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1日，李敖正式离开文星书店，自己也无路可走，就打算印点自己的书——不惹麻烦或少惹麻烦的书，混混饭吃而已。
不过，尽管在如此的困境下，他还在为将来社会的改革考虑，他写信劝“坐牢资历赛过王崇五”的岫容伯母写回记录，在信中，他说：“我建议岫容伯母不妨以‘坐牢资历赛过王崇五’的经历写点狱中回忆，我深信那将是中国人权史、狱政史的好材料，对将来社会的改革，必将大有裨益。”（1）
离开《文星》，在他一生中，也许将是另一时代的开始。（2）
在一阵子沉思默察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文化出版之业，还得继续发展，在此时此地，除此单行道外，已无回旋余地。（3）
当然，对他这种小有理想的人说来，环境的险恶，并不构成心灰意懒的理由，他仍要有限度地做做看。（4）
所谓有限度地做做看，是仍想办一个杂志、开一家书店。（5）
可是，办杂志和开书店都先得经过登记手续，他知道自己由于长久的被误解，被猜忌，登记这一关，必被刁难或拖延。这就好像新生入学一样，他要考，绝对考不取，可是若用“保送”的方式，也许大有希望。（6）
于是，他想敦请他31年中唯一能了解他的父执“立法委员”王兆民——也是他的二叔，出面登记。在1966年6月22日的午后，他在信中用八原则的“约束”来“诱感”他二叔出面登记：
这个杂志和书店应该有下面八个原则式“约束”：1．避免涉及目前的政治和政党（包括“党官司”）；2．反共产党，同时反“准共产党”；3．促进非政治的社会改造；4．介绍世界现代化思想（如印行科学思想的书）；5．播种于下一代（如印行儿童少年读物）；6．独资，不接受任何“津贴”或“外援”；7．“独角戏”，除我自己外，没有除事务性人员以外的别人；8．小本经营，不会发生票据问题。合法露面，不抵触出版与商业法规。上面这八项最低调的构想，我觉得谨慎施行起来，或许可在目前环境下“苟存”一时。我能“兜”到的资本极有限，所以“局面”也不可能很大，大到树大招风。总括一句，这些文化活动，只不过都是小意思，只不过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爱国文人，置身一个小环境里对他小理想的一点小兑现，实在没什么。
我李敖实志不在此，可是我一天不离开台湾，我们一天没“光复大陆”，我只有志在此！（7）
尽管他的想法是如此的单纯，如此的在废墟中慢慢的重建，可是，外在的环境对他的封锁又是如此的不遗余力，封锁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试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名”为例。
“不提李敖之名”，情况有三：第一类是“不愿提法”，第二类是“不敢提法”，第三类是“不肯提法”。（8）
第一类“不愿提法”像徐复观说的：
本人从不以李敖为文化讨论中之对手。年来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骂你”等类之语言时，本人即闭口不出一语。不仅年来本人笔下，从不写“李敖”二字；即与本人有关之《民主评论》，外来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将该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误会。李敖诉状中所称之“李某”，系本人转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称李敖之名，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严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9）
徐复观最后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称”、“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了，他好可怜哟！（他的作风，与六朝之时，中国人家讳趋严，绝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有得一比。徐复观当然不会把李敖二字当成父讳，但巧合如此！）
第二类“不敢提法”以俞大纲、方豪等最精彩。俞大纲写《戏剧纵横谈》、方豪写《方豪六十自定稿》，都请李敖校订，但出书之日，字中只提别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纲、方豪不敢提他名字的时候，只不过时当《文星》犯讳和被封而已，李敖已经被敬而远之如此矣。
至于第三类“不肯提法”，试看国泰版的《21世纪彩色百科全书》没李敖名字；中华出版《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中没李敖名字，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中没李敖名字……就可知道封锁李敖，实在是一件时髦的事。（10）
《文星》的“星沉海底”并不等于李敖的“星沉海底”，因为国民党对李敖的秋前算账和秋后算账一直没有停止，所以李敖这颗文星之沉，还在进行式。首先是对他的书大撤禁网。从他在《文星》最早出版的《传统下的独白》，到最后自行出版的《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11）
这时他31岁，眼看前路荆棘，似无靠笔杆维生的活路，乃宣布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得款做本钱，改行去卖牛肉面，在9月3日他有信给余光中，其中一段说：
我9月1日的广告知你已经看到。“下海”卖牛肉面，对“思想高阶层”诸公而言，或是骇俗之举，但对我这种纵观古今兴亡者而言，简直普通又普通。自古以来，不为丑恶现状所容的文人知识人，抱关、击柝、贩牛、屠狗、卖浆、引车，乃至磨镜片、摆书摊者，多如杨贵妃的体毛。今日李敖亦入贵妃裤中，岂足怪哉！岂足怪哉！我不入三角裤，谁入三角裤？（12）
他又说：
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宣纸的小折页册，正好可做签名之用。我盼你能在这本小册的前面，写它一两页，题目无非“知识人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启”之类，然后由我找一些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或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纷纷签它的一名，最后挂于牛肉面锅之上，聊示“招徕”。此“启”只负责“赞助”，不负责牛肉面好吃与否或有毒与否，大家尽可安心签署，不必回家抱着老婆吓得睡不着觉也！（13）
此时李敖在文坛余威犹在，势利眼的余光中还买账，写来了赞助启，全文如下
近日读报，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别文坛，改行卖牛肉面。果然如此，倒不失为文坛佳话。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唯李敖先生为了卖牛肉而告别文坛，仍是一件憾事。李先生才气横溢，笔锋常带情感而咄咄逼人，竟而才未尽而笔欲停。我们赞助他卖牛肉面，但同时又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市隐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之当炉，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14）
印《李敖告别文坛十书》要登广告，不料情况迭起，几经周折，终于登出广告。（15）
广告出情况后，印书接踵而至，11月9日，情况来了。发生在台北雅江街35号装订厂，跟他共患难的陈平景有记录如下：
……5点50分左右，二分局派行政局员娄（山东人，济东蓬莱，后查出名娄振岳）率彪形大汉四人（后始知其中一人姓那，又一人姓单。然不露面者，不知几人，居民围观状至热闹），着便衣，找敖之，告以上级命查禁《乌鸦又叫了》及《孙悟空和我》二书。时早已将《孙悟空和我》约干五百本包好装在板车上，正拟运出。
敖与娄均态度平静，敖之谈笑风生，颇见功力也。然厂主林某因事出仓促，且无经验，顿时面如土色，喃喃喊苦。
6时半二分局长郑（福建人，后查出名郑文杰）来，人矮、着西装，状颇文雅。详讯印书情况，乃奉命查禁之情形（只说上级，未说内容）。又市警局派黄某（福建人，认识柏杨，管书刑查禁的）来，红色警车来三次，拉走已上车之《孙悟空和我》及已装订未装订已叠未叠里封外封等，又拉走《乌鸦又叫了》全部未装订、里外封及海报。嗣因警车太慢，分局长下令雇一板车来。时张、左均离开，敖及平景与之周旋焉。
敖嘱平景外出一次……
8时郑命三警员继续搜查工厂，请敖之到警局谈，敖说：“我的朋友陈先生还要上课，他可否先回去？”郑不准，共到二分局。
9时吃了四菜二汤。市警局副局长来，只一露面。郑局长介绍“这是李先生”，与在吃饭之敖之打招呼。
旋由娄讯敖之，至12时10分。郑在分局长室与市警局副局长闭门而谈。工厂林厂主11时偕三警员来，手抱剩余之书及纸等，在分局长室密谈。林太太抱小孩来，敖之说你丈夫不出来，我绝不走，请放心（林12时离开分局）
12时20分离开二分局，共抵家，筋疲力尽矣！（16）
到了第二天，装订厂四面警卫重重，对面且有便衣二人监视，当是警备总部政工人员。声言不准带走任何东西，林厂主恳求他们离开，他们觉察到所禁之书，绝不止于昨天那两本。傍晚幕后人曝光，警总政治部李中校等二人出面，邀李敖一谈。他通知李敖，《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中，《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吧》等六本书全被查禁：《妈离不了你》、《传统下的再白》、《大学后期日记甲集》、《大学后期日记乙集》在涂掉蝴蝶页及封底后，可以发行。
李敖问他如何涂掉？他说用大橡皮印沾黑颜料盖上去就可以了。
后来李敖如法去盖，他又改口不同意，因为盖得不够理想仍有字迹透出，读者还是可以看到上面的字，而所谓上面的字，不过《李敖著作十九种》的书名而已！
最后他同意的条件是撕掉蝴蝶页和封底，才准放行。李敖当时因读者来预约，无法应命，十本书能给读者四本也好，只好同意。（17）
到了1967年春天，文星被迫改组和李敖分手，《文星》资料室和李敖家之间的门也封死了。
在官方压力下，《文星》开始“从良”，编起与政治无关的字典来，成立小组，组员之一就是“小丫”，“小”是政治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在这之前两年，她曾投稿《文星》批评李敖，也来过《文星》，可是和李敖缘悭一面。这次到李敖隔壁上起班来，一天下班。在路上。李敖认识了她。
她是个有深度而又漂亮的大学女生，她给李敖的第一印象就是立起“强奸”之念，因为她太迷人了。
李敖约她在东门“美而廉”餐厅吃饭，她同意了，可是临时写信来，说不来了。李敖失望之下，仍开车到东门，结果在“美而廉”对面，看到她在看李敖来不来。她看到李敖，满意地笑了一下，一切都在不言中。（18）
由于李敖的邀请，她终于同意到李敖家去。她进门的第一个动作很怪异：拿起李敖的烟斗，并且把它擦干净。他们谈话的时候，她宛如一个梦游中的少女，说着许多“飘在云里”的话，飘呀飘的，从此他们情书也开始飘了。从李敖写的一些片段里，可以看到他又是怎么飘的：
虽然现在已是21号的凌晨，可是在感觉上，19号好像还没过去，十小时零一刻钟的“飘在云里”，使我直到现在，还脱离不了“云层”。今天下午去看修车并试车，我没开，由保险公司的一位朋友代开的，我知道我一开一定又出车祸，因为我不能专心，我满脑袋里都是你。（1967年3月21日清早）（19）
……把你的照片拿在手里，多少可控制你捉摸不定的“飘”忽。我觉得只有你在我怀里，在我底下，我才能感到安谧，感到生命和死亡。不管是生机盎然也好，视死如归也罢，我都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安谧，我快乐。（1967年3月21日清早）（20）
英国的女诗人，写她爱的境界是“灵”魂所能达到的“高、广、深”（height，breadth，depth），我年纪愈大，愈感到用“深”来爱人是一种什么味道。“深”并不玄秘，有许多时候，它甚至用粗浅来表达，表达到“波澜起落无痕迹”的境界，而它的外形，可能反倒雅俗交织，高低难辨。真正“深”的地步是一种淳化，隐士和老农在一起，隐士淳化的程度，会使凡夫俗子看不出他跟老农的分别，事实上，隐士也不希冀在凡夫俗子面前，要有什么分别。我对爱情的态度，如不谦虚地说：“庶几如此”。隐士绝不在乎别人说他是老农，是乡巴佬；我绝不在乎别人说我是狼。（1967年3月21日清早）（21）
今天是星期二，再过了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到星期天上午10点钟，又可以看到你了。你不知道我多么想见你，只可惜你不给我多一点的机会，只可恨时间过得太慢，过了今天，才是星期二——距星期天还有四天多的星期二！你说星期天要带武侠去淡水，我已经准备好了……星期天你武侠完毕，可就便入山学道，“云深不知处”，岂不也好？省得云游在外，整天倾倒众生，搅得文坛醋气熏天。区区管见，不知“Y”女史可采及蒭荛否？（1967年3月21日下午）（22）
谢谢你送我的“基隆港”和“阳明”。在图中找了半天逃亡渡口，都找没有找到。其实找到又怎么样？一想到这个岛上有你，而离开这个岛就离开你，我就甘愿“泡”在这里了。雪莱说自由比爱重要，他是谎话家。（1967年3月23日）（23）
下午你走的时候雨很细，我决定不botheryou，楼上看你在雨中消逝，真美。你那条围巾，我真想把它偷下来，放在枕头边，陪我入睡。总有一天，我会“绑架”你（既做小偷，又做强盗）——不再一星期见一次，而要足足看你一星期。一星期才能见你一面，真是太长了，并且长得不放心，那些讨厌的限时信和尾随者，它们多少会使“小Y”起贰心，会使她写出“很后悔答应去淡水”一类的刺话，呵，我好气呵我好气，气得简直要血压高一高。（1967年3月28日）（24）
一位妈妈告诉我的朋友说：“这个社会不能没有李敖，李敖应该存在，只要他不追我的女儿！”你看，我多可怕，我在女人中间的信用多可怕！可怕的人要睡了，留下这封信和一篇胎死装订厂的“禁文”给你。这一类的文章，也许慢慢可增加你对我的“面具”的了解。作为一个善于自保的人，我不该有“面具”吗？（1967年3月28日）（25）
今天早上看你打电话，你招手，招得好，你好会招手。我在车上又发现你留下的太阳镜，我想到你戴太阳镜时的神气，戴得好好，你好会戴太阳镜。有时候你很乖，有时候你就不。今天老是想到你很乖。我跑到衡阳街，在一家象牙店里物色一块小象牙，特请名师，为你治一颗小印（31号可取），算是对你乖的一种奖励。你可以用这颗图章开空头支票，开得满天飞，飞得跟满天飞的情书一样（“支票与情书齐飞”）。自从“众师情人”到“文化界的大众情人”，你一共写过多少情书？萧孟能真傻，他应该遍访天上，把这本“‘小Y’情书”印出来。（26）
大概是为了给李敖洗脑，“小Y”弄来一些书给他看，一本是《欲之上》，叮咛李敖不要那样喜欢肉欲；另一本是《小白驴与我》，鼓舞他要继续长保童心。1967年“三月的最后一夜”，李敖有情书给她：
还有什么能比得过看你“谈笑风生”？享受跟你在一起的快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除了‘小Y’”以外的事都云散烟消，你会觉得你飘在云里，浮在水上，飘浮之间，你会感到生命与原始，色彩与天籁。你不再Dirt，在她轻盈的笑谈中，你已被洗练——你是一头“小白驴”。
丁尼生说纯爱keepdownthebaseinman；对我来说，“小Y”的圣洁，实在已把我洗练得不敢再碰她。她喊痛过，叫怕过，惹得你无限怜爱，使你不忍心再使她感到“屈辱”——在她还没放弃这种观念的时候。
“凡有翅的”，可以盘旋攫获；“凡没有翅的”，请勿动手。弱肉已不再被强食，要慢慢地，忍耐、等待，从食指开始。
我从泥土里来，又要归于泥土。在来临归去间，我的生命将被烛油烫醒。泰戈尔已叮咛过：“不要忘记那执灯的人。”我不会忘记，直到“天边”，直到永远。
又是深夜，小黑已睡，小猫已睡，“小Y”已睡。今晚，“小Y”会不会“午夜梦回”？梦不要回，等着我，我会用四只脚，跑到你梦中。（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