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19日服刑5年8个月期满，李敖以政治犯无保出狱。这时再过五个月，他就42岁了。
出狱后第11天（12月1日），他就有了生平第一个正式职业。由他老师吴俊才安排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副研究员。（1）
当天“国关中心”主任约他见面。说目前研究大楼的研究室已满，把他安排到总务大楼，用总务主任办公厅对面的房间做研究室，他心知这是要“隔离”，笑而受之。“国关中心“图书馆”敌情资料”甚多，他去借书，一到，安全室主任就到，并向女职员们调查他所借何书，他心里有数，一本书也不借。
他去“国关中心”，根本的心态就是应付吴俊才老师的。到了第二年，吴俊才老师去萨尔瓦多做“大使”去了，他趁机坚辞“国关中心”职务，主任不肯放人。
“就好像一个人上街买菜，突然被抓去当兵，我一有机会，必然要开小差，还回去买菜一样。”他不但拒绝研究、拒绝讨论、拒绝听演讲会、拒绝签到、拒绝请领书报，最后拒绝领薪水，决心走人。（2）
后来吴俊才老师自萨尔瓦多返台，亲到李敖家，同意他辞职，但邀他去《中央日报》任主笔，再准备接任总主笔，他笑着说：“我不会给国民党做打手，谢谢老师啦！”
1978年8月20日，他终于收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离职证明书”。（3）离开“国关中心”显示了他的两点风格：“第一，我不爱钱，薪水是副教授待遇，纯领干薪，每年也不少钱，如老老实实，可领二十多年，为数可观：第二，我爱惜羽毛和自由，主动求去。”（4）
离开“国关中心”，他基本上是“一心想过狱中那种平静与苍茫的生活，息交绝游，谢绝人事”。（5）
他交代家人，所有找李敖的人，都不准进门，理由如下：
“李敖到中部的一座庙里休息去了，住在哪儿和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也无法转话，你可写信到‘台北邮箱二六——二六四’，也许能找到他。”（6）
“对一切不该浪费生命的，一律用去他妈的和一无表示处理。Lifeistooshontobelittle，”（7）他在8月24日的日记中，跟自己算起人生之账来：
43岁的人，一生中已经过到后半生，前半生的奔波、前半生的喜怒哀乐，成功和失败、收获和浪费、走上对的路和误入歧途、认识了好人和误交匪类，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一切一切，都该冷静而又清楚地算它几天账。最后根据这本账，重新决定自己下半生该怎么过。
凡夫俗子不太会这样结账，这样重新决定自己的下半生，要结也是一仍旧惯，甚至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只有大智大勇的伟人才会想在下半生有计划地超越自己，使他自己突变，最典型的是史怀哲。
特殊的处境与信仰使我陷于荒岛孤门——像是流落荒岛的小野田，我是“文化小野田”，我的下半生中，大概七年以内将不会有生活方式上的大变化，我在这七年的难得的机会中，决心生产“生命的产品”。对知识，要像蜜蜂采花，而不是被花所葬，也不是葬花，这样才只得其利、不蒙其“害”。我的底子，是精密的史学训练底子，最容易在处理知识上误入歧途！对生命的安排，其实要像福楼拜所描写的行文之道，每一小时都该有它最该过的过法，下半生中每天每一小时都能过到恰到是处，恰到该这么过之处，就是我的大成功。
写生命的产品。生命的产品有两种意义：一是产品内容是有生命的（可读的、世界性的、永恒的）——这是一个最好的去取标准，面对一切资料，都用这个标准来决定；所以一时一地地靠大量资料完成的，不再有兴趣，只喜奇闻入眼来，别的都不要。另外是该在下半生的生命去完成的，是在下半生中做最值得做的、最该做的。（8）
他要完成大事，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于生命的大业，四天后他有信心地写道：
等待、摸索、准备了那么多年，我才达到今天这种万事俱备的巅峰状态，我现在正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于生命的大业，珍惜余春和时机，有信心和全套可行的方法，以轻快而又豪迈的气魄推进。（9）
不只如此，他还给自己更具体的纪律草稿：
一、笑脸第一，平静起码，痛恨起码以下的情绪。起码以下的情绪是自己整自己。我决心做到太上忘情的没有起码以下情绪的境界。
二、起码以下的情绪其实只是一种Byronicunhapplness坏习惯，是一种娘娘腔，一种多愁善感，我从千锤百炼中活过来，我全用吴汉式的态度骂走起码以下的情绪（“须是一刀两断，萦萦的他妈的讨个什么！”）instant造出起码以上的情绪（林肯的情绪可造论）。
三、时时刻刻做instant价值判断，像个将军一样的立断。
四、用信仰和气势去bulldoze，以发誓、不信邪的精神力量加强这种气势。（10）
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他决意将自己的境界修炼成第一流，10月19日，在日记中说：
一、我修炼自己到第一流的境界：
①任何情形下都没有水准以下的负面情绪。这是所有伟人的共同特色。
②任何情形发生都用有训练的忍配以达观乐观洒脱境界化掉。一波又一波的失败或不顺利乃当然的。
③不信邪的悍气、奋发的生命力。
④lifeistooshorttobelittle，凡是低于这一水准的一切俗事，要注意使之适格，不适格的一律以“雍容法”不闻不问不笑出之。（11）
在前进中，在修炼下，在困居里，他努力思考着自己的忧患余生怎样度过，认清自己不可为的和只有自己能做的，他将这一思考清晰地记在12月9日的日记中：
忧患余生，生命已经走过了43岁，已经认清什么是自己能做也愿意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也不肯做的，畸形的环境使我认清实际政治活动已与我无缘（帝乡不可期也），富贵也非吾愿，案牍劳形的学院生活也讨厌，与人的任何交往格于环境，不能施展。除非海晏河清，我余生将过一种休斯式（隐）、爱因斯坦式（孤、愉、淡、高）、萧伯纳式（一世之雄，但独来独往）、威尔斯式、罗素式、丘吉尔式大量立言家，也是立德家。（12）
除了这些思考外他还一个人待在小房里画起“自画像”来：
一个人在小房里，每天不烟不酒不电视不养猫不见客也不见三分之二的家人（不见几等亲，也不见直系亲属），不午睡，精力过人，有全套的翻江倒海的作业，遁世（又大破又大立）、救世（又悲天又悯人）、愤世（又诃佛又骂祖）、玩世（又尖刻又幽默），当然这种人绝不会出世或厌世。他性格复杂，面貌众多，本来该是好多个个人的，却集合于他一身，所以弄成了千手干眼的大怪物。他的作品，下笔时候，必须极力抑制，才能把各种作业各就各位，否则就以大怪物笔触出现，他笔下的人物刻画将完全失败——犯了CBS的毛病——白发红颜，皆“何其声之似我也”。（13）
出狱两年了，他又一次重新检定过去，感觉自己每天的具体成绩，“未免太少”，“与自己的身份太不相称”，他在12月14日的日记里决心开始修订自己的计划，是的，进步的人永远是修正主义者：
一、我有足够的时力写完我高兴写的全部fiction和non—fiction，我一本也可以不漏掉。
二、每天不少于两千字。但我要做到不论是fiction或non—fiction，都应该尽力做到世界性、永恒性（不能一下子就完了）、普遍性、代表性（抽离出来的观念有代表性）、生命性。如果不符合这些特性，我要避免。我以第一流自许，自然不落二流痕迹，也根本不为二流所动。
三、经验使我深知我长于因写而看、随看随写，所以我限定自己全是写的时间，所看随时化入写（只有写出来才是具体的、自己的，看都是抽象的）。
四、希望每天把握10小时，才不算偷懒；9点到3点，6小时；4点到8点之间，至少有2小时以上；9点半到11点半，2小时。每天专注工作10小时，岂不正是我这种人该有的表现吗？
五、根据已拟妥的，每天随看随写（看写比例约为一比一，否则就犯了看得太多的毛病，犯了“看书侵占”），所以每天理应有五个小时“在写”才对。
六、10分钟以内解决打岔事（否则就犯了“打岔侵占”）。（14）
写书，拼命地写，写世界性、永恒性、普遍性、代表性、生命性的书，可写书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又在另一个层次思考着自己写书的目的：
写书的目的本来就在向群众宣传自己的思想，使看自己书的群众有深刻印象。注意，是有深刻印象就已足，并不在知道多少多少细节与资料（写K，如可厌、如专制、如卑劣、如小儿科……诸印象一一达成即是成功，不在堆资料）。所以，最好的技法是电影技法，这是造成群众深刻印象的最好方法。现在虽然用书来取代电影技法和补电影技法的不足，但基本上，仍要提醒自己：这书的内容，要像电影一样对看它的人“直指本心”、“一片见效”，并且终生受用。所以，fiction比nonfiction好。
一流的文学家在能以高手处理任何浓得化不开的题材，而落墨不多，即可采花成蜜，使人受用。
除非为了举证和详述，限于题材的特殊性质，否则纯为了向群众宣传自己的思想，不该用non—fiction。（15）
一次又一次地修正、实行、修正、实行，在1978年岁暮，他做了最后一次的修正理论：
一、做休斯式的隐居，愿付任何代价，达到没有例外。
二、在我这种心情下，触目被污染了的景色外相，已一再证明我只有厌倦之感。外相是幻，制定是幻，得不偿失，远胜于近，不做比做好。
（以上不出门）
做到爱因斯坦式的孤独的愉悦。永远保持这种愉悦，包括伟大的心灵，时时刻刻的清气。清气使自己不做错事、清气使自己毫无矛盾之苦（因为清醒的早已判定该和不该。然后用一种精神力量去推动，不是相持拉锯后的胜利），也不受任何外相所主动。主动在我，把生命支付在best之上。
（以上孤独的愉悦、清气）
每天纯写时间：9点到3点6个小时，务必做成，绝不间断。其他时间，能做多少算多少。
（以上工作量）
对所有侵入的俗扰，一律用最简单解决法解决、最省时间的方法解决，切忌饱和的废话，饱和的吸收（如新闻消息，点到即止可也）。
（以上处理俗扰）
口顺，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绝不说可以不必说的。不说比说更好，绝不顺口多说。
（以上口顺）
刚毅、悍气、不信邪。信仰的成功就是生活的成功，生活的成功就是信仰的成功。精神生活。
（以上信仰）
最后一次的修养理论，理论上已全通，全在实行了。（16）
在“息交绝游式”的生活基调上，在风风火火地实行自己的理论时，有一笔财路，却大大改进了他的经济能力，那就是大财阀辜振甫收购了他的一批股票钱。这批股票，是由朋友转给他的，后被他发现该公司违反规定，乃在1979年3月26日起，以股东身份三次出函质问，并在4月3日又派他弟弟参加股东会议，3天后，他又去信再次质问。（17）
辜振甫收到信后，自知势态严重。挽小姨子华严出面，前来谈判。
于是。华严带了自己的许多新作，到他家来，十多年不见，相见甚欢。
华严是风华绝代的女人，李敖非常喜欢她。首先谈到严侨的去世，华严和李敖都不胜伤感。然后“政经分离”，谈起辜振甫。
华严说：“辜先生自感对李先生很抱歉，我姐姐辜太太本来也想一起来拜访李先生，我说我跟李敖最熟，还是自己来好了。这次纠纷，的确公司方面不对，现在愿意以一倍的价钱，由我出面，买回股票，我是你‘师姑’，请给我面子。”
李敖说：“我老师被捕时候，严师母带了三个小孩到台北投靠亲戚，可是到处吃闭门羹，谁给了她面子？其中辜振甫最可恶，我今天要跟他算二三十年的旧账，绝不轻饶他。”
经华严好说歹说，最后以8倍价钱，买回股票。作为“答复，谢罪并赔偿”，“才算出了我累积二三十年的一口恶气”。（18）
出完恶气后继续过着隐居生活，不过隐居的生活里有了一个娇小可爱的女朋友，跟他度过了长长的隐居时期，了解他最深，护他最力，有一段时间他一连五个半月不下楼，都是由这个女朋友照顾，这个了不起的女友就是刘会云，台大外文系毕业。是李敖在帮朋友解决纠纷时认识的，后一直同居。（19）
从他出狱到隐居，已近两年半了，“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三冬”将尽，“万里”方来，在这成熟的复出时刻，一个最有眼光的出版家三顾大楼找到了他，那就是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
沈登恩判断：李敖基本上是一位伟大的文人，虽然历经“告别文坛”、坐牢、隐居等过程，但总有一天会回来，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远景一定要占住先机。
因此他一再向李敖试探，一顾两顾李敖都不顾，直到他三顾前来，李敖才决定见他。见他之日李敖拿出他中学时写给“大师李敖”的仰慕信给他看，他大为震撼：“李先生的记忆与细密竟如此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