您拍板，免得领导被动。”都说领导干部好干，主要是下面有人给你找退路，让你左右逢源啊。我看着他油腻腻的脸，觉得也找不出来合适的话回他，就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也算是不屑。
今天的接待就算结束了，我出了接待大厅，心里憋闷得慌，但还是长出了一口气。不过我刚刚走下台阶，从广场入口呼啦啦围过来一群人，他们在我面前排好，为首的一个年长者说，给县长跪下了！
一群人全部跪到了信访局门口的广场上，他们举在头上的横幅写着：“一心一意永牢记，三死三生报党恩。”这样的场面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一时手足无措。我求援似的回头看看信访局长，本来送我出了门口他已经回去了，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面带着另一副笑容走了出来。他不紧不慢地走过我面前，又不慌不忙地迎着人群走了过去，前后过程真像一出大戏的一个桥段。
基层干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那真是没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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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人不是来上访的，他们跑了三十多公里，目的是来给县委县政府送锦旗。按道理说这锦旗不应该送到这里，我想可能他们知道县委县政府的大院进不去，而信访接待室每天都有县领导值班，又在一个人比较多的广场边上，所以就直接来了这里。我让信访局长把他们带到接待室去，他们不愿意去，说在外面要排排场场地把锦旗送给县委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说，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把锦旗接下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想让电视台来录个像，要让全县人民都知道知道这事儿。办公室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一下信访局长，说：“按规定办。”信访局长说：“没规定。”我说：“没规定按套路办。”他们两个赶紧打电话，还没打完，就看见宣传部副部长带着电视台的一帮人赶了过来。录像的时候副部长让我讲几句。我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怎么讲？”“哎哟！你看这只顾高兴，把这头儿给忘了。”信访局长大笑起来，他放松笑的时候显得很单纯，人也年轻了些。我小声问他：“宣传部这么快就知道这事儿了？”他忽然认真起来，说：“这就叫新闻的敏感性嘛！赵县长您想想，这年头见个给县委县政府送锦旗的，比钓个老鳖都难，这是多大的卖点啊。”然后他问带头的那个年长者，说：“你这三死三生是啥意思？”那人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沓纸递给他，说：“这个您拿去看看。”
信访局长把它展开递给了我。我看见那稿子是用褚体毛笔小楷写的，很有功力。稿子最上面的右上角这样写着：为县电视台代拟新闻稿。我抬头看了看那帮人，发现他们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稿子的标题是“三死三生念党恩”，下面是正文：
正值全县人民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热烈欢庆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县半山羊村刘万福全家族老少七十三口人一起到县委县政府来送锦旗，共同感谢共产党的三次救命之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刘万福一九六零年初生于半山羊一个贫穷的乡村，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了维持全家生计，他开始外出打工。辗转多地之后，经亲戚介绍来到了山西山阴县的一个煤矿当挖煤工。一次，他们这个施工班刚进入井下不久，就遇到了矿井塌方。面对危情，共产党员、班长阎涛说，大家不要慌张，跟着我走，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有生还的希望！刘万福没经历过这些，吓得哭起来。他就安慰他说，哭没有用，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共产党不会不管我们的！他领着大家靠吃煤泥维持生命，六天六夜眼都没合过。到第七天头上，他们听到了头顶上风钻的声音。他说，有救了，共产党来救我们了！十几分钟后，煤层被打透，部队的战士跳了进来。刘万福记得，他们用微弱的声音喊出的唯一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万岁！
后来，刘万福买了一辆旧车带着老婆到全国各地跑运输。一九九八年十月，他们去湖北贩运水果，走到夜里十点多，他又困又饿，想着抽根烟，可是手里没有火儿。这时刚好一辆轿车超车时扔下一个烟头，他踩下刹车，跳下去捡那个烟头，一辆车从后面过来把他撞到了路旁的沟里，然后逃逸了。恰好湖北某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子龙夜里巡查路过此地，二话不说就把他送进了市医院，并帮他垫上三千多元的医疗费，然后就不声不响地走了。由于得到了及时抢救治疗，他不但保住了一条命，而且很快就康复出院。可让他想不到的是，出了院他再去找杨子龙，杨子龙根本不承认是自己救了他。实在没办法，他就回到医院找到杨子龙签字的押金条和当时接诊的护士一起来到杨家。杨子龙说，这事儿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刘万福说，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