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在李敖的带头下，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朗、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52）
在文星时代，他大力提倡的是“全盘西化”。并指出文化的移植是全盘的，是不能选择的。他的基本立论是：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到今天中国人的保留中国文化的精华、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点，这种一厢情愿，多少年来，一直是一种动人心弦的美妙理论。
这种美妙理论，听来固然令人快慰，但在实践上，却无可行性。因为文化移植，从来不是随你高兴的，你无法“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也无法“取长舍短，择善而从”。
哥伦布航海，使欧洲人得到了美洲，但是美洲的梅毒，却也传染到欧洲，就好像今天非洲的艾滋病传染到世界各洲一样。
西方语云：“文明即梅毒”（civilizationissyphilization），文化移植真相就是如此。不明学理，只是一厢情愿者，无知之徒而已！（53）
李敖在文星时代，所做的，一如《纽约时报》说李敖的，是一个“火首”（fire—brand），一个放火者、煽动者，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烧得老K哇哇叫。（54）
1969年，李敖34岁，在遭到各处的打压下，他冒险义助彭明敏，自从“彭案”发生后，彭明敏历劫归来，门前冷落，特务环伺，他备感人情冷暖，亲友都不敢同他往来，他的朋友只剩下“极少数极少数例外”，在这例外中，李敖就是极少数之一，并且不愧是例外中的例外。因为李敖也备受迫害，与他处境堪似，于是相濡以沫，日久更见人心。（55）
彭明敏日夕被调查局派人跟踪，有时至感所愤，乃亲自照相取证，相机被抢走。李敖得知后，乃和朋友用长镜头代为拍得，使彭明敏大为高兴。（56）
他们的交往也就愈来愈深，彭明敏在《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中有这样的记录：
我坐牢13个月而被押回家看管之后，状况并不好转。“亲友”们恐慌未息，不但不接触，有的还要“落井下石”。挟路相遇，有的装得看不见，有的干脆落荒而逃（猜想其回家后，必求神拜佛保庇其不会因遇见我而被牵连）。
最难能可贵的，仍然有些例外的朋友。
李敖就是这种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朋友之一。
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于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唯一的“牵连”。
我认识李敖早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案的发生，也曾到过他家。在那里印象最深的，除了藏书丰富之外，就是他亲手把全家清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包括浴室厕所。他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肮脏陋习。
我案发后，李敖不但不畏怯，反而倍加亲切，我知道他不赞同“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人自决”。他所以反对国民党，不是出于狭窄的政治利益，而是发自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哲学，也是出于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和人权人道的大精神。他的思索是广泛、深刻、清晰、严密而良知的。
我被看管期间，李敖约我每月密会一次。每次他都要请我到高级餐馆，享受丰富，大概是要鼓舞我士气，补给我营养。他又怕我监禁生活太干枯无聊，每次都会带来当时受禁的《花花公子》杂志最新一期，借给我看（他言明那是“借”的，不是“送”的，所以每本都须于下次会面时归还他，我乃照办不误）。有一天晚上，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我们两人吃饭，事前事后，我俩都觉得极好玩，嘻嘻笑笑，好像两个调反顽重似的。
1969年起，我开始准备脱出台湾，须与海外各方联络。所有通信都须请人带出海外投邮，来信也不能邮寄，只能从海外由人带进台湾。为此，需要一些可靠朋友，由他们再转托其可靠友人，带出带进。李敖便是这少数可靠朋友之一。他曾为我转出一些重要信件，但他恐不知道我频频与海外联络，目的是什么。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入狱重大罪名之一，我衷心歉疚，难以表达。
我脱出台湾准备就绪，深知成功则生，失败则死。1969年末，我看见他时，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晤面，但不敢告诉他我的计划（这与我未透露给家人一股，是要让他们免陷于“知情不报”的重罪）。我还是照例约定下次密会的时地，虽然心里清楚，不论生或死，我会爽约，他不会再看到我的。临走时，我心里黯然向他道谢、道别、道歉了。我受难期间，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57）
李敖主持的《文星》杂志是1965年12月26日被官方封杀的，自此四年的文星风云，慢慢走向落幕。这时他30岁。
第二年开始，官方大规模地查禁他的著作，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他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同时，由于胡秋原、徐高阮等人的陷害，他被警总约谈，伊然——“匪谋”矣。这时他31岁。
1967年，虽然官方麻烦不断，个人困难重重，但他还是义助殷海光。这时他32岁。1968年，他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并义助柏杨。这时他33岁。
1969年，他又义助彭明敏。这时他34岁。（58）
他的这整个4年岁月，就如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自己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59）
李敖的努力，在乱世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他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
《逸民传》里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李敖也就毫不感到意外了。（60）
“卖面大业，后来格于环境，我只变成理论家，转由张俊宏、黄华等小朋友变成实行家，直到他们再格于环境，做垮为止。
印《告别文坛十书》要登广告，不料情况迭起，那时《中央日报》执各报牛耳，只好找它登，且因跟它的广告主任商钟认识，乃去交涉。8月30日上午10点去《中央日报》，商钟说他正设法斡旋，总经理已同意，再与该报头子国民党大员曹圣芬商量云云。下午5点再给我答复。5点再去，已同意登第四版。商钟说曹圣芬最后还要删去‘卖牛肉面’等话，经他建议，始全部照登。我借到钱，再去《联合报》加登两天，竞遭阻力。9月1目的因已收我款，不好拒绝，只好照登。《联合报》的收费小姐并遭官腔。《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方面亦然。本已答应加登两天，下午去缴款，竟遭拒绝，并要连9月1日的都退给我，力经交涉，答应至少g月1日的照登。《民族晚报》方面因为认识人，又看到《联合》、《征信》两报收据，乃照登。《自立晚报》经找戴良等，又鉴于《民族晚报》已登，乃照登。在《自立晚报》社，在该报走红的柏杨跑过来，高叫：‘李敖哇，你自杀算了！这个岛上没有你的活路！’我笑而不答。不料麻烦还没完，《中央日报》方面又有变化，9月5日我去找商钟，说：‘你们说我的广告先登第四版，若一版一有空，就让给我。你们看今天《中央日报》的第一版的丧事广告，9月2日死的，今天就见了报，可见有位置、否则的话，难道死人还预约吗？’经交涉结果，答应我登第一版一次，并续登二次。可是还是言而无信。这事引发我到‘法院’告了曹圣芬，法院是国民党的，当然告不成。”
“本来我还常去看他的，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令我极不高兴。据黄三告诉我，有一次很多人在殷家有人说了诬蔑李敖的话，殷海光明明知道那是诬蔑，却闷声不响，还点了头。黄三很气愤地告诉了我，我认为至少在殷海光家里，殷海光应该为我仗义执言的，怎么可以这样？我生气了，就不再去殷家了。有什么事，我都叫黄三、孟绝子、王晓波去办，当然我还是关心他的。”
“我与柏杨相识于1965年，并无深交，到了1967年，偶有来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10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
“我在33岁1968年的时候，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
“1968年2月25日，段春理少将拜访萧同兹，当面询问《文星》是否确实自动结束？何时结束？萧同兹拿出他2月5日致张群的信和张群2月23日的回信给他看，说拟定在5月1日结束（后因百举待废，时间太促，改为4月1日）。当天下午5点，萧家的老用人老彭（彭吉昌）留条子给萧孟能，请求介绍他另谋出路，晚上萧孟能问他，说你做了这么多年用人，大家处得很好，为什么不干了？老彭痛苦地说：‘在家里做不下去了！’——原来警总逼他打主人的小报告，他不肯做不义之事，只好求去。
2月28日下午6点，《文星》召开临时股东会，做成‘同意解散’记录。第二天，萧同兹致信警备总司令刘玉章，附上这一记录。5月5日，萧孟能托我代写结束广告与海报，以做最后的促销活动。5月4日，报上登出《文星》结束启事。”
“彭明敏在台大早我十年，我在台大法学院的时候，他没教过我，但是教过我的许多老同学。我的《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送了一册给他，他回信给我，说：‘我一向爱读您的文章，且对您的许多见解，都很同感，希望将来有机会认识您。’这封信写后二十七天，1963年12月10日，他透过郭鑫生相约，在台北致美楼请我吃饭，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此人博学有礼、叔度汪汪，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与他在师友之间，见乎交情。那时我正主持《文星》，在吃饭前十天，我在《文星》发表了他的大作——《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在‘编辑室报告’中，特别点出‘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在这微妙领悟后十个月，‘彭案’发生了，十三个月后，他历劫归来，门前冷落、特务环伺，备感人情冷暖，亲友都不敢同他往还，他的朋友只剩下‘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我是例外之一，并且不愧是例外中的例外。因为我也备受迫害，与他处境堪似，于是相濡以沫，日久更见人心。”
“那时彭明敏生计日窘，本来他在中山北路巷内有一小块地，原拟兴建起来，与我合开一小餐厅，后来未成事实。他日夕被调查局派人跟踪，有时至感气愤，乃亲自照相取证，相机都被抢走。我得知后，乃和黄胜常（黄三）用长镜头代为拍得，使彭明敏大为高兴。”
（1）《寄王崇五夫妇》（1966．4．20夜4时3刻）P250—252
（2）《致王兆民先生》（1966．6．22午后）P132—133
（3）《致王兆民先生》（1966．6．22午后）P132—133
（4）《致王兆民先生》（1966．6．22午后）P132—133
（5）《致王兆民先生》（1966．6．22午后）P132—133
（6）《致王兆民先生》（1966．6．22午后）P132一133
（7）《致王兆民先生》（1966．6．22午后）P132—133
（8）《李敖快意恩仇录》P153—155
（9）《李敖快意恩仇录》P153—155
（10）《李敖快意恩仇录》P155—155
（11）《李敖回忆录》P180
（12）《李敖回忆录》P180
（13）《李敖回忆录》P180—181
（14）《李敖回忆录》P181
（15）《李敖回忆录》P181—182
（16）《李敖回忆录》P183—184
（17）《李敖回忆录》P184—185
（18）《李敖快意恩仇录》P190
（19）《李敖快意恩仇录》P190—191
（20）《李敖快意恩仇录》P191
（21）《李敖快意恩仇录》P191
（22）《李敖快意恩仇录》P191—192
（23）《李敖快意恩仇录》P192
（24）《李敖快意恩仇录》P192
（25）《李敖快意恩仇录》P192
（26）《李敖快意恩仇录》P193
（27）《李敖快意恩仇录》P193—194
（28）《李敖快意恩仇录》P194—195
（29）《李敖快意恩仇录》P195
（30）《李敖快意恩仇录》P196
（31）《李敖快意恩仇录》P196
（32）《李敖快意恩仇录》P196
（33）《李敖快意恩仇录》P196
（34）《李敖快意恩仇录》P197
（35）《李敖快意恩仇录》P197
（36）《给殷海光的六封信（一）》P67—68
（37）《李敖快意恩仇录》P236—237
（38）《李敖快意恩仇录》P236—237
（39）《李敖快意恩仇录》P239
（40）《李敖回忆录》P191
（41）《李敖回忆录》P191
（42）《李敖快意思仇录》P239
（43）《李敖快意恩仇录》P239
（44）《李敖快意恩仇录》P258—259
（45）《李敖快意恩仇录》P259
（46）《李敖快意恩仇录》P259—260
（47）《李敖快意恩仇录》P257
（48）《李敖回忆录》P170一171
（49）《李敖回忆录》P171
（50）《李敖回忆录》P172
（51）《李敖回忆录》P172—173
（52）《李敖回忆录》P153
（53）《李敖快意恩仇录》P169—170
（54）《李敖快意恩仇录》P166—167
（55）《李敖回忆录》P199—200
（56）《李敖回忆录》P200
（57）《李敖回忆录》P201—203
（58）《李敖快意恩仇录》P230一204
（59）《李敖快意恩仇录》P230—204
（60）《李敖快意恩仇录》P230一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