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产业结构和社会职业结构分化的逐步加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的职业类别，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及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的比重迅速增加，白领——以技术、经营管理知识为资本的“自由劳动者”也正处于不断上升之中。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其中，中产阶层的出现与发展成了越来越受人关注的现象。中国中产阶层是如何形成的？它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特征？
中产阶层是否能够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从而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在社会转型中中产阶层将会发挥什么样的社会作用？本章将试图对这些问题给予回答。
§§§第一节中产阶层：制度与政策造就的人群
如果说中产阶层是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相伴而生的话，那么始于19世纪末期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催生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层。但同那个特殊的时代一样，那时中国社会早期的中产阶层不仅规模有限，具有相当的依赖性和脆弱性，而且命运多舛，来去匆匆，因此无从谈及更大的作为了，以至于在他们尚没有成为社会注目的群体时就已经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
但即便如此，中产阶层仍旧在其转瞬即逝的短暂历史中表现出了其独特的生成方式、时代特征及其社会影响。以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产阶层为例，有限的史料表明，进入20世纪以来，上海中产阶层白领人数逐渐达到了20万~30万之众，而且由小企业主、小店主、小商人、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等构成的中产阶层，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上海社会最为庞大的中间阶层。
当时上海中产阶层的现代性、内在的保守、谨慎以及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不仅成为当时还很封闭的中国社会的一道景观，更成为上海人留恋的集体记忆。他们不仅对当时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变迁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从根本上潜移默化地形塑着上海市民的性情、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这种影响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还会出现各种形式的“上海怀旧热”以重现那种“中产情结”。但令人遗憾的是，中产阶层当时短暂的辉煌如昊花一现，甚至没有留下更多的资料以供研究。
1949年以后，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使中产阶层基本上不复存在。在随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去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的同质性较强的状态。虽然这期间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社会差别，但在曲折中前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不断扩张的科层制国家管理机构等并没有相应的导致中产阶层的扩张。虽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存在着“类中产阶层”，但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其实已经销声匿迹。因为，其一，在当时的阶级斗争政治话语中，中产阶层基本上相当于“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不仅没有丝毫的社会地位可言，甚至成为整个社会声讨与嘲讽的对象，从而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其二，通过如撒列尼和倪志伟所说的“再分配机制”，
国家与社会在人人平等的平均主义理想中不断人为地抑制不平等与社会分层；其三，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使得不同等级层次上的社会中间层成为真正意义上不占有任何个人资源的“无产阶级”，这种“强国家弱社会模式”显然不利于中产阶层的生成；第四，社会结构近乎于僵硬的稳定，使得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都只能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内。第五，当时的社会分层基本上是按单一的政治标准进行划分的，这就注定是政治上的身份等级而不是其他形式的社会分化成为社会的中心。
肇始于1978年并在其后不断推进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社会变迁。在经济高速持续地向前发展的同时，社会资源的拥有和配置也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即出现了以前所没有的“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流动空间”，如此一来，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全新的变化，社会结构转型作为“另一支看不见的手”，通过家庭、企业组织、社会潜网等基本结构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原来国家单一的“再分配机制”日趋多样化。
如同“一战”与“二战”期间的美国新中产阶层、“二战”后至70年代中期的法国中产阶层和70年代至90年初期的韩国中产阶层一样，当代中国中产阶层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时期”。作为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特殊的社会转型过程的产物，在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由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外企白领、企业和组织的管理者、新兴技术行业的高收入者及自由职业者所构成的中产阶层群体步入了现代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世界，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这一时期学术界对市场转型期间社会分层问题的高度兴趣不相称的是，有关中产阶层的相关研究不仅匮乏，而且颇多争议。
翻阅20世纪90年代初的社会分层研究，仍很少见到有关“中产阶层”的讨论，从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至于1995年出版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里面虽然提到了中产阶层的问题，但却认为：“现阶段就业结构的置换主要是指‘农’转‘非农’，还根本谈不上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置换，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层’。中国稳定社会结构的目标应当是促成一个‘小康大众’。从中国的国情来说，它应当包括多数从事农耕和兼业的农业劳动者、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工薪阶层、所有职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普通的政府公务员以及各种拥有一定资产但自己也从事劳动的小业主。”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方面与新兴中产阶层的规模、背景、性质及其不确定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惯性认识与顾虑。客观地说，首先是大胆的商家而不是学者们让整个社会意识到了中产阶层的存在。正是商家的经济诉求使得“几乎一夜之间，‘中产’就遍地开花，阳光打在中产者的脸上，楼盘以中产者为目标顾客浓缩高品质生活，家居为中产者审美情趣推荐完美的生活艺术理念，夜店为中产者的生活态度设定有品味的独特风格，连报刊媒介者纷纷标榜自己与中产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们的中产，已远远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了。它是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财经理念，这群人就在商家和社会调查者的搅和之下，变得身份暧昧、面目模糊”。尽管没有人能准确描绘出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图像，但这丝毫也不妨碍这个舶来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目前成为一时间独领风骚的时尚话语。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产阶层在目前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更加凸显出来。
其一，中产阶层的社会特征决定了它将成为未来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关键。中产阶层的社会特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作为社会发展的受益者，他们是“政治上的后卫”，是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缓冲带”与“防震垫”；作为新兴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们是“消费上的前卫”，他们的消费激情是目前扩大内需与经济发展的强心针。其二，中产阶层已经开始具有社会与政治上的合法性。首先是社会分化的事实及趋势得到了国家的及时认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紧接着，中产阶层的发展也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文件中明确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中等收入者”一词虽然不能与中产阶层等同，但应该承认它们有大致相同的内涵。其四，一些研究者开始认为中国出现了一个新中间阶层，或者说“新中产阶层”。虽然对其划分标准、具体名称尚存异议，认为这一阶层发展还不成熟，但这种态度无疑是及时的、实事求是的。
回顾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在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结构变迁中中产阶层的形成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但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却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社会逻辑。第一，由于不同的现代化社会背景与发展策略，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如同欧美国家一样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生同样的变化，这样中产阶层的产生自然更多地受社会体制、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及其发展都是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导入的结果，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计划体制的痕迹。中国中产阶层的诞生经历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内趋式”道路，这一方面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残留下来的具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的行业的职工，另一方面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一批个体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家。此外，包括一些新兴股份制企业、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职工及专业机构的工作人员。另外一条是“外引型”道路，主要包括在外资企业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的中方雇员。
第二，体制变迁与政策变化不仅决定中产阶层的形成，同时还影响了中产阶层的规模、构成、分布，甚至还影响着这一阶层的未来。正如分析所指出的，1949年的变化使得这一阶层不仅缺乏社会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同时也失去了合理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环境，而1979年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这一阶层生成的重要环境。同时，相关的改革进程与公民参与次序也影响了中产阶层在改革后的发展。第三，除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大的体制变迁外，改革开放时期的不同政策也成为考察与理解这一时期中产阶层变化的重要变量。
如果说1992年以前的改革是所谓老中产阶层如私营业主、自营业者、个体户阶层的黄金时期，那么1992年以后则是新中产阶层如“白领”阶层、新兴的儒商阶层、自由职业者等群体的时代。第四，次第开始的各种改革影响了这一时期不同群体的命运，也影响到了中产群体内部的变化。国营企事业单位员工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优越的中产阶层群体成员，但随后命运各不相同。国有企业工人成为90年代末期国企改革的牺牲品，这一阶层迅速下降；
而其他具有垄断地位的国营单位如银行、电信、电力、烟草等行业则风光如旧。90年代末期开始的住房、医疗、教育的改革也成为这一时期中产阶层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节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及其构成：一项经验研究的认识
由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原因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整个社会心理态度，中产阶层长期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甚至剥削阶级，因此对于这一社会阶层的社会认同与合法性认可一直处于滞后状态。这种状况直到国家真正认识到了社会分层及中产阶层存在的重要意义时才得到改观，相关的研究也使得这一原本比较模糊、暧昧的阶层显现在整个社会面前。
中产阶层已经初具规模且呈现出良好的上升态势。一项全国性的大型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消费群。
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更是大胆预测，在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
这表明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一支开始引人注目的社会力量。
上述数字的差异表明，对于中产阶层的研究还很不够。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与需要来界定中产阶层的。而在学术界，学者们则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学术背景来理解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在统计口径不一致的情况下，出现统计数字上的差异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有关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中，最近期的专门研究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研究小组”在2004年3月进行的抽样调查。该研究采用随机生成的电话号码数据库抽样，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选择调查对象并进行全部问卷调查。
所有调查均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中心进行，调查的具体时间为2003年3月5日至3月18日，南京的调查中，为了更多选取足够数量的中产阶层样本，我们是在以前相关调查样本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在以前一些职业、住房、收入等条件比较优越的调查对象的电话号码前后抽取，严格来说已不能算作完全随机抽样，但其他城市均为完全随机抽样。
中国目前到底有多少中产阶层？这个问题继以前对中国是否存在中产阶层问题之后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但不同的说法差别很大。这主要不在于具体数量多少的变化，而在于具体界定标准的变化问题上。从有人说的3000万到比较公认的8000多万，甚至到数亿人将迈入中产阶层的说法多少都有各自的根据。我们在此无意去考证其真伪，但如果离开一个具体的界定标准来谈论中产阶层的规模和数量无疑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从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韩国等国的情况来看，界定的标准宽严不同，中产阶层的数量差别会相差几倍之大，这也说明标准的界定是必要的。
肖认为，我国比较发达的城市和比较不发达的农村并存的格局导致城市和农村两种区域中间阶层的状况不大一样。
一般而言，城市中间阶层的人数比重明显大于农村，发达地区中间阶层的人数比重明显大于相对落后地区。在城市区域，类似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中间阶层的成长速度要快于中小城市；
在农村区域，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中间阶层的成长速度要快于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情况可能看来是一种常识，但是缺乏具体验证。
